“读者李定中”的文章尽管措词激烈、火力凶猛，但毕竟不够权威，缺乏号召力。尽管7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七期，又用7页的篇幅发表了《萧也牧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叶秀夫）和《对小说〈锻炼〉的几点意见》（乐黛云），但依然掀不起批判的高潮。8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主编丁玲就亲自出马，发表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
建国初期，在文艺界人士（尤其是青年作家）心目中，北京有两个地方是必须注目的。一个是位于鼓楼东大街103号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一个是建国门附近的贡院西街22号的《文艺报》编辑部。这两个地方之所以让文艺界人士注目，是因为这两处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今后在文艺界的命运。而丁玲不只是《文艺报》主编，还是中国文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文坛上的显赫地位，几乎无人匹敌。从出任主编那一天起，她就把《文艺报》的职责看得很重。她在《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丁玲全集》第7卷，第271页）中就说《文艺报》是“集中表现我们文艺工作部门领导思想的机关，是文艺战线的总司令”，“从这里所发出的一切言论，就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原则性的标准。”丁玲之所以底气十足地以文坛“总司令”自诩，是因为她在毛泽东眼里，算得上一个奇女子。1936年底，毛译东曾赋《临江仙》词为赠：“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一生中，只为三个女性题赠诗词（另两首为1957年5月11日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和1961年9月9日《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丁玲远早于李淑一和李进（江青）。由此来看，昨天的“武将军”，今日来当文坛“总司令”，岂不顺利成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是毛泽东的的秘书胡乔木。1951年，由胡乔木提议，丁玲接替周扬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那时，周扬还没有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而是把精力放在文化部的筹建和成立后的工作上。胡乔木此举，显然是体现了毛泽东想以丁玲取代周扬的意图。因从行政隶属来看，文化部的工作是由中宣部指导的。当时虽然周扬是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挂帅文艺界，但是，中宣部的文艺处（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局）也同样是文艺界的一个领导机构，文艺界的工作是文艺处和文化部协调一起来领导的。据周扬女儿周密回忆，“从50年代初批《武训传》始，父亲开始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常常受到批评。对他这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来说，思想负担一定很重。”（《难忘父母情》，《湘潮》2008年第12期）所以，在此情况下，文艺界能紧跟毛泽东的思想的，就非丁玲莫属。究竟是让周扬继续执掌文艺界大权呢，还是由丁玲取而代之，在尚未拿定主意时，毛泽东曾找丁玲谈过一次话。关于这次谈话，丁玲后来曾向杨桂欣说起：
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青就拉下脸来：“你以为是我让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找，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来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杨桂欣《“丁玲就是丁玲”》，《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丁玲显然领悟到了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意图。不甘示弱的丁玲当然要想尽办法显示一下自己的行政组织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以证明她在文艺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文艺报》大张旗鼓地批判萧也牧的创作倾向，就是当作一场运动来搞的，丁玲动手写文章，就是“总司令”亲临一线指挥战斗，“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原则性的标准”。
《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丁玲是在颐和园云松巢写成的。建国之初，有关部门把颐和园内一些可住人的宅院分给中央的一些单位，供避暑、休息之用。全国文联分到两所宅院：云松巢和邵窝殿。云松巢坐落在排云殿与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是一所较大的宅院，正房5间，耳房两间。房前有一个很宽敞的走廊，走廊下边的院里满是松树。沿两侧院墙有遮阳的走廊，拾级而下可通正门。正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院，院子当中有一座假山，小院里种着许多竹子。这样清幽的环境自然很适合作家写作。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毛主席由罗瑞卿陪同游览颐和园，顺道来云松巢看望丁玲。那天，老朋友甘露（萧三夫人）也带着孩子来看望他们。据陈明回忆，当时天气很热，主席的衬衫都被汗湿透了。他赶紧让勤务员夏更起去买西瓜，主席随从警卫员也跟着去，抱回了四个大西瓜。大家边吃西瓜边谈话。丁玲向主席汇报她正在写的那篇《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并介绍了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基本内容。主席说，那是在吹他自己，作家捧作家自己。由此谈到团结、教育、改造几十万知识分子的问题。（张素华等：《毛泽东与丁玲－－陈明访谈录》，《丁玲研究会通讯》总第6期）夏更起也回忆说：“那天已经打好行李，正准备回城。忽然有两个公安部门的人来通知：过一会儿有中央首长来看望丁玲同志，请等候。我听到毛主席跟丁玲说：我现本不像在延安了，没有自由了，出来得向他（指罗瑞卿）请假。”（《丁玲年谱长编》第282页，王增如、李向东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不像延安时代那样“自由”的毛泽东，偏巧“请假”出来看望丁玲时，丁玲向他汇报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情况。由此，也就使她这篇与毛泽东有共鸣的文章仿佛成了尚方宝剑，所向披靡，更显出了她文坛“总司令”的神威。
这封信一开头，丁玲就说：“两个月以前吧，我曾收到你给我的一封信，希望我约你一个时间来谈谈你的‘创作’问题。这事我一直放在心上；可是当时有些事，接着我又离开北京到南方去。等我回来，就看到报刊上对于你的创作已经展开了批评，听说你还有些苦闷。那么，我就更觉得再细读你的作品，向你有些建议才好。趁着我这几天还没有动手做别的工作，我便又读了你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爱情》和长篇小说《锻炼》。”
显然，这信里说的“两个月以前”，就是“读者李定中”的文章在《文艺报》刊出之时。我想，如果当时丁玲能约萧也牧当面谈一谈，交换意见，达成共识，何至于要兴师动众把事情闹大呢？丁玲不是把萧也牧约谈之事一直放在心上，而是把批判萧也牧一直放在了心上。就连到了南方，都没有忘记在南京市文联所作的讲演中与冯雪峰遥相呼应，公开批评萧也牧：
（《我们夫妇之间》）没有真实地反映出我们的革命干部真实的本质，而是在拿革命干部出样相，让大家去鼓掌。所以这篇作品的重要缺点，就是在于不是写实际生活，而是游戏文字，玩弄技巧，讨好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把我们的干部小丑化，因此它是蔑视生活的，是不真实的。（《谈谈文艺创作问题》，《丁玲全集》第7卷第249页）
如果丁玲真想与萧也牧约谈创作问题的话，完全可以把他约到颐和园云松巢去好好谈一谈，然后再来写这篇批评文章岂不更好？可她就是不约萧也牧来谈，而是硬要把她的这篇批评文章当作公开信来发表。她这样做，自然是要显示她在文坛“总司令”的地位。她自己后来在《谈写作》一文中是这样回述的：“促使我写这封公开信还有一个原因，当时上海有人要把它拍成电影，大家把这篇小说捧得很高，我觉得这个倾向不好，不说不行了，才写了这封公开信的。萧也牧和我们很熟，关系也很好。在抬头湾的时候他还帮我抄过稿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些是他和另外一位同志帮我抄的。”给萧也牧的这封公开信，“一九七八年在山西乡下，曾重看过一遍，当时我跟老陈讲：我现在恐怕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了，我觉得这封信是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我是说他那篇小说的倾向不好。”（《丁玲全集》第8卷，第266、267页）
我们回过头来看，丁玲写这封公开信时，并不是“当时上海有人要把它拍成电影”，而是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已经在上海公映，有人准备将萧也牧的另几篇小说也拍成电影。同时，也确实如她所说，“大家把这篇小说捧得很高”。但她怎不想一想，萧也牧进城后的这几篇小说为何会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赞赏呢？萧也牧能写出这样的好小说来，作为早已与自己熟识、关系也很好的同志，应该为他创作上取得的新成就高兴才是，即便有一些不同看法，也完全可以在见面时善意地交换一下意见嘛，何必要借自己主编的刊物，对他发起一场超越正常文艺批评范畴的批判运动呢？且看她这封“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公开信是怎么写的吧－－
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做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不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前进，因此陈涌同志有了对你的批评。这是非常好的。当然，陈涌同志很谨慎，他的确还没有击中你的要害，但跟着，许多读者也对你有起批评来了，不管这些批评有没有说透彻，但热情地关心这些问题，这对于你，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也更觉得有责任来发表点意见。
看，丁玲说陈涌的文章没有击中萧也牧的要害，是只批评萧也牧个人创作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而没有从全局的高度，把萧也牧上升到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的代表人物来加以批判。也就是说，她认为这是一个举什么“旗帜”和谁来举“旗帜”的重大原则问题。她亲自出面写封公开信，指出《我们夫妇之间》代表了“一种文艺倾向”，显然是要表明，她是坚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的旗手！
在信的末尾，丁玲的口气变得更加严厉：“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那些属于你的读者，也会有些变化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请注意，丁玲最后用的不是“批评”二字，而是升级为“批判”了。此后的事实证明，像她这样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一篇作品，而且由此论定作者的思想感情好或者坏，阶级立场对还是错，就成了一种文学评断的惯例。对作品的批判，最终必发展到对作家的批判。由于政治运动接踵而至，诸如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1957年的“毒草”，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海瑞罢官》……无不是从文艺界点燃导火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奇特现象。首当其冲，便是许多有才华作家的创作生命被扼杀，甚至陪上了性命。正如王蒙所说，“把丁玲当外路人是不公平的，她的一生被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例如她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就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但主要是被伤害过”。（《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而此后丁玲所遭受到的伤害，岂不是与她伤害萧也牧是一个路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