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即荷马时期，当时就将善于辞令、能言会道作为一种极有价值的能力，为人们所称道。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的城邦制确定以后，在公民大会及各种议事会上发表演讲是很重要的政治活动。谁在发表演讲中口才好，就能挫败政敌、取得民心，得到他们的支持。及后，各城邦间有了摩擦，产生纠纷，就要有人去游说。另外，在希波战争中，各城邦间出现了类似使者的活动。大多数的使者要进行游说，必然是能言善辩之士，他们之间唇枪舌战，极其类似域内春秋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当时不少的智者都担任过这样的角色。由此可以说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发展及各城邦间的交涉乃是促使修辞学发生、发展的原动力。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也就是苏格拉底青壮年时期，那时修辞学已经成为一门极为重要的技艺和学问了。在古代，希腊人将修辞学看作一种技艺、技巧，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持这样的看法。人们，含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认为修辞学并不是知识，因为饱学之士，也就是知识丰富的人，口才不一定就好，口才可以经训练而获得。修辞学和其他技艺一样，也是可以经过传授、训练而获得的。于是就出现了传授这种“说话的技艺”，即修辞学的人，也可以说是修辞学家。从发生学的视角审察，上面已经说明修辞学出现的各种因素，但是谁是创建修辞学的首位学人呢？在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公元二三世纪的传记作家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在他的《哲学名家生平纪实纪闻》第8卷第57节中记述道：“……亚里士多德在《智者篇》中说恩培多克勒斯是修辞学的创始人，正像芝诺是辩证法的创始人一样。”遗憾的是亚氏的《智者篇》已经散佚，未能传承下来，不能核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另一著作《修辞学》中提及与恩培多克勒同时代的另一位学人科剌克斯（其鼎盛年代为公元前467年），说此人撰写过一部《修辞术》，传授别人如何辩驳。科剌克斯拟定出一些规则，例如在受伤害别人指控时，如果此人是一个弱者，就说：“我比他体弱，能够伤害他吗？”如果此人是强者，就要这样说：“难道我是一个傻瓜，会去伤害一个弱者吗？”这就是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一部《修辞课本》（第2卷第24章）。科剌克斯是西西里人，修辞学这门技艺不是在雅典，而是在西西里生发出来的。这与当时西西里的环境有关，因为在这不大的区域里，古代希腊人建立了20个城邦，各自间有聚合，也有摩擦，所以这种“说话的技艺”能起到纵横卑阖的作用。因此，修辞术首先在西西里生发，然后才传到雅典，是自有其原因的。
上面谈到古希腊的智者、修辞术及修辞学等，还必须谈谈当时希腊人所重视的“德行”。关于“德行”，在这里就是指处理私人事务及政治事务的能力。智者的出现，就是迎合大众有学习并获得这种德行的需求。智者就是传授德行的教师。普罗泰戈拉斯等智者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要具有论辩的才能。所以智者主要传授的是有关文词的修饰。这就是修辞术或修辞学。它是一种以“德行”为本质，运用巧妙和雄辩的言辞使人信服的学问。普罗泰戈拉斯等智者认为，教育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功能，就是培养有关诗句、言辞及说话技艺方面的才能。所以，投身在智者门下经他们教导出来的政治人物，是不具有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的，甚至还弄不清真理为何物。他们所追求的就只是“言之成理”，也就是强词夺理罢了，只要大家说不过你，又何必管什么是非黑白呢？
苏格拉底却与这些智者不同，他明确地认识到，如果忽略了事实，只是孤立地钻研“说话的技艺”，是与哲学的精神不相符的。智者们与人辩论时，总是处心积虑地迷惑对方，使对方陷入圈套。要是这样做行不通，就换一种手法：或是用声势来吓唬人，或是用华丽的词藻，生僻、闪烁的文词，使对方听了感到不知所云无法对答。苏格拉底却不是这样，他的态度十分平静，温文尔雅，所用的言辞都很平易，而且言简意赅。他就是这样和别人讨论的。苏氏执信，通过辩论及省察能探索出真理。苏氏所提出的辩证法也基于此。
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智者应运而生。他们的出现使某些人的思想和行动得以磨练，哲学思维也因此从天上，即自然哲学，回到人间。因此，智者的功绩在思想发展史和哲学史上是不可埋没的。所谓智者，按语源剖析，其中就含有“使知识的功用变得更好的学人”。对智者的这一作用苏格拉底是了解的，所以苏氏也说智者是“使人变得更为聪明的学人”，或是“教育与指导他人的学人”。但是，苏格拉底也审视到“知识本身也有可怖的一面”，如何传授与教导是关键的所在。那些盲从与无识别能力的人是不适于投身到智者的门下的。
智者与苏格拉底有其相似的一面，即他们已着手探索人类的心灵、灵魂等，但彼此间所采用的方法及所持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当时也出了几位自然哲学家，如阿那克萨戈拉斯、恩培多克勒斯等，他们都是按照传统从事自然哲学研究的。但是智者则不太注意宇宙万物的事情，他们所着力的是人际间关系等问题。由于智者对当时的时代要求及走向十分敏感，所以能顺应潮流，如含贬义，他们是见风转舵，研究自己的进身之道。从智者的视角来审察这一问题，知识和辩论都是有用的事；传授知识及说话的技艺，并由此得到报酬，对于授与受的双方都是利益均沾的。
智者除了上面所论述到的各方面之外，还有一处明显的功绩，就是他们在论辩术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首先立头功的是普罗泰戈拉斯。普氏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是——任何命题均具有相反的两种论断，论辩的目的及主要的技艺即是如何使弱方的论证变为强有力的论证。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在其《哲学名家生平纪实纪闻》第9卷的第51节中写道：“普罗泰戈拉斯首先提出任何一个命题都具有互相反对的两个逻各斯，他使用这种方式进行论辩因而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人。”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又说道：“而且在他（普罗泰戈拉斯）的辩证法中，他忽视词义而追求华丽的词藻，许多证据表明他是全部论辩术的始祖，因此蒂蒙说：‘普罗泰戈拉斯是全人类的缩影，我以为他是文字战方面的能手’。他又是最早介绍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的。可惜的是，普罗泰戈拉斯本人没有留下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所有这些只能从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斯篇》及《泰阿泰德篇》中才可以窥视到些须缩影。”
苏格拉底研究人类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个人现实的物质享受，他对生活的舒适与否是不太关心的，对是否能在国家社会中崭露头角，苏格拉底并不在意。苏格拉底年轻时曾执信阿那克萨戈拉斯所主张的“理性为万物种子”说，并作了进一步的钻研，继而，苏氏又对此表示失望，而且放弃了研究自然，专心探讨人类，并由此创建出一套自己的“辩证法”。苏格拉底对“得尔菲的神示”永铭不忘，并以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为己任。
3 思想与精神
所谓思想，即是指内心所萌发出的念头。它是诞生于生活中，而且是指引生活和行动的观点。通过思考由此产生的意识，这也是一种思想的表达。这样，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变化、升华的可能性。精神和思想密切相关联的，难于截然分开。当然，思想与精神是对人而言的：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及一般心理的状态。
对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进行探讨，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他的思想及精神由何而来，这对他的思想及精神的形成是起主导作用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及精神屡经思考、修正、充实与发展，最后才定型。这就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苏格拉底的那份面目。苏氏是一位具有十分成熟“自觉性”的学人及思想家。他本人将自身的这种“自觉性”视为一种思想，使之更臻自觉，并将这份自觉看作一种使命。什么是使命呢？一般地讲，就是所给予的任务，并令其完成。如果一个人被任命为使者，就一定要赋予他一项特定的任务，让他完成。发出任命的人，一般来说，在地位上及其他方面都要高于受命的人。对苏格拉底，则是神示所给予的使命。神示来自阿波罗神，苏格拉底就是阿波罗神的使者了。
苏格拉底将自己已经成熟的思想及精神看作自身的“天职”，而这一“天职”又与苏格拉底的“赴死”密切相关。苏格拉底最终以一死完成使命，贯彻了他奉行的原则。
4 阿波罗神的使者
苏格拉底的门人开瑞丰赴得尔菲阿波罗神处祈求神示，神对开瑞丰所示为“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再有，苏氏参加过三次战斗，每一次都有“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向他发出指示。所有这些都赋予苏格拉底以使命，这些都是神赋予的使命，亦即阿波罗神所赋予的使命，苏格拉底本人就是“阿波罗神的使者”。
苏格拉底在执行阿波罗神赋予他的使命时，第一件事就是使那些自诩知识丰富聪明绝顶的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为什么苏格拉底要唤醒人类的“无知”呢？答案是因为苏氏对“灵魂”持有独特的看法。什么是“灵魂”？苏格拉底创立了有关“灵魂”的概念。这一概念受到俄耳甫斯教的影响。这一宗教给灵魂所下的定义是“一个永生不朽的个体，并具有‘神性’”。该宗教认为，只要人类能按该教礼仪立身处世，灵魂的神性就能得到恢复，并得以永生。关于“灵魂”，苏格拉底认为它具有俄耳甫斯教所认定的重要性及不朽性，并且还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一种精神，我们当以此为凭据来断定我们自身的智、愚、善、恶等”。由此可见，灵魂并非鬼魂，而是一种自觉的人格力量。因此，苏格拉底一直强调，要“照顾灵魂，使之臻于至善至美”。苏格拉底所声称的照顾，与俄耳甫斯教所主张的“照顾”不同。按俄耳甫斯教义，“照顾灵魂”即是“按道德、礼仪行事”；而苏格拉底所认定的“照顾”，则是培养理性，使思考与行为都能合乎理性。基于此，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人们若能够对自己所作所为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这就等于尽到了照顾灵魂的职责。苏格拉底所创立的这一观念，由于在基督教创立后，它日益为泰西人所接纳，并且成为欧洲思想界与学术界的传统。
实际上，国家的法制也是在不断修订、变化、发展的。在当时，苏格拉底虽然没有违反雅典的国法，但却认为他的思想都触犯了雅典的法律。实际上，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并未违反雅典所制定的法律的规定，更谈不上破坏了法律的规定，但他的思想与精神却超越了当初的那个时代。所以，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在当时受到抵制，并由此招来祸殃，于是他的思想与精神在传统中沉寂了，但却在人们大众的心中继续生存着。苏格拉底在他的“申诉与辩护”中曾强调，他自己的思想与精神要以灵魂不死的形式来表现，这是因为思想与精神是不会死亡的，将永远生存下去。这样，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未能消失，生存下来了，并且得到了发扬光大。
5 以马虻自命
在法庭上，苏格拉底的“申诉与辩护”有这样一段话语：
“……雅典人啊，我现在的申诉与辩护远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某些人所想；而是为了你们，使你们不至于因为处死我而辜负了神所赠的礼物。因为，你们如果置我于死地，就不容易另外寻找到像我那样与本邦结下不解之缘的人，用粗俗点逗乐的话说，就像马虻粘在马身上那样，品种优良的马由于懒惰肥大起来变得有些迟钝，需要马虻刺激；我想神将我安排在此邦，就含有这层用意，让我随处追随你们，成天对你们每一个人提醒个不停、屡加劝告和责备。诸位，遇到这样的人并不是容易的，你们若是听我劝告，留下我吧。就像把睡眠中的人唤醒那样，你们兴许会恼我，甚至会打我，听信安倪托斯的话，轻易地处死我，从此，你们的余生过着昏昏沉沉的日子，除非是神关怀你，给你们另外再派一个人来。我这样的人是神送给此邦的礼物，在这方面你们是见得到的，有关我自己身家的一切事务，多少年来我经常是把它置诸脑后，而总是不断地为你们忙碌着，……”
苏格拉底上面的一段话语是出自一种强烈的感觉，因为他感到自己“像马虻一样”。他把雅典比喻为马，自己就紧紧跟随在它身边，像令之厌烦的虻。与苍蝇有点像而体积比苍蝇大的虻，是一种昆虫。这种昆虫可以附在马身上或牛的身上叮它们，吸它们的血。所以这种昆虫既可以称为马虻，又可以称为牛虻。作为虻，要是附在马或牛的身上时间太长，就有被马尾巴或牛尾巴扫落的可能，因此送了命。虻本身对此是无所知，而苏格拉底以虻自喻，他是知道有被扫落因而送命的可能。但苏氏明知作为马虻存在着生命危险，但他仍旧紧紧附在马的身上，决不离开。为什么苏格拉底这样做呢？这是他在执行他的使命。马虻吸马血以生存，对马是有侵扰的，有如蚊吸人血，有时是会把人从睡梦中弄醒的，苏格拉底的行为就有类似的结果；苏氏就是要使雅典人明白自己无知，以此警示他们要照顾自己的灵魂。在“申诉与辩护”中苏氏将自己比喻为虻，他自己知道，虻必然会因叮马而死，而受叮的马总有一天也会死亡。而苏格拉底深知，只有思想和精神将永存，不会消亡。“马虻”是苏氏的自喻，还有些学人将他比作“带电的鲟鱼”。有些人说苏格拉底像海里扁平的电鲟鱼一样，凡是与他交谈的人，最后都会被他提出的问题麻痹，以至于对所提的问题全都不能回答，由此暴露出自身的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