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贝多芬的情况是很难以捉摸的。
维也纳的佳肴和钱财于贝多芬而言已成为普通的事了。从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他的咒骂，他还习惯于在不快乐的时候猛力地拍桌子，这都是他有了钱以后才有的发泄行为。贝多芬真是太活跃了，差不多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和几个朋友一起一面喝酒，一面谈笑的情形。他时常在里区诺斯基、劳勃高维兹和雷苏莫斯基的家中出现；音乐厅则是不大去了。妇女们对他的兴趣也在日趋增加。他会将衣服穿得很整齐以取悦自己，他的结婚的念头又日甚一日了。但他又时常感到悲哀，假若他所期望的收入一旦失去之后，那情形又将怎样呢？他希望结婚，正如同任何一个普通的男人一样。他曾经发过誓，他的收入一定要达到能够维持一个妻子的正常生活时才结婚。可是，他又想到，万一遇到战争或日常的不幸事件的发生，没有谁来光顾那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音乐时，他怯懦了。看来，贝多芬患得患失的感觉是太强烈了，使他永远不能满足。
贝多芬的婚姻能否像他个人理想中的那样美满、快乐，实在是一个疑问。有许多情况都可以成为他不能结婚的原因。比如：贝多芬突然会从他的房间中消失好几个小时，午饭也不回家吃；回家以后，却又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会见任何一个人；或是风尘仆仆地走在维也纳和巴登道上；或是突然地离开了他的寓所而直奔匈牙利。
这几年中，贝多芬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爱护，名誉包围了他，人们尊重他，其基本的原因是他不断地有交响乐曲创作问世，还有四重奏、奏鸣曲等，并具有坚定的信心、敢于冒险的思想和永不枯竭的力量。
贝多芬一生中音乐对他的吸收力是无比巨大的。对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他一拿到手就都想要，甚或显得有些贪得无厌。他听音乐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耳朵凑上去，像是想吞下海顿、巴哈或莫扎特的作品；若有可能，甚或要用手去碰碰它。他所作的音乐，在当时是咒骂多于称颂。他贪得无厌地读着古代作家的作品和现代的诗句，那并不是为了文学上的颖悟，也不是为了言语上的美丽，不过是为了收集一些故事、戏剧和贵族们的观念。在这些东西中，他时常搜寻歌剧的题目。诗句对他也是很有用的，不但能配在歌剧里，而且还能用在启迪乐思方面。
贝多芬的一位医生经过了长久的调查，终于完成了一个报告，称：贝多芬曾经染过性病，问题就在于他是何时才传染上这类疾病的。但是，这个原因终究不能探察明白。
该报告接着议论说，贝多芬的耳聋一病的起因可能就是性病，但也不能完全确认这种说法。
1826年，第·哈伐赛公布了一份备忘录，他相信是贝多芬在1819年写的，贝多芬的意思是要一本“关于所有性病的知识和医治的书籍”。西奥道·冯·弗利梅尔在1812年也说过贝多芬“有一种不知名的疾病”。佐治·格鲁夫爵士写道：从尚耶那里得到的可靠消息说，贝多芬是有过这种病。而这消息又是尚耶从贝托里尼医师那里得来的。
还有一件关于两张药方的事，但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资证明。在贝多芬去世以后，贝托里尼便将这两张药方毁掉了。这药方开出的日期大约是在1806—1815年间。那时，贝多芬与贝托里尼有着深厚的友谊，医生当然有将它毁掉的理由。贝托里尼慎重地处理此事，能够得到别人的敬重，但因为他这样做了以后，遮掩了事实的真象，迷惑的种子招来了更多的猜疑和过分的好奇。欧内斯特·纽曼在“无意识的贝多芬”中说，贝多芬在严重梅毒的威胁之下，产生了“不健全的性迷惑，”因为从“1796年直至他的生命终结之时，他没有亲近过女人”。
结论是有趣的，但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证实这个假说。谈到他患性病已有30年历史，但是没有理由可以说他患的疾病一定是梅毒或不可医治的。假设他患的梅毒的话，他的听觉也就因此病的侵袭而丧失了，可是他仍旧企图结婚足足有四年之久，正式提出来至少也有三次。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一定知道的——不必再听信其他医生的传言。
贝多芬的音乐艺术是爽直而富有朝气的，绝不似社会上的无赖。他的理智又很健全，所以直至如今，这个问题仍是一个谜。
贝多芬的艺术思想是那么的高尚，纯洁而美丽，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高傲自大。他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上至大主教，下至普通的平民，绝无例外。据观察，他的高傲自大的态度是维持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地位所应采取的态度。他不喜欢处于防御的地位，费迪南·兰兹常避开贝多芬的直接发怒。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那任性的强横。这也是他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大约是在1804年，贝多芬为华尔特斯坦作了一首奏鸣曲，但在出版的时候却将它分了开来。“当贝多芬第一次弹奏给我及我们的朋友克伦福尔兹听的时候”，兰兹写道：“它使我们非常的愉快，而且吵着要他再弹奏一遍，他答应了。在归家途中，我经过里区诺斯基家的门口，跑了进去对王子说，贝多芬所作的一首曲子真是清新明丽。听罢，王子叫我将所能记得起来的乐曲弹给他听，叫我弹了一遍又一遍。就这样，王子也学到了此曲中的一部。为了让贝多芬吃惊，次日，王子就去见贝多芬，并说自己作了一些曲子，似乎不难听。贝多芬说不想听，王子则不管这些，坐了下去弹出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贝多芬听了大为发怒。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从此以后我再也听不到贝多芬预先为我弹奏他的作品了。”
虽然贝多芬非常喜欢小孩。但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他仍不能做到“仁慈”一点。有一次，兰兹离开他而去了西里西亚一趟。回来时，兰兹正碰上他剃胡子，两人因久别而施亲吻礼，兰兹的脸上也粘上了肥皂泡，两人就相互大笑起来。但是当贝多芬演奏他的歌剧《菲岱里奥》给他的一群朋友听的时候，兰兹却被严厉地拒之门外。
有一个朋友也同样因此而险些铸成大错。此人有一次弹奏他自己所作的一首进行曲，当一位有地位的夫人要知道谁是作曲者时，这人答道：“这是贝多芬新近作的一首进行曲。”夫人立刻就说此曲非常的美。日后，贝多芬在场的时候，这位夫人为他的“新进行曲”而表示祝贺。“什么新进行曲？”贝多芬听了，立刻就起了疑心。这位夫人就叫那开玩笑的人再弹了一遍。他便立刻向贝多芬打了一个招呼，告诉了他自己所讲过的话。贝多芬正要发怒，但望着眼前的这位有身份的夫人则又不好意思；突然，他哈哈大笑起来。
贝多芬在贵族的住所内对有地位的人，喜欢毫不留情地进行嘲弄，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一次，贝多芬到里区诺斯基在西里西亚的别墅去，在那儿有一群法国军官。他们要贝多芬演奏一些曲子，也许是希望贝多芬给他们弹奏新作的奏鸣曲。但是，贝多芬不乐意为他们弹《悲怆》奏鸣曲，他对法国军官没有好感，甚至于对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亦是如此。贝多芬说，我不是任何人的仆役，更不是任何人命令我弹我就会弹的。那些法国军官恐吓他说，若不为他们弹奏一些曲子的话，就将把他禁闭起来。贝多芬就跑出了这间房子，尽管天色已经很晚，还下着很大的雷阵雨。他独自走到了屈劳伯，然后乘车尽快地返回了维也纳。里区诺斯基不久之后也就原谅了他、忘记了此事。
贝多芬和司蒂芬·冯·勃朗宁的友谊是长久的，但也不可能不发生任何争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司蒂芬有缄口不言的习惯和特殊的忍耐心。1804年，他同贝多芬因他们的共住寓所而发生了争执，尽管朋友、亲戚们作了调解，但毫无收效。不久，勃朗宁以为纠纷已经完结了，便要求恢复他们之间的交往，并在没有得到贝多芬的认可时让兰兹作调解人。贝多芬给兰兹写了一封长信，作了一些自责，尽管争执已是七个月之前的事了。贝多芬在给兰兹的信中又提及此事：“在许多事件中，我能够隐蔽自己的感觉，但是当我正在烦恼，特别是使我容易发怒的时候，我所发出的暴怒，其程度会比任何人都厉害。”
按照兰兹的说法，司蒂芬没有得到贝多芬的谅解。差不多过了一年，他们又偶然相遇。贝多芬就写了一张纸条给司蒂芬，要求恢复两人之间的友谊。“让我们将那件不愉快的事永远埋葬，我亲爱的司蒂芬，我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又做了些什么？我知道我伤了你的心，我内心的痛苦也是难以想象的。它已责备够了我；我觉得你并不坏，不，假使我再如此，我将不值得成为你的朋友了。这都要你宽大为怀，而不是我。‘猜疑’不应当再存在于你我之间，我忠实、亲爱而华贵的司蒂芬！请你原谅我所给你带来的创痛，我也非常地难过，自从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以后，我第一次觉得你的心是多么的仁慈而今后也不会有所改变。”
“我敢确认你在不久的将来会回到我的怀抱里来。”
能够了解贝多芬个性的人，只要等待他的暴怒过去即可相安无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如此。有如暴风雨过去后的平静一般，贝多芬也在大发脾气之后又恢复热情、高贵而又可爱的常态，彬彬有礼，极富耐心地回答一切繁琐的问题。陌生人看见了会感到惊奇——这样的一个“恶人”，会如此诚恳而亲切地接见自己！
当然，有一种情形又另当别论。若有某位不识相的来访者，在贝多芬整个身心被音乐所占据的时候进入他的房间的话，毫无疑问，他将被毫不留情地赶了出来。
当贝多芬坐在钢琴旁的时候，他会忘记自己的所在，在许多宾客之前忘乎所以：不取下头上的帽子，口中时不时地发出“啊！”或“呵！”的声音，把钥匙拿在手中敲打。在他为吉丽达和茜丽萨独奏一段极缓慢的音乐时，贝多芬会不再弹奏那种平时易于为人所领悟的音乐。这音乐恐怕是从他自己隐密的内心中所发出的，甚或是梦境中最强大力量的反射。
1809年1月里，贝多芬住在匈牙利安娜·玛丽·埃柏特伯爵夫人的家里。她也是贝多芬的忠实支持者，并且每年付给他相当的薪俸，以使他有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她只有29岁，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小女人”。
伯爵夫人请他来别墅中居住，而贝多芬却是永远地在变更着住所。他是一个单身汉，无须顾虑一切，他一觉得不舒服或跟房东吵了架就可以立刻搬家。他对于仆人的问题最感到头痛，便雇佣了一对夫妇来照料自己的起居。
贝多芬在埃柏特住了两个月之后，他和佣人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伯爵夫人用金钱的方式想保持他们的平静相处，但没有什么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