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6月，贝多芬在巴登写道：“我为了卡尔差不多气愤得要生病。我实在是不希望再见到他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里，卡尔失踪了几天；贝多芬闻讯，立刻就赶到了维也纳的舒里默家中。卡尔不在那里，贝多芬就留了一封信：
“我的宝贝儿子，不要跑得再远了，请回到我的怀抱里来，我不会向你说一个粗鲁的字。啊，上帝，不要让卡尔向毁灭的路走去……卡尔，你归来，你将受到像从前一样的爱护。请静心地思考一下吧，想想你的将来。我决不苛责你，因为我知道它现在已不会发生效力了。从此以后，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将是谨慎的保护，但你必须归来，回到你父亲真正的心里。为了上帝，你今天就得返家，然后你会知道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快归来！速归来！”
贝多芬在6月间所写的一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是：“你是我最亲爱的、仅有的孩子。”至少，像卡尔这样的人是不能与贝多芬作品德上的比较的。“我不预备耗费得太多，”贝多芬写道，“以备供给世界上的一个‘普通人’。”写下这样的言语是最令人伤心的。贝多芬的活力受到了卡尔这样一个人的压迫让人不可思议。贝多芬的崇拜者都说，像卡尔这样的人是不值得贝多芬去宠爱的，他个人的创造力和健康都将因为卡尔而受到损害。
贝多芬作为伯伯，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被这个侄子占据了。他密切注视着卡尔的一举一动，并加以适当的约束，因为卡尔毕竟还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大孩子。
经济上不让卡尔独立，让公众的舆论和法庭的规则来保护他，又加上贝多芬的长辈之爱，这些，反而使卡尔深感痛苦，卡尔产生逆反心理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位20岁的青年人善于用甜言蜜语骗人。他公开地表示仇视孝顺和尊敬。但横在他面前的是严格的管制。卡尔在自己的谈话录中写道：“假使你觉得我是骄傲的而继续不断地骂我有一小时之久的话，这至少不能使我的痛苦的感觉转到好的那方面去。我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可鄙。我可以保证：在你这个‘家伙’当着大众的面向我攻击的时候，我感到了痛苦。在5月间所失去的80弗洛林，我在家里仔细地寻找之后会还给你的，毫无疑问是可以找到的。若我读书而你在这里的话，那我就不能在这种骄横的空气中生活。因为我不喜欢在工作时对我有什么批评，而现在你却正是这样做的。”
卡尔一意孤行，有时还会突然大发脾气，好像已传染了贝多芬那难以驾驭的脾气一般。有一次，他又被伯伯抓住了，他当时正在无理取闹。但在大部分时间内，他是孤独的，只能顾影自怜。
贝多芬看到这些字条后，就写下了如下的句子：“若没有别的理由，你至少得服从我。你所做的一切，都可被原谅和忘却，请不要走上让人不快的路。那样，将缩短我的生命。每天，不到深夜3点钟，我是不能入睡的，因为我整夜地咳嗽。我深深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不再错怪我，而我也将热烈地拥抱你。我也知道昨天你所做的事，我希望在今天下午1点钟见到你。再见！”
“你忠诚的父亲，一定要来的，不要使我的心中再感到难受了。”
贝多芬心中对卡尔的爱是如此之深，但却又被侄儿无情地蹂躏着，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顽固的卡尔只给贝多芬带来痛苦，恐怕他不再在理想崇高的伯伯的管理之下生活了。或许卡尔与母亲在暗中已相互达成了一个谅解，或者因零用钱不足而负债，甚或是性的饥饿促使他这样做。卡尔的这种行为是可恶的。这一切可能影响到贝多芬的名声而受到大众的诽谤。
到了1826年7月末，卡尔已暗示贝多芬，他已能自己毁灭自己了。贝多芬听了，惊惶不已，便立刻赶到霍尔兹家，带上他同去舒里默家中。舒里默安慰了贝多芬，可卡尔却仍然在威胁着贝多芬。
舒里默反复地盘问卡尔前段时期的有关情况，注意到了他所欠的债务，但卡尔对此却什么也不愿意谈，只说是因为某一特殊的原因而决定去做的。
有关此事的记录保存在舒里默的记录中：“我发现他在胸部放了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并且还另带了子弹和火药。我可以告诉你，他可能将这些东西用在他伯伯身上。手枪保管在我这儿，待他冷静一些之后再商议。否则，他会感到痛苦的。”
霍尔兹询问卡尔，卡尔冷冷地回答道：“这样做，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假使今天我不能摆脱你，今后，我还会有另一次机会的。”
舒里兹又找到了另一支手枪。霍尔兹向贝多芬指出，并责备贝多芬让卡尔避开了自己的视线，他们是不可能每分钟牢牢地看管住卡尔的；假使卡尔是如此的顽固，则任何一种手段他都可以采用的，假使他没有一支手枪，那他就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
贝多芬在谈话录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卡尔自己在堕落了！”
他们一同来到了尼迈兹的家里。贝多芬一反傲气十足的习惯，十分谦虚地向自己一度咒骂过的这个青年人提问，请教采用什么方法，才能赢回卡尔的信任，但是，他们失败了。
贝多芬和霍里兹打算到警察局去，请求采用强制性措施。当他们正在商议之时，卡尔就看准机会溜之大吉了。贝多芬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寻找他，直到第二天清早，仍是一无所获。
卡尔跑进了一家典当行，当掉了他的手表，买了两支手枪和火药，子弹，乘上马车，赶到了巴登。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坐在一所空房中写信。他写了一封信给尼迈兹，还附了一张给叔叔约翰的字条。
次日，卡尔沿着贝多芬平时所习惯走的路线，经过了海伦尚尔到达了劳享斯坦。这地方很合卡尔的意，于是他将两支手枪都装上了子弹，将枪口抵在太阳穴上，扣动了枪机。砰！砰！两声枪响震动了山谷……
一位驾马车的人在这个美丽的夏日的早晨，赶着马车途经此地（这天正是7月31日或8月1日），眼见着一个年轻人躺在长满青草的小丘上，头发和面部流满了血。这年轻人还有知觉，并从口袋中摸出了他母亲的地址。
驾马车的人赶紧将他抱上马车，驾车飞速向维也纳跑去。
贝多芬听到驾车人的通知后，赶到了卡尔的母亲家。卡尔静静地躺在床上，头发上仍有着丝丝血痕。他们还没有请来医生。
卡尔的母亲相信子弹仍停留在卡尔的头骨中。贝多芬急切的问询更让卡尔反感。
“既然已经这样做了，那就只有动手术才能治疗他；假若史美泰纳医生在的话，就不要责备我，我要请他为他想办法。”贝多芬说。
随即，他写了一个字条给史美泰纳医生：“一桩极大的不幸发生在卡尔的身上，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我希望他能得救，请你赶快过来。卡尔的头上有子弹，你将如何办呢？只有赶快过来，为了上帝，你赶快来。”
卡尔仍躺在母亲的家中。霍尔兹拿了字条，赶快去了史美泰纳医生家。但另一位外科医生赶来了。
卡尔朝自己开枪、使用手枪是外行。有一支枪射出的子弹根本没有打中他，而另一颗子弹虽是打中了，但只打破了皮肉，却没有击穿头骨。
显然，卡尔是决定要自杀的。但当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对着自己的头颅举起手枪的时候，他产生了片刻的犹豫。也就是这片刻的犹豫而生发的直觉使他恐惧起来，手指也变得僵硬了，因而未能完成自杀的计划。
当贝多芬离开之后，卡尔说：“只要不听到他的呵斥，只要他不到这里来，什么都行，怎么样都行！”
他不愿意听到有关他伯伯的一切。他还威胁大家说：“若有谁再提到他的名字，我就撕去头上的绷带。”后来，在问及自杀的原因时，他说：“厌倦了生活……不愿再过这种牢狱似的生活。”当警察问他的情况时，他说是“因为伯伯太使我痛苦了，因为伯伯要我学好些，而我却变得更坏”。
警察局受理了这桩案子，因为在当时，自杀是犯罪的。贝多芬发现卡尔曾经偷过他的几本书，并卖了出去；卡尔也很惧怕因这一原因而判他一个双重罪。
朋友们在为这一对冤家似的叔侄想办法。
司蒂芬·冯·勃朗宁是军部的秘书。他提议让卡尔去当兵。若加入军队之后，卡尔就可以不受到维也纳和警察局的管制，保护权这一恼人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为治好卡尔的伤，需要找一个好地方；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也不见别的人。贝多芬终于接受了约翰的邀请，到他在格尼逊道夫的夏季别墅中去；而在从前，贝多芬曾经多次拒绝过他的邀请。
贝多芬厌恶格尼逊道夫别墅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与弟媳妇打交道。
在林兹，她曾经一度被贝多芬撵走过，甚至有一次，他几乎叫警察来驱赶她。那是1823年的事，她的丈夫正病重，而她却公开和一个军官挽手并行。辛德勒将此事告诉了贝多芬，但话却可能讲过了头：“这女人在她丈夫病重时，却将自己的情人带进了家中，公然在丈夫面前开玩笑，捉弄他，然后离去，只剩下生病的、愤怒的丈夫在家中。她还常常如此。”
贝多芬实在是难以接受这样的女人。他要求约翰同意并保证这女人只能以女佣人的身份出现在别墅中，他才动身到格尼逊道夫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