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和侄儿卡尔终于在12月1日早晨动身了。他们的运输工具是租来的。贝多芬认为这种车子太旧，只能用于送牛奶，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破旧的车走得很慢。他们只能在沿途的村庄里过夜。贝多芬睡在没有一点热气的车上，欧洲冬夜的严寒在侵袭着、摧残着他的躯体。
到了半夜，贝多芬“第一次有了生病的征兆，一阵接一阵地剧烈地咳嗽，而且口异常的干，体内如刀割般的痛。他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睁开双眼等候着白天的来临”。
白天，车走了近十个小时，到傍晚时分，才回到舒怀顿在兹斯板纳的寓所。卡尔将他扶下车的时候，贝多芬已明显地显得身体衰弱、精神颓丧了。
辛德勒不赞成由卡尔照料贝多芬，因为这侄子缺少仁爱之心。据说卡尔在离开贝多芬的病榻之后，就终日泡在弹子房里，也不再去找医生。会谈录是写得很明白的。
到了12月4日，卡尔说他学校中的功课很忙。
当天，也许是第二天，卡尔写了一张纸条给霍尔兹，上面写了贝多芬所讲的话：“我希望看到我的朋友。我是生病了，同时最好能睡在床上医治。”霍尔兹来了，立刻替他找了一位医生。当时，他仅能找到的这个医生是华鲁海。
华鲁海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炎，还有吐血的症状，呼吸也非常困难。经过一番救治，病情有所好转，过了危险期。到第五天，贝多芬可以坐起来了，还能适当地动一动。到第七天，他能够下床走一走路，并写一些字条了。贝多芬肺部的毛病已有一年多时间，这使他的活动大为减少。尽管他从没有想到过消化系统有什么毛病，但侄儿卡尔的恶劣品行使贝多芬受到太大的打击，还在格尼逊道夫的时候，贝多芬就有了胆汁过多的毛病。
接着，黄疸病也掺和了进来。贝多芬遭受了剧烈的内脏疼痛，水肿出现了。华鲁海医师相信这些水分一定要立刻抽去，便又请来了另一个医生，经会诊求得一致后，他俩又从医院请来了外科医生西贝德，并共同采取了抽腹水的治疗措施。
贝多芬深受感动，将医生比喻成“摩西”，“摩西能用手杖将石子击得粉碎”。西弗拉特记录了贝多芬所说的话：“我腹部病痛的好转比我的一枝笔更为重要。”
到了12月20日，医生们已经“抽出了5瓶半水了”。贝多芬已经觉得得救了，并对医学科学充满了信心。
这半个月中，贝多芬收到了两件礼物。第一件是普鲁士王子所送给他的戒指，以表示其对《第九交响曲》的深深敬意，来信中所述的事很让贝多芬高兴；信中还说送来的是一只钻石戒子，但打开盒子，却没有什么钻石，只有一块价值低廉的红玉石。这让贝多芬很气愤。而另一件礼物却很好，那是40卷由阿诺特博士所编撰的亨德尔作品，是伦敦的约翰·施东浦夫赠送的。这实践了他所许的诺言。贝多芬常将亨德尔放在所有作曲家的前面，那么，这套书的出版对他无疑是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即使他已病重，虚弱得不能作曲了，但音乐仍是他生命的精神支柱。他以最深的敬意接受了这套礼物。琪哈特·冯·勃朗宁——贝多芬的“裤子钮扣”，将这几本书一册又一册地从钢琴上拿到他的床边，贝多芬将书册逐一竖立在墙边上。他对这孩子说：“我很久就希望得到它了，因为亨德尔是最伟大的、最熟练的作曲家，我仍得向他学习。”
他告诉施东浦夫说：“我是多么高兴地接受了这份礼物啊，而这快乐的程度不是我的一枝笔所能描述的。”
辛德勒带给他一些舒伯特的作品，使得贝多芬大为惊奇。这位胆小的作曲家在罕顿白兰的陪伴之下走到贝多芬的病床边，可是现在太迟了，不可能再有机会来发展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了。
大彼里送给贝多芬一件礼物，那就是海顿出生地的画册。贝多芬将它给琪哈特看了，说：“看看今天到这儿来的客人啊，这所小房子里就能产生出伟人来！”
又隔了一段日子，到1827年1月2日，卡尔才离开了依格劳，加入了军队。这对贝多芬而言，又是一桩让他快乐的事。因为卡尔在贝多芬身边常常激起无数的恼怒和争吵。到依格劳之后，卡尔仅给贝多芬写过一两封信，敷衍一下，就再也没有消息了。贝多芬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的侄儿。在卡尔离去的当天，贝多芬就写了一封信给巴哈医生，指定卡尔是自己惟一的继承人。这封重要的信件并不是当时就送出去了的，因为勃朗宁反对在目前就将贝多芬的财产作如此的分配，经过争论和拖延之后，贝多芬还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了。
从这个时候起，贝多芬的周围就常围绕着一些忠实的信徒。他病情的好转只是暂时的，到了1827年1月，显然又要进行第二次手术了。
贝多芬从华鲁海医师的面部表情上看出病情是在逐渐地恶化起来，所用的药品也一天比一天增多。华鲁海是一位业余大提琴家，也是贝多芬的崇拜者；在领取执照行医之前，他是学宗教的。在这段比较长的生病期间，贝多芬不愿意听医生动人的语言和安慰，只求病好，恢复到他能进行音乐创作时的身体状况。当华鲁海医生与他说话时，贝多芬就转过脸去。
华鲁海无计可施，就采用了另请玛尔法蒂医生的办法，并让辛德勒尽最大的努力去办这事。玛尔法蒂是茜丽莎的叔叔，在1813年曾陪伴过贝多芬的，但贝多芬有一次对他非常无礼，就像华鲁海所遭遇到的一样，结果，双方关系一度相当冷淡。
玛尔法蒂医生并没有立即答应辛德勒的请求，他说他不愿意像华鲁海一样。他还说：“告诉贝多芬，他是一位音乐大师，让他知道我和其他同伴也希望生活在音乐之中。”他所没有表明的理由，是因为贝多芬非常顽固而不肯镇静下来。
在辛德勒第二次拜访了之后，玛尔法蒂医生才于1月19日来到贝多芬的病床之前，同他恢复了友好关系。玛尔法蒂的方法正与华鲁海完全相反，他将所有的药瓶拿掉，允许贝多芬饮一些冷的酒，好让贝多芬清醒，重振他的精神和希望。贝多芬视玛尔法蒂医生如救世主一般，但玛尔法蒂的各种不同尝试只能增加水肿；而冷酒，也正如华鲁海所说的，只能刺激贝多芬衰弱的器官。华鲁海医生又被请了回来。
维也纳的朋友们经常出入于舒怀兹在斯班纳的寓所，休本柴、林加、杜柴尔克等都来到了贝多芬的病床前，并送上礼物。
贝多芬病重的消息传遍了全欧洲。钢琴家赫梅尔也匆匆赶往维也纳，以免到达得太迟。赫梅尔一家在3月6日也到达了，妻子和15岁的孩子费迪南·罕勒也同行。
赫梅尔忘却了过去的宿怨。进入起居室后，他大为惊奇：初春的气息已经很浓，贝多芬坐在窗前，显然很舒服。他的灰色的衣袍钮扣没有扣上。他在数天前刚动了第四次手术，强壮的体格已不复存在，只有憔悴的面容让人难忘。
年轻的罕勒甚至不敢走上前。贝多芬的病态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以后的年月中写道：“他没有剃胡须，稀薄而灰白的头发杂乱地散在他的额头上。当他看到我的父亲之后，立刻面露喜色。同时，也好像极高兴见到他。他俩热诚地拥抱在一起。父亲向他介绍了我，贝多芬表现出一个老人那种常见的仁慈。我被允许坐在窗前，也就在他的对面。与贝多芬谈话是必须用笔写的。他讲着，而别人却要用纸和笔来提问或回答。因为这个缘故，纸张和铅笔是常备的。为了提一个问题，而让这个毫无耐心的人等待，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啊！每一次的问答都要停顿好一会儿，当书写的人在写着的时候，贝多芬常用饥渴的眼光跟随着笔迹在移动，急欲在一瞬间就明白对方所写的内容，而不用拿起纸来再读一遍。”
谈话进行了不久，贝多芬就问起歌德身体是否安康。贝多芬悲哀地说：“我在这里已经躺了4个月了——一个人最终也会失去耐心的！”听说侄子卡尔又闯了一次祸，他伤心地说：“卡尔于国家已没有用处了。”他转过脸，望着罕勒，鼓励其努力地学习音乐：“艺术需要不断地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