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安徒生因国内对他的不公正批评而闷闷不乐时，传来了他母亲去世的噩耗。母亲，亲爱的母亲，你的一生多么不幸啊，穷了一辈子，我又不能消除你的穷困，而且不在你身边。安徒生十分悲痛。他哭了，哭得那么伤心。他由母亲又想到自己的遭遇。他想到：他那么爱人们，谁给他说句公道话，他都要感激不尽。可是，人们为什么却不爱他呢？国外的人称赞他的作品，国内的人却为什么非把他踩在脚下不可呢？他伤心地泪如泉涌。母亲是多么爱他的啊！我未能使她晚年幸福而无忧无虑，她却相信我已经成功，她就是怀着相信我已经成名了的心情死去的。多么伟大、无私的爱啊！
有一天，安徒生在一家咖啡馆里碰到诗人赫兹。他是经巴黎到这儿来的。赫兹过去猛烈抨击过安徒生，这次见到他，非常亲热地和他握手和交谈。赫兹发现安徒生很忧伤，就极力安慰他。他提请安徒生不要忽视严厉的批评之后说：
“我喜欢你对大自然的描写，在这之中特别显露了你的幽默。至于其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一定是对你的一个安慰，那就是：几乎所有的真正的诗人都经历过和你同样的危机；在暂时的苦难之后，你会开始意识到什么是艺术领域的真理。”
这出自内心的话，表达出一种多么亲切的同胞情谊啊！过去他们是仇敌，现在成了亲密的朋友。
狂欢节后，安徒生离开罗马去那不勒斯。赫兹和他同行。到达那不勒斯时，正赶上观看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安徒生后来在自传中详细记述了火山爆发的壮观景象。
“溶岩像从一棵烟雾弥漫的松树中喷射出来的长长的火带，不断地向阴暗的山下倾泻。
“……有一条曲折的路穿过葡萄园，从一些幽静的建筑物旁边经过，草木很快变成了不屑一顾的东西。夜晚无限美丽。
“我们从修道院漫步上山，灰尘没脚。我的兴致极高，大声歌唱韦斯的一支曲调，首先到达山顶。月光直接照在喷火口上，从那儿升起一股漆黑的烟雾，无数火红的石头被抛向空中，又几乎是垂直地掉下来。山在我们的脚下震动着。每次喷火时，月亮都被烟雾遮住，因为那是一个黑夜，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在大熔岩块旁边等一等。我们发觉山下的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新的熔岩流从山上喷出流向大海。我们很想到那儿去看看，这就不得不越过新近凝固的熔岩流，它只有最上面一层在空气中变硬了，裂缝里都还跳跃着火舌。我们在向导带领下，在那隔着靴底还觉得热的熔岩流的表面上行走。要是那外皮突然裂开，我们准会落到火红的深渊中去。我们不声不响地前进，来到被抛落在一起的熔岩区，在那里和许多旅客不期而遇。我们从这里瞭望那正在喷出的滚滚向下的火流——某种燃烧着的粥一样的东西！硫磺气味很浓，我们几乎忍受不了脚下的高温，不能在那儿多站几分钟了。目睹的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环视四周的大海，从喷火口发出嘘嘘的声音，好像一大群鸟正在树林中起飞似的。
“因为灼热的石头像雨一样不断地降落，登不上真正的火口峰。我们艰难地、气喘吁吁地攀登上去找立足的地方，已用了大约一个钟头，下山却只消十分钟。我们飞快地下山，为了避免朝前跌倒，必须用脚后跟触地不断前冲，我们往往脸朝天摔倒在柔软的尘土里。在微风中下坡是愉快的。那天的天气迷人、平静，熔岩像巨大的星星般在黑土里闪光。月光照得大地比国内北方阴暗的秋天中午还明亮。”
下得山来，他们回头观望，维苏威火山喷出了火柱，宛如蓝色的火焰似的，熔岩倒映在静静的大海中，像一根深红色的带子。他们几次停下来静静地欣赏。
他们又游览了好些地方后，于3月20日，回到罗马过复活节。在这儿又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子，之后他告别罗马和在罗马的几位朋友，来到佛罗伦萨。
在那里他认识了16年前一起住在丹麦的德国女作家布伦夫人。她谈到爱伦士雷革和贝格生，谈到哥本哈根和那里的生活。
安徒生在国外听到人谈起祖国时，是多么自豪，多么感到祖国的可爱啊！可是安徒生越接近回国时间，就越感到焦虑不安，似乎就要从美梦中被唤醒，而再度回到沉闷的现实、苦恼和忍耐中去似的。
当安徒生登上阿尔卑斯山向着北走回国的时候，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了。想到自己将要遭遇的一切，回国后要喝下去的苦酒，他就变得越来越消沉起来。
安徒生越过阿尔卑斯山，穿过巴伐利亚高原，于5月底来到德国的慕尼黑。他在慕尼黑逗留的日子，结识了侨居德国的丹麦作家伯奇和他的大名鼎鼎的妻子——女作家兼演员法伊佛，认识了哲学家谢林。在哥本哈根时安徒生的一个女房东对他说过，谢林在哥本哈根时曾住在她家。安徒生找到他家，作了自我介绍。谢林热情地接待了他，同他长时间进行交谈。安徒生的德语说得不好，夹杂着好多丹麦习语，但恰恰是丹麦习语使谢林大感兴趣。
在慕尼黑逗留时，安徒生从收到的丹麦来信中得知，在他不在的时候，哥本哈根出版了他的《诗集》，发行量很大，然而评论界却有意抹掉他的诗人身份，《文学评论》月刊陈述了这个事实。安徒生的《一年的十二个月》还被说成是他才智枯竭的根据。
安徒生到了奥地利边界。哥本哈根发给他的护照是法文的，这就引起了麻烦。
“你叫什么名字？”边境哨兵问。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你的护照上不是这个名字，”哨兵说，“你的名字是琼·克雷蒂恩·安徒生，你就是这么冒名顶替旅行的么？”边境哨兵详细检查了他提的箱子。看了他从国内寄来的全部信件，盘问他这些信件包含了家事以外的什么东西没有，要他一一宣誓，保证没有问题。
“这顶可折叠的三角帽是什么？”哨兵问。
“一种社交帽子。”
“哪种社交？”哨兵问，“秘密社交吗？”
安徒生向他们作了否定的解释。
“你到过巴黎吗？”一个四五十岁的军官问。
“是的。”
“从巴黎来了些革命者。”军官说。
“有可能，”安徒生说，“但我不是。你们可以放心。”他们对安徒生的盘查比对谁都严格，惟一的原因是哥本哈根的官员把丹麦文名字译错了。不过什么也没有找出来。最后不得不放行。
安徒生在维也纳度过了一个月之后，经由布拉格回国，1834年8月回到了哥本哈根。窗外是冷冰冰的碧蓝的海水，天空像铅一样灰暗，显得那么低。他住在英格曼家里屋顶的小阁楼里，提起笔来，写他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他在意大利旅游时，那儿的风光和人民生活使他着迷，联想到他早年的生活和一些人物，他激动不已。他小时候在欧登塞观看《多瑙河的妇女》这出剧时，对女主角——一位著名歌唱家的精彩表演印象特别深刻。多年以后，他又见到了这位歌唱家。而后来她却在一个供可怜的寡妇居住的济贫院度她的余生，满脸皱纹，穿一件一度是黑色的旧丝袍。安徒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听了一场著名歌唱家马利布兰的精彩演出，她的歌声优美感人，超过他所听到的一切歌唱家的演唱。这时安徒生突然想起欧登塞济贫院里的那位贫困可怜的歌唱家。他把这两个人物作为小说的模特儿，揉合在一起，把意大利作为体验生活和构思人物的背景，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他在罗马时完成了第一章。在罗马，他收到海伯格的一封信，海伯格在信中说安徒生有点“即兴诗人”的味道，这是一句批评性质的话，安徒生当时就很幽默地用了这句话作他的小说的标题。他在慕尼黑写了几章。现在集中全力把它写下去。
小说的情节大致是：安东尼奥在慈母养育下度过童年，随后母亲去世，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后在耶稣教会学校显露诗歌天才。他爱上了他的保护人——一位罗马大官的女儿，向她倾吐他的理想，朗诵诗作。她待他也很好。可是她的父母决定把她送进修道院，让她在那儿为拯救世界献出她的一生。另外，他一贫如洗，她家里人尽管心地善良，但还是瞧不起他，上流社会动不动就教训他，谁也不相信他有什么天才。……这都是有真实生活的体验的。小说里还有一位名叫拉拉的瞎眼讨饭的美女，也是有模特儿的。小说的结尾按人民大众的意愿，做了这样的安排：安东尼奥和拉拉结为夫妻，过着幸福的生活，拉拉双眼复明了。他用一种美好的大团圆来结束小说。安徒生觉得，他们历尽苦难，这是给他们的补偿。
小说写完了。安徒生最后给它写了个题词：“献给参议员柯林和他尊贵的夫人，我发现他们是我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在这儿献上我所有的最好的东西。”
1834年9月23日《哥本哈根邮报》上发了一条广告：“安徒生的小说《即兴诗人》将于明年三月问世，克鲁支教授正在将其译成德文。欲购者可速到大学书商莱采里先生处办理预订手续。”
出版商要求这本书要有100个订户才能出版。但结果只征得80个订户。当时安徒生的诗剧《亚格涅特》正遭到一些人的恶意攻击，社会上又流传着安徒生“才华已经枯竭”的流言蜚语。在这种情况下，80个订已经不算少了。出版商认为这本书写得不错，便决定冒一下险。
书出来以后，很快销售一空。但批评家们对它保持沉默，报纸上没有这本书的声息。过了些日子，《星期日时报》终于发表了诗人卡尔·巴盖尔的一篇短文。文章的开头写道：
“我很久以前就预言过：诗人安徒生写得不如以前好了，他已筋疲力尽了。在某些社会上流人士中，也许恰恰是诗人初次露面的时候就受到宠爱而且几乎被当作偶像来崇拜的地方，人们到处提到他。然而他并没有筋疲力尽，相反地，如今他已大摇大摆登上以往他所全然不知的地位，凭着《即兴诗人》，在他面前已展示了一幅非常灿烂的前景。”
从德国也传来了好消息：这部小说在那里大受欢迎，出版商的收入在不断增加。
丹麦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豪克，过去认为安徒生是一个给宠坏了的任性的幸运儿，读了《即兴诗人》以后，他给安徒生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过去使你受了委屈，现在我向你伸出和解的手。”这句话使安徒生特别感动。人们都记得，不久前，豪克在他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中，把安徒生描绘成一个在精神错乱中才得以结束虚荣心的诗人。连受舆论蒙骗的丹麦人都觉得对安徒生太不公平了。这时，豪克专门写了一篇论述作为诗人的安徒生的论文，把安徒生摆在了与众不同的光荣地位上。
出版商莱采里见这部作品销路好，很快出了第二版。他对安徒生说：
“读者很喜欢这本书，批评界反映普遍良好。只在修辞上提出一些微小意见。”
“可《文学评论》还没有表态，”安徒生说，“不知又有什么地方不合他们的胃口？”
“不去管它了，”莱采里鼓励他说，“广大读者认为你是成功的，这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出版商有了积极性、主动性，安徒生当然是高兴的。《文学评论》月刊评价了许多眼下已被遗忘的小册子和喜剧，惟独对《即兴诗人》不说一句话。
德国和瑞典评论界对这部作品作了高度赞赏，英国的一篇评论文章甚至认为“这本书在小说界的地位等于《恰尔德·哈罗德》在诗歌上的地位。”当然安徒生认为这是过誉了。而安徒生自己的祖国丹麦的《文学评论》月刊，在国外大量作了肯定性的评论、一致认为安徒生才是丹麦的真正诗人之后，才提到《即兴诗人》这部作品。
安徒生以后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的童话》中，谈到丹麦的评论界，深有感触地说道：“……可以这么说，最热忱的褒奖是来自国外，这使我兴致勃勃。如果我才是丹麦真正的诗人，那么国内谁也没有注意培养我。当人们常常在温室里细心修整他们认为可能多少有点价值的小叶片时，有谁照料过我？人人都千方百计地阻止我成长，但是上帝希望我这样发展下去，所以他从国外送来了阳光，使我写的东西找到了出路。”
安徒生感到，在读者中存在着一股比所有批评家和批评集团更强大的力量。他感到即使在国内，他也站得更稳了，他展翅飞翔的时机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