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争取到皇家剧院附属舞蹈学校去学舞蹈艺术。但怎样才能去成呢？他左思右想，突然想到：著名诗人古尔登堡不是就在哥本哈根吗？他住在城外新教堂附近，这是他在诗中多次歌颂过的地方。安徒生和他是同乡，而且认识他的兄弟——欧登塞的同名陆军上校。这位上校乐于助人，过去还曾帮过他的忙。
安徒生写了封信给诗人古尔登堡，讲了他的不幸遭遇，希望得到帮助。古尔登堡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很赞赏安徒生的才华和钻研劲头，把他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的稿费（有100多块钱）支援安徒生。作曲家韦斯和另外一些好心人也资助了他一小笔款子。西博尼家的两个女仆很同情他，要按季从她们的工资中拿出几块钱给他，虽然她们只付了一个季度，但仍然证明她们的善心。
捐款人中还有从未和安徒生谈过话的作曲家库劳先生。库劳出身贫苦，据说他小时候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为人跑腿，去买一瓶啤酒，摔了一跤，把酒瓶打破了，一只眼睛因此受伤失明。他深知做一个穷孩子的滋味，非常同情安徒生。
安徒生找了一间私人出租房间住下，那是哥本哈根最破烂的街道上的一家寡妇的住宅。这是一个苛刻而又机灵的主妇。一间房子每月要安徒生付16元钱，还说这是全市最便宜的了。而那不过是一间空的储藏室，没有窗户，不见阳光。但她许可他到休息室坐坐。他在休息室看到她死去的丈夫的遗像，眼泪从面颊上滚了下来。女房东利用他的天真善良，大敲他的竹杠。她每月要他预交房租，把他的钱全掌握在她手里。
古尔登堡从安徒生的信中发现他对丹麦语掌握得还不好，出现不少错误，答应帮助他提高丹麦语水平。他还给他讲拉丁文和德文。
古尔登堡先生推荐安徒生到舞蹈学校去学习。舞蹈家达伦热情地接待了他。达伦的妻子也是丹麦舞台上的著名艺术家，对安徒生也很亲切。达伦和妻子一起领安徒生进了舞蹈学校。
安徒生是舞蹈学校的学生了，这是多么叫他高兴的事啊！不过，舞蹈家达伦认为他只能当配角。这跟他的长相有关系。然而，他得到了一个好处：在某个晚上可以在剧场的后台露面，甚至可以坐在配角专席的最远的凳子上。这对他来说，如同踏进了他朝思暮想的剧院一样，虽然他还没有登上过舞台。
有一天晚上，舞蹈学校演出小歌剧《两个小萨瓦人》，安徒生在市场上的那一幕里，当了个群众演员。他是穿着来哥本哈根时穿的那件礼服、戴的那顶帽子上舞台的。这件礼服已经修补过，他的个子长了不少，礼服和背心都显得太小了。他只好勉强穿着，不敢挺直身子。他站在灯光较暗的地方，避开人们的视线，免得招来笑话。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登上舞台，不管怎么说，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不料有一位歌手故意使他难堪，开玩笑地对他说：
“你的长相太好了，让我把你介绍给丹麦观众吧！”
他不容安徒生分说，把他拉到了舞台上灯光前面。观众发出一片哄笑。眼泪刷地从他脸上淌了下来，他局促不安地几乎瘫倒，痛苦地离开了舞台。
过了不久，芭蕾舞剧《亚米达》开始排演。这出剧，由沙尔夫人演主角亚米达，达伦作她的搭档。舞剧中有7个特罗利（特罗利是斯堪的那维亚民间传说中的巨人、侏儒、魔法家、女妖等——笔者）。达伦安排安徒生演第7个特罗利——一个精灵。一张张海报向哥本哈根市民预告：1821年4月12日首演芭蕾舞剧《亚米达》。安徒生的名字第一次印在节目单上。他感到十分幸运，不断地盯着节目单看，夜间把它带在床上，在烛光下念着自己的名字，就像看见了一个不朽的光轮那样高兴。
“安徒生，你大概是演第八个，也就是最末一个特罗利吧？”一个小舞蹈演员故意问他。
“哪儿的话，”安徒生容光焕发地说，“演第七个，你不是看了节目单吗？！”
安徒生穿的是一件旧紧身衣。扮演阿穆拉的伙伴们的那些姑娘，在交头接耳议论他。
“安徒生，你穿的紧身衣背上裂了个口子。”一个女演员故意吓唬他。
安徒生下意识地往后瞧了一眼，另一个女演员用大头针在他另一侧的腰上戮了一下。
安徒生回过头来瞪了她一眼。又一个小演员从背后踩了他一脚。他明白了，这些全是恶作剧，故意叫他难堪。演员的道路不仅布满了玫瑰，而且也荆棘丛生啊！不过，这点儿艰苦，在他看来算不了什么。
这出舞剧演出很成功。观众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安徒生觉得这里面也有他的一份，尽管是微乎其微的一份。心头有一种说不尽的幸福感。
安徒生在哥本哈根已经住了两年。别人捐助他的钱几乎用光了。他不好意思再找人资助他，也不想叫别人知道他的困境，于是搬到一位已故船长的遗孀家去住。只在那儿住宿和吃早点。白天一整天只吃一块面包，而且是悄悄地坐在皇家花园里的长凳上吃，免得被房东笑话。房东还以为他经常到朋友家赴宴呢。他偶尔几次也鼓起勇气进最下等的餐馆，在那儿买最便宜的菜吃。
元旦那天，剧院关门了，只有一个独眼的看门人坐在舞台进口处。舞台上，一个人也没有。安徒生愉快地从看门人身边走过去，悄悄地来到布景和幕布之间，继而站在舞台的敞开部分。在这儿祈祷新的一年里在演出和担任角色方面取得更大成功。
来到哥本哈根第三个年头春天的一个早晨，安徒生第一次到弗雷德里克斯堡花园去玩。他静静地站在最大的一棵正在发芽的山毛榉下面。阳光点点滴滴从树叶间洒落下来，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清新的芳香，鸟儿在树上跳跃歌唱。在这迷人的景色下，安徒生不禁大声欢呼起来，还抱着这棵树吻了几下。
附近一个勤杂工看到了，感到很奇怪。
“你怎么啦？什么事情使你这么高兴？”那位勤杂工问他。
安徒生不好意思地赶紧跑开，沉思地回城里去。那个勤杂工还以为他神经有毛病呢。
在这期间，安徒生的嗓子好了，嗓音恢复了固有的圆润、洪亮。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十分高兴，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1821年5月，安徒生拜望了皇家剧院的歌唱教师克拉森先生。克拉森在此之前就了解他，现在见他的嗓音依旧很好，认为他在合唱队唱歌会更好地发挥他在舞台上的潜力，他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一条通往舞台的新路。在克拉森的帮助下，他转到了皇家剧院的附属音乐学校学习。
安徒生参加了音乐学校的合唱队，时而扮演羊倌，时而扮演武士。他还被允许进入了乐池。剧场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他的拉丁语学习放松了，觉得没有拉丁语知识也能当演员。晚间的拉丁语课也常常不去听。古尔登堡非常生气，严厉责备他。
在音乐学校的日子也不好过。这里的同学对他很不友好。排练时粗暴地欺负他，挤他、绊他、拧他，还警告说，他要是到上头去告状，等待他的将是一顿狠揍。他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对待他？是因为他唱歌的嗓音甜润洪亮，引起他们的嫉妒呢？还是因为他新来乍到好欺负，以他的痛苦为快乐呢？或者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呢？结果，在1822年他被皇家剧院附属音乐学校辞退了。舞蹈学校和音乐学校的大门都向他关闭了。
在这千难万阻面前，他是否向命运屈服了呢？是否一蹶不振了呢？是否放弃自己的生活目标，回心转意，到欧登塞去学裁缝手艺呢？不，他不是随意放弃生活目标和理想的人。住不起旅店，他晚间就到公园里的长凳上过夜，把剩下的一点点钱拿来买点干面包充饥。
现在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他该从哪儿努力呢？他苦苦地思索着。
安徒生结识了大学图书馆馆员纽洛普，可以自由地进入书库借书读。他读了彼得·吴尔夫新译的莎士比亚的剧本，读了华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他又读丹麦文学史方面的著作。丹麦文学的核心人物爱伦士雷革在20年前还是一个毫不出众的年轻人，亲近他的人都骂他轻浮狂妄，因为他既不愿意当律师，又不想做商人。但他怀着复兴衰落的丹麦文学的雄心壮志，在文学上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现在已被公认为“丹麦文学的太阳”。他的榜样使安徒生很受鼓舞。
爱伦士雷革以他的诗歌《金角》掀开了丹麦文学的新的一页，随后他的悲剧作品一部接一部问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安徒生很喜欢他的作品。当他读到他的童话剧《阿拉丁和神灯》时，感受特别深刻。狡猾的巫师努勒丁施展全部手段，阴谋占有那盏神灯。但这盏神灯却被富于幻想、心地善良、朝气蓬勃的阿拉丁掌握了。这部剧本写于1805年，正是安徒生出生的那一年。这是巧合呢？还是意味着这一年诞生了一个新的阿拉丁？不管怎么说，自己这几年是像阿拉丁那样在作艰苦的寻求。我安徒生是在寻求什么样的一盏神灯呢？
现在，安徒生越来越迷恋起文学和文学创作来了。条条道路通罗马。通往舞台的道路被堵塞了，但写作的道路是谁也堵不死的。笔在自己手里，只要勤奋，只要肯于学习，自己有的是写作的素材。他开始写诗，表达他对戏剧的爱好。他把这些诗寄给文学界的一些权威人士。其中一首是献给他所崇拜的爱伦士雷革的，居然被赏识地接受了。但对安徒生来说，写诗不是目的，只是写悲剧的一种手段。莎士比亚的悲剧，爱伦士雷革的悲剧，都是用诗的形式写的。他决定尝试写悲剧。
安徒生用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出悲剧《林中礼拜堂》。拿着它去见诗人拉贝克的妻子——善良的卡玛·拉贝克夫人，并大声念给她听。她听了一会儿就叫他停下来。
“天哪，你怎么成段成段地抄爱伦士雷革和英格曼的作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