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张奚若曾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范老说的没错，他确实常在老蒋面前“顶牛”。1941年，他曾在蒋介石面前痛骂政府的腐敗和蒋的独裁，搞得老蒋很没面子。蒋不得不提醒他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竟然一拍屁股甩袖而去了。1946年旧政协会议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宣称假如我有机会见到蒋（介石）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一点，便是请他滚蛋。”看来，范老说的没错，张奚若确实是个“刺头”。
据《张奚若文集》一书介绍，1949年9月，张奚若先生以无党派爱国人士的身份，遴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讨论国名时，针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民主国”等提案，张奚若认为这些名称都太罗唆了，都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理由是，“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这一次，他的运气很好，因为“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姥姥套用范老的口头禅”如果范继槐当年在重庆码头干掉张奚若的话，我们的国名就可能是另一种叫法了。
1957年5月，政府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向他征求意见，他顺口说出了16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其实，他能活到1957年，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据《张奚若文集》第498页所记，在此前一年，他就宣称：“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1973年，当整个神州大地都在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张奚若先生死了。
川并寻兄
在船上，我给稻本润一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我告诉他，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应该是友好邻邦。你呢，好歹也算个有识之士，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反对这场非正义战争。他竖着耳朵，光听不说。后来，当他知道我在日本留过学的时候，立即变得热情起来。我告诉他，我在日本有许多好朋友。他问，都有哪些好朋友，我就讲起了我和川田一家的交往，川田，川井，代子。我告诉他，等战争结束了，我还会到日本去，见见老朋友，为中日友好做点贡献。姥姥！他还不信。我说，别不信，中国人说话向来算数。小姐，你已经知道了，我后来真的又到日本访问去了。对了，我们这次去大荒山和川井见面，不也是在为中日友好做贡献吗？
我在汉口停了两天，有地下组织（注：这里当指军统）暗中相助，我很快将那个飞行员兑换了回来，然后派人送回了重庆。那两天，整个江汉平原都在打仗。炮弹可没长眼睛，说不定就落到你头上了。所以，送走美国佬，我恨不得立即插翅飞离这个鬼地方。就在我准备启程的那天晚上，有一个日本人鬼使神差一般，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当时没有认出他。他靠在门框上，手里捧着一束花。那是一束山櫻，花已经干了。小姐，我敢打赌，你一定猜不到他是谁。哈哈哈，他就是我这次要会见的川井。嗜！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我刚与稻本润一提到他，他就来了，他娘的也真够神速的。他是来向我询问他哥哥的下落的。他告诉我，那束花是他母亲从父亲的墓地采摘的，让他带给他的哥哥川田。还说，他哥哥一看到那束花，就会明白母亲大人的用意。我问什么用意，他说就是让哥哥回去继承家业。小姐，你大概不知道，日本人的家业是由长子继承的，长子挑剩下的，才能轮到次子。当时，我边周旋边想，川井一定是从稻本润一那里知道我的住处的。八格牙鲁！在这节骨眼上，怎么跑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川井对我说，他母亲把山櫻递给他的时候说，只要找到了葛任、黄炎和范继槐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知道他哥哥的下落。现在，葛任死了，黄炎虽然没死，但远在延安，他想见也见不到，所以他只能找我打听。说得好听，与其说他在打听，还不如说他在向我要人。这算是哪门子事啊，他哥哥早就死了，我拿什么送给他？可是看他那个架式，要是我交不出人，我就别想囫囵着离开汉口。姥姥！老外什么都好，就是这一点让人讨厌，遇事太认真。人已经死了，还找他干什么？再说了，你哥哥死在中国，好歹也算你们日本的民族英雄，你应该自豪才是呀；这样愁眉苦脸的，你就不觉得给你哥哥丢人？当然，心里可以这么想，话却不能这么讲。小姐，我正这样想着，突然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受。民族英雄！民族英雄！你提醒得对，在得知葛任在二里岗战死的消息时，我已经说过类似的话。不过，这一次，当着这个日本人的面，我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了。我长驱直入，想，这一次，如果我迫不得已，不得不处死葛任，那我何不借川井的手，让葛任再当一次民族英雄呢？
什么，这是借刀杀人？小丫头片子，没遮没拦的，胡说什么呀！我实在是处处替葛任着想啊。这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还懒得费这么多心思呢。如果你非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但作为一名长辈，我得告诉你，世上的事从来都是如此。只要目标好看，你就不要怕手段难看。这就像律师在法庭上替人辩护。小姐，请你记住，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律师能毫无罪恶感的替人辩护。即便是为一个无辜的人辩护，他的唾沫星子里也有毒素。小姐，别吐舌头。你还是个丫头，还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个人，在他小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他是为自己的眼睛活着的；一旦你长大成人了，成了一名合格的公民，那么别人看你是什么，那你就是什么，你是为别人的眼睛活着的。懂了？懂了就好。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像二一添作五。你想，葛任多聪明呀，他一定能认识到，我这都是为了他好。听起来好像有点荒唐，但为了让他在荒唐的人世中永垂不朽，我有必要做出这样勇敢的选择。我心一横，走，带他走，带他到大荒山，让他亲自向葛任要人。当然，话不能说得这么直，应该有个漂亮的弧度。我对他说，我正要到南方看望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或许知道你哥哥的下落，等我问清楚了，我会告诉你的。不，我没有告诉他那人就是葛任。如果我说了，他肯定以为我在糊弄他，因为他已经听说葛任死了。我刚说完，他抽出一枝花献给了我，说，范老，你真是我们日本人说的七福神。都是自己人，这么说就太客气了，我对他说，什么七福神八福神的，别戴高帽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当年你们一家对我不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等我回来，我会想办法通知你的。他连忙扯住我，说，你这一走，我怕再见不到你了。我说，你还不相信我吗？如果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你不妨跟我一起去。
小日本都是急脾气，办事向来讲究效率，当天晚上就要动身。你大概还不知道，日本人把火车说成汽车，把汽车说成自动车。他说他要坐自动车离开武汉，再转汽车。我的助手听不懂。八格牙鲁，因为离开日本太久了，我也被他搞迷糊了。我的助手以为自动车就是三轮车，就上街找了两辆。我又让他把三轮车打发走了。不，我可不是瞧不起三轮车。前面不是说了吗，当时整个江汉平原都在打仗。武汉就像个狗X衙门，进得来，却出不去。对不起，我本来不愿说粗话，可为了实事求是，我不得不这么说。姥姥！为了能逃出去，我们在脸上涂了锅底灰，头发上染了草木灰，看上去就像金庸笔下的丐帮。你说说，乞丐又怎么坐得起三轮车呢？
马不停蹄，一直逃到一个叫做乌龙泉的地方，我们才停下来喘了口气，洗了把脸。脸映在水中，比鬼都难看。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嘛。我的痛苦没人能够理解，川井呢，还在旁边催我快走，催得我一头火。杨凤良啊杨凤良，阿庆啊阿庆，这都是你们造的孽啊。我想，如果阿庆这时候来电，告诉我那人不是葛任，我扭头就走，绝不再受这份罪。可问题是，一直到大荒山，我都没有接到阿庆来电。
七福神与喜鹊宴
希望小学剪彩的前一天，范继槐和川井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地点就在我前面提到的翠花园宾馆顺便提一下，“翠花园”三个字是郭秘书的手笔。范老住在三楼，川井住在二楼。据白凌小姐透露，就在范老“端着臭架子”等待着川井拜访的时候，郭秘书问范老是否休息好了。范老说，他刚进房间，就接到一位小姐的电话，要求上门服务。他以为是整理房间的，就让她进来了。可她一进门，就要解他的皮带。郭秘书立即表示，请范老尽管放心，他们一定加大扫黄力度。范老说：“唁！抹大拉的马丽亚也干过这事，用肉体换取金币。”郭秘书不知道抹大拉的马丽亚是谁，听着像个洋名，就以为范老是在向他暗示，最好能换个洋妞。于是，他就凑近范老，说这里有几个俄罗斯小姐，据说来自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色艺双全，要不要选一个出来侍候侍候您？”范老摆了摆手，说：“你的心意我领了，还是工作要紧。”
白凌说，就在这个时候川井来了。等他鞠完了躬，范老就和他搂到了一起，“哇噻，就像两只大狗熊似的”。接着，双方就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交谈”。就在这次交谈中，川井又再次提到，范老是他的“七福神”。后来，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才搞明白“七福神”是哪七神，它们的具体含义我不得而知，不过从字面上看，它们大概代表着吉祥和祝福。下面是郭平秘书保存的谈话录音的节选：
川：范先生是我的七福神。七福神，你们（注：指当时在场的白凌和郭平）的明白？你们的神是福禄寿，我们的神是七福神。欣闻支那的神又多了一个，福禄寿喜。我不明白是哪个喜，后来才明白是喜鹊的喜。范先生，祝你幸福平安，福禄寿喜。
范：哈哈哈，彼此彼此。小郭，你安排一下，找个会弹词的，给川井先生弹个《鹊桥仙》。《鹊桥仙》与日本徘句有几分相似，你听了，定然有宾至如归之感。
川：我与范老确有缘分。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我若不是与范先生来到白陂，我就被调回长崎了。我的几个朋友都被调了回去，加入了神风突击队。昭和十九年，他们从长崎飞往吕宋（即菲律宾）然后都化做了齑粉。
范：是神风突击队中的大和队吗？
川：是呀。不去吕宋也会死的。昭和二十一年，美国人的原子弹炸了广岛和长崎。战争结束后，我去了长崎，它是那样丑陋。有一首和歌，唱的就是长崎和那些死者。“祖国变得这样丑陋，献身者的徒劳让人惋惜”。平成二年（即1990年）我到长崎时，看到港口的櫻花，还不由得想起了范先生的功德。
范：这没什么。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记得，你在汉口找到我时，手里就拿着一束櫻花。
川：我就是拿着那束櫻花来到大荒山的。不过，当时我尚不明白，范先生是要我来杀人的，要杀的就是葛任。
范：中国还有一句话，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它了。你身体怎样？
川：一切安泰，只是因上了年纪，肠胃不好，有些……有些干结罢了。
范：许多年前，有一个医生（注：当指白圣韬）曾告诉我，吃喜鹊肉可利肠胃，记住，用的须是雄鹊。
范老显然想打住川井的话头，但“川井的不明白”，仍然一口气讲了下去，说他当初其实是从日本海军航空队逃出来的。一来是怕死，二来是要寻找哥哥。他的叛逃，使他成了日军追捕的对象。他没有再回武汉，而是逃到了香港。在香港，他仍然四处躲避着日本特务的追杀。后来，他与英国人取得了联系，极力向他们说明自己是一名“反战者”。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他乘坐“皇后号”邮轮去了美国。“反战者”的身份虽然使他得以在美国落脚，但随着光阴的流逝，生活的继续，他对留在故土的母亲和妹妹的思念也与日俱增。说到这里，他引用了谢芜村（注：日本著名诗人，1716-1783年）的一首徘句秋夜，思念的，只有双亲。”昭和四十八年（即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得知日本靖国神社正筹备修建一个新的“鸟居即牌坊）之后，他立即做出了一个与他精心保持了多年的“反战者”身份相悖的决定：先捐资修建这个“鸟居”，然后将哥哥川田的牌位移到靖国神社看来，从“反战者”到民族主义者，仅一步之遥。他说，这也是妹妹的愿望。妹妹告诉他，母亲死后，她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大哥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大哥向母亲讲明自己为何要来中国。现在，妹妹将这封信寄给了川井。
看了那封信，我理解了哥哥。哥哥在信中告诉我，得以经历这个时代，他感到自豪、荣耀。他说，战前，他的生活是懒惰的，暧昧的，庸俗的，无意义的。他终于过上了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生活，摆脱了时刻缠绕他的虚无。他还说服母亲，允许我也到支那来，与他共享这种生活。至此，我才明白母亲为何会放我来到支那。
他就想，把哥哥的牌位放在靖国神社，哥哥的亡灵一定会得到七福神的保佑。于是他携带巨款回到了日本。
川：我与妹妹约定，在九段下（注：东京地铁站名，与靖国神社相邻）见面。妹妹一只手拿着兄长的相片，一只手举着一面小军旗，海军军旗。照片上还有你，你的明白？是我们在喜之郎（餐馆）的留影。我们谈到了支那，葛任，还有黄炎。
范：还有我？那（照片）可太宝贵了。它是中日友好的象征。你妹妹还好吗？当年，她可是一朵蚕豆花。
川：妹妹也老了。她带着一个小包。我想，里面定然是母亲的遗物。打开了，是一身整洁的军服，与我当年的军服一模一样，肩章、纽扣都闪闪发亮。
范：小郭（郭秘书），想办法把那张照片翻拍一下，挂到希望小学的资料室。中日友好应该代代相传。历史不应该忘记。要记住，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这时候，服务小姐来了，带他们到楼下参加晚宴。在摆放着鲜花的过道里，郭秘书小声央求白凌转告范老，再由范老提醒川井，公开场合不要把“中国”说成“支那”，“太难听了，我们的市长已经有意见了，只是碍于中日友好，不好当面提醒他。”白凌说，她把郭秘书的话告诉范老以后，范老抓着她的手使劲捏了捏，表示知道了。
晚宴上有一道菜不能不提，那是一盘红烧喜鹊。由此可见，范老与川井会谈时针对大便干结问题发表的一个看法，很快就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这个宴会，也由此被称做喜鹊宴。顺便说一下，自此以后，红烧喜鹊成了翠花园的特色菜。因为当地的喜鹊日渐稀少，所以只有远方来的尊责的客人，才能吃上这道特色菜。当市长来到范老身边敬酒的时候，范老说广为了白陂市早日翻两番，实现小康，我们共同举杯。”市长要敬三杯，但范老说，为了纪念三中全会，他每次只喝三盅。接下来，乘着酒兴，范老发表了一通演讲。我第二次到白陂采访时，曾看到了当时的录像资料。从录像看，范老的即席演讲虽然语无伦次，并出现了个别语误比如经常把川井说成川田但是感情充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