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天已经快亮了。是白圣韬告诉我们的。我们谈话的时候，白医生照我的吩咐，一直坐在旁边照应。他说，鸡已经叫过三遍了。他催葛任去休息，并埋怨葛任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他把葛任的灯关（吹）掉了，葛任又把灯拉（点）亮了。他问葛任是不是还要写书，葛任说，写什么写，我把稿子都烧了，现在想抽根烟再睡。我听见葛任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睡觉是小休息，死亡是大休息。他现在就盼着大休息了。这话耳熟啊。直到离幵了希望（枋口）小学，我才想起，瞿秋白当初也说过类似的话。
小休息，大休息
大概是因为上了年纪，范老的话有时会前后矛盾。这里就是一例。他在前面提到，他与葛任谈话的时候没有第三人在场”但这里却说，白医生照他的吩咐，“一直坐在旁边照应”。莫非白医生不算人？他算不算人，这里暂且不论。我想说的是，当时在场的除了白圣韬，还有范的助手丁奎。
1996年春天，在看过了“白圣韬的自述”以后，我几经周折，终于采访到了它的记录和整理者丁查先生。在此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仅限于《葛任研究会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丁奎先生，已是风烛残年：双下巴，肿眼泡，目光涣散，面部肌肉松弛。在这次谈话中，他透露葛任的那部书稿《行走的影子》，是他奉范继槐之命烧掉的！
（当时参与谈话的）就阿拉（我们）三人呀。听不懂上海话？好，那我就讲普通话。就三个人，范、葛、我。还有一个医生，白医生。我们一边吃豆腐，一边交涉。葛不投降的呀。范讲，蒋介石给他几个议席，伊（他）听不进去的呀。几个，我忘了。伊讲了呀，只想休息，困觉（睡觉）是小休息，死是大休息。伊（他）想大休息。我现在也想大休息。唉，肝坏掉了，心也坏掉了，离死不远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都到了这辰光（时候），我讲的都是真的。你勿要给别人乱讲，我死后你再讲。葛的书，是我烧掉的。我没看，一页也没看。凡事须听将令，是范令我烧掉的。土黄色的纸，厚厚的呀，像一部《新华字典》。范讲，烧它是为了保全伊的名节。不烧，麻烦就大了。什么麻烦？好多人都会知道，葛任没死（注：应指没有在二里岗死去），擦那（操他妈），要是那样，阿拉（我们）的行动就败露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我宁愿相信丁奎先生的讲述。在这次见面后不久，他果然就死了。事实上，我对丁查先生一直心存敬意：如果不是他贡献出了白圣韬的自述材料，我可能永远不知道我的葛任外公是怎么死的当然，我后来从他的孙女那里得知，那些材料，其实并非无偿奉献，而是卖给葛任研究会的。
丁奎先生死后，我收到了他孙女的一封信，说有事和我谈。她对我说：
和你谈过话，过了一礼拜吧，有一天，祖父躺在床上读一首诗。对，就是你说的《蚕豆花》什么的。读就读呗，还摇头晃脑呢。我们嫌他吵，就躲了出去。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回家烧饭，发现他躺在床上没有了声响。走过去一看，呀，他的头歪在一边，嘴角都是血丝，靠门的那只眼还睁着，估计是等人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木匣子，上面都是灰。他一定是在取木匣子时栽倒的。什么都晚了，已经咽气了，脸色煞白，只是身子还是热的。
我想，木匣子里装的东西一定与葛任有关，就问她能不能让我看上一眼。可她先说不知道家人把它放到哪里了，然后又拐弯抹角地提到，办祖父的丧事花了不少钱，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你想看到木匣子里的东西，那么能不能按经济规律办事？对她提出的要求，我并不感到陌生。如前所述，余风高的儿子余立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当然，她比余立人还多了一项要求，即要求我不要把此事说给她的父母要是让他们知道了，他们不敲你一笔竹杠才怪。实话给你说吧，他们已经敲了葛任研究会一笔。操那操他妈钱都给了我哥。”她从梳妆台下掏出那个木匣子，拍了拍，说绝对猛料，值这个数！”她伸出一个手指头。我还以为是一千呢，后来才知道是一万。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她同意我用两盒阿拉斯加海豹油它对我毫无用处换取那个木匣子。打开以后才知道，里面装的是一摞旧报纸，并且已经成了一堆碎纸片。里面的耗子屎告诉我，那是耗子们的杰作。我勉强辨认出，有两份是《边区XX指南》，一份应该是1942年10月11号的《边区战斗报》，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曾提到，黄炎的报道《敌后铁流》就刊登于这一期，另一份我后来才知道它的日期；有一份是《民众日报》；有一份是《X埠报》，我想应该是宗布和黄济世编辑的《申埠报》；还有一份叫《X经》，从范继槐下面的叙述中，我得知它确实就是徐玉升在香港出版的《逸经》。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对，小休息啊，大休息啊，瞿秋白确实说过。说话听声，敲锣听音。我就想，葛任是不是在暗示他已经活够了，我应该学习宋希濂，将他杀掉呢？你不知道宋希濂？他是国民党三十四师的师长，黄埔军校毕业。有人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洪洞县里没好人。姥姥，太片面了，典型的形而上学。宋希濂就是个好人。要不，他后来怎么又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注：应是政协委员我也是个好人，虽然我没能挽救葛任，可我还是个好人。要不，白纸黑字，报纸上怎么会说我德高望重呢？
这么给你说吧，小姐，尽管到了这一步，我还是想争取保住葛任的性命。我想，怎么办呢，要不和戴笠谈谈？虽然没有把握，但摸着石头过河嘛，还是有必要争取一下嘛。所以，和葛任谈过话之后，我就拨通了戴笠的手机（注：就是电话我告诉戴笠，我弄清楚了，那人确实就是葛任，但是葛任拒绝投降。葛任病重的消息，我也给他说了。我问戴笠，下一步该怎么办，请指示。他让我过一会儿再给他挂电话。小姐，你真聪明，他也做不了主，他得向老蒋请示。过了一会儿，我又打了过去。戴笠这个笑面虎可真是心狠手辣啊，说什么既然他已经快死了，那就把他毙掉算了。我说，要不要把他弄回重庆？他说，弄回来干什么，如果他不投降，那弄来弄去又费钱，又费事，太不划算了。不，在电话里我没有提到川井。电话里说不清楚，他要知道我跟日本人有来往，肯定对我起疑心。对了！这种事只能当面推心置腹，徐徐道来。哈，小姐，你跟我走这一趟，还真是学了不少斗争经验嘛。
放下电话，要说我不痛苦，那肯定是假的。可这是大气候和小气候决定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实事求是讲，我并没有痛不欲生。一来我早有心理准备，知道戴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二来，我对葛任已经仁至义尽了，现在毙掉他，其实也是在成全他。既然他说国民党一定要倒台，共产党一定要胜利，那我杀掉他，他不就成为烈士了吗？胡适说过，历史就像个小姑娘，你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她就是什么样子。要知道，胜者王侯败者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方针是明确了，可如何落实还是个问题。什么，我亲自动手？不，我不能亲自动手。担心透露出去身败名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不光你这么想，小红女也是这么想的。去年，小红女还偷偷问我，当时我是否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说没有，真没有。我对她说，你的艺术团名叫心贴心，我给你说的也都是贴心话。她当时看着我笑，还说，瞧瞧瞧，脸红了脸红了。笑话，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为什么要脸红呢？我本来还想给她解释一下，后来一想算了算了，不能跟她一般见识。她毕竟是个艺人嘛，知识结构不行，讲也是对牛弹琴。小姐，你跟她不同，所以我不妨给你说得详细一点。至于写传记的时候怎么写，那是你的自由，我不想干涉，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下面这几句话，最好不要写进去。这么给你说吧，我没有亲自动手，主要是因为对葛任所说的共产党一定要胜利、国民党一定要失败，还有点将信将疑。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我也养就了这种品格。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八路军战败了，那葛任不是白吃了一枪吗？我就想，最好是川井来把这事给办了。那样一来不管谁赢谁输，不管历史由谁来写，民族英雄这个桂冠葛任都戴定了。唉，我的好小姐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天地良心，我是因为热爱葛任才这么做的呀。当时我就想，这事最好不要传出去，如果真的传出去了，那我就可以给别人说，没错，葛任确实死在了大荒山，不过，那是日本人干的。我晚到了一步，没能救出葛任。对，你说得对，在武汉时，我就想到过这一手，所以才把川井带来。不过，我现在说的，都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因为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葛任真的会呆在大荒山，而且真的没走。
我对手下说，去，去把小日本给我领来。因为川井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里，所以他来的时候灰头灰脸的，头发茬上爬满了蜘蛛网。他一来，就眼巴巴地看着我，范老，我哥哥的下落问清楚了没有。我让他坐下，又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用哀悼的口气对他说，老弟，我已经问过葛任了，修哥已经死了，你一定要节哀啊。他听了，眼里噙着泪，半天不吭声，就跟傻掉了一般。我立即训了他一通，像你这样经不住风雨，又如何能见到彩虹。小姐，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他能做成那样的业绩，就跟我当年的训斥很有关系，醍醐灌顶嘛。之后，他慢慢缓过了神，问我他哥哥是怎么死的。我鼓足勇气，把想过多次的话讲了出来。听着川井，二里岗战斗是谁指挥的，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是葛任指挥的。我说，你哥哥就死在二里岗。然后我告诉他，你不要恨葛任，你哥哥为天皇而死，对你们日本人来说，他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应该感谢葛任才是。感谢葛任？他一下跳了起来。我又把他按住了。先别冲动，我说，你不光应该感谢他，还应该帮助他。葛任现在已经病重了，我给你一个帮他的机会，你去把他杀了。一来葛任就成了我们的民族英雄；二来等你回到了武汉，你可以对你们领导说，你把葛任干掉了，这样你也就成了你们大和民族的英雄。我刚说完，他的脸就吓白了，比屁股都白。没出息的家伙！还连连后退呢，迈着小碎步，一直退到了墙根。然后，他蹲了下来，捂着脸哭了起来。看来，我刚才的那顿训斥并没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我就对他讲，怎么想就怎么讲，哭什么哭？不许哭！他就抹着泪，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接下来是不是要把他也杀了。
我笑了。我是笑他太幼稚，可他却误解了我，以为我笑里藏刀，真的会要他的人头。我要他的人头有什么用。可当时，看，小姐，他就这样往门口溜。因为门口站着我的人，所以他溜了几步就跪了下来，又把我称作他的七福神，要我看在他哥他妈的面子上饶他不死。我朝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命令他立正站好稍息。为了让他安心工作，我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说，我会放你的，一定会的，我们中国人历来说话算数。
事情就这么定了。当天晚上，葛任就成了民族英雄。那一天应该是惊蛰（注：即公历3月6日）前后，因为雷声不断，已经有人在白云河里种茭白了。当时我不在场，天一直下雨，我懒得出去。当然我也没闲着，钻在尚庄的小教堂里起草密电，给戴笠的密电。小姐，不是吹的，后来，无论是内地的《民众日报》，还是香港的《逸经》，上面发表的消息，都是根据密电的内容改写的。在那封密电中，我建议中央政府把葛任树立为民族英雄，民族楷模。写完以后，天已经快亮了。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也该睡一会儿了。可我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梦。什么，白日梦？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天已经亮了。我梦见了葛任，他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什么意思？那还用问，他正在感谢我对他所做的一切。我这个人听不得别人表扬，连忙说，别客气，别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姥姥！就在这时候，助手把我吵醒了，说阿庆和白医生扭打到了一起，要不是他半路碰见了，强行将他们拉开，白圣韬就没命了。我听了很生气，觉得阿庆也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我就命令助手去调查一下，先搞清楚双方为什么动手，然后让阿庆写一份检查交上来，等候处理。
助手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睡着。我想，他们一定是因为马粪打起来的。我忘记给你说了，有一天，阿庆从马上摔了下来，磕破了腿，白圣韬用马粪给他疗伤。什么，我巳经说过了？你看我这脑子，当代史又变成了古代史。我就想，阿庆一定认为那是我在背后捉弄他，但是吃柿子拣软的捏，他不敢朝我发火，只能拿白圣韬医生出气。不久以后，助手回来了，说他已经调査清楚了，是阿庆先动手。我问是不是因为那泡马粪。助手说不是，是因为川井。白圣韬告诉阿庆，前半夜他看见川井在和葛任聊天，到了后半夜，他看见葛任的屋里还亮着灯，就去催葛任睡觉。但是进到屋里，他发现葛任躺在床上，靠门的那只眼望着门口。后来，他才发现葛任已经变冷了。白圣韬就给阿庆说，肯定是川井下的手。可阿庆却不听这一套，上去就抡了白圣韬一枪托。我说，小鬼，你再跑一趟，把阿庆叫来开个会，研究一下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但助手却对我说，阿庆跑了。跑了？跑哪里去了？他说去追川井了。巧匕！阿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点也不理解领导的苦心。是我故意网开一面，放他（川井）跑的呀。我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阿庆去吧，你去把白圣韬给我叫来。
是的，当时我曾打算把白圣韬带回重庆去。我想，如果领导（戴笠）问起来，我就让他为我作证，证明我发回去的密电句句是真。不过，后来我担心他言多必失，路过香港的时候，我又把他给放了。当然，我之所以放他，也有自己的考虑。对，我当时已经想好了退路。如果戴笠对我起了疑心，我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路过香港时，他或许还能派上用场。
不管怎么说吧，白医生至死都得感谢我的大恩大德。小姐，我还记得他被押来时的样子，哈哈哈，鼻梁骨都被打断了，鼻血一直流个不停，就像两股喷泉。我让助手给他洗了脸，然后问他想到哪里去。幸亏他反应快，说他想跟我走，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他或许能派上用场。小姐，不瞒你说，当时如果他话语之间有半点闪失，我肯定要给他一枪，把他送上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