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去，如果作一番学究式的探讨，红卫兵在批斗会采用的戴高帽子，挂大牌子，剃阴阳头，游街示众等等手段，在近代，只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农民斗争地主时用过，再早一点，清入关，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镇压汉人时用过。这些早进博物院的老古董，想不到“文革”初期，重新被小将们捡拾起来，作为武器，惩治牛鬼蛇神。毛主席发动“文革”，其中有一条，是破除“四旧”，但在惩罚上，革命小将却十分具有复古精神，将中国古老刑法文化中最阴暗的私刑制度，又恢复过来。
更有趣的，小将们无师自通地从旧时代汲取灵感，包括批斗会的会场布置，借鉴京剧《三堂会审》的安排站位，审问刑讯走资派的措施，受到十殿阎罗对付死鬼的启发，戴帽挂牌，槛车解送，绝对是公案武侠小说的影响所及，剪一半，留一半的阴阳头，则是加以变化的古代黥刑，纯系《水浒传》里高俅对付林冲的手段。这统统属于“四旧”的旧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披上革命的合法外衣，竟成了被允许，被鼓励的，带有政府行为性质的民间刑法，不能不说是对“文革”的讽刺。
这样，中国人，包括我自己，长期被官方的，民间的这个运动，那个运动，这种惩罚，那种处理，一会儿敌我矛盾，一会儿人民内部矛盾，折腾到心如古井，波澜不兴。因此，德国女作家写的这本书，在西方也许叫座，未必会在中国产生什么轰动效应，是可以预料的。
三
为什么不会叫座，还要从中国读者的心理状态来考量。
一方面，古代中国酷吏之多，法网之密，株连之广，刑法之严，弄得老百姓不知何时就会捉将官里去，因此对于任何或轻或重的惩罚，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另一方面，值得奇怪的是，在“国家”这个问题上，在有关“气节”或者“大节”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又常常表现得并不含糊。
外国军队被包围了，绝不会顽抗到底，不特别提倡与阵地共存亡，必须打到弹尽粮绝，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他们通常是这样：只要眼看援军一时半时来不了，便摇着白旗，放下武装。多洛丝哈根认为那些妇女，与德国人“私通”，无可厚非。中国人则不然，大敌当前，只能循“马革裹尸”，“杀身成仁”，“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类古训行事，所以，才有投江跳崖的可歌可泣的壮举。关云长在土山，打不过曹操，只好投降，是他一辈子的被人诟病的污点。苏武牧羊十九年，人们编了歌子来唱，也由于他的不屈不挠。文天祥写《正气歌》，“留取丹心照汗青”，编进教科书，千古传诵，就因为他牺牲的那一刻，也要面向故国。所以，中国人--当然也不会是全部，否则，汉奸从何而来--但多数人心中，那种“汉贼不两立”的精神，总是很当一回事的。
这种大是大非之分，是和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的教导，是和说唱弹词，演义小说的熏陶，是和历代统治者把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的提倡，是和爱国捐躯的仁人志士，杀敌御侮的英雄豪杰的榜样力量而产生出来的，因而，在中国，即使个别人士，发出为周作人粉饰的“好汉奸”论，决不会有市场。和多洛丝哈根的作品，不怎么引起人多么叫好的原因一样，除了对这种小小不言的惩罚，不看得那么重要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的中国人，不大肯原谅附敌者和通敌行为。
有鉴于此，一些为周作人辩解的文字，也只能闪烁其词，可读者不是傻瓜，谁能不解其中三昧呢！读罢一些奇谈怪论之后，除了深感新时期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之外，惟有瞠目结舌而已。而造这种舆论者，都是饱学经纶之士，对他们金身重塑周作人的努力，所为何来，百思不得其解。
周作人的着作，几乎没有什么不曾出版的了，着实让出版社足足地捞了一把。如果，“好汉奸”论继续发展下去，估计再过若干年，周佛海的言论，汪精卫的诗集，和他在河内发出的那通曲线救国的《艳电》，也会付梓。销路不一定会坏，读者即使出于好奇，也会掏钱购一本来看的。
我一直想，难道持“好汉奸”论者，真的是患了健忘症，怎么能忘记了南京的大屠杀，重庆的大轰炸，冀中的大扫荡，“九一八”沈阳的火光，“八一三”上海的炸弹，东北的细菌部队，平原的“三光”政策……就在周作人当督办之日，也是《四世同堂》里描写的北平人受苦之时，我不知道他这个汉奸，与老舍先生笔下写出的丑类，为日本鬼子做事的大赤包，冠晓荷，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启功先生讲到齐白石先生的轶事时，说他“在出处上是正义凛然的，抗日战争后，伪政权的‘国立艺专’送给他聘书，请他继续当艺专的教授，他老先生即在信封上，写了五个字‘齐白石死了’原封退回”。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节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人脊梁精神的体现，要大家都是鼻涕虫，软成一摊泥，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可言。白石老人将这封聘书璧回那阵，说不定正是周作人以伪督察官的身份，光临沙滩北大红楼视察吧？这就是说，在沦陷了的北平，既然可以如齐白石退聘，可以如梅兰芳蓄须，那么说明当时的周作人，也可以不必像大赤包，像冠晓荷那样向日本侵略者摇尾乞怜的。
也许周作人附敌，自有他的曲隐，但一旦认贼做父，做了汉奸，便无所谓好坏可言。但忽然于近年来成为一座富矿，成为某些人淘金的热点，实在令人惊诧。我想，除了商业动机外，还有其他较为复杂的心理，夹杂其中。譬如对文学上的纯以政治标准考量的绝对主义，譬如对某种文学样式，某种文学流派的特别提倡，譬如对文学的急功好利忽略文学自身规律的倾向，譬如在评价一个作家时的以文衡人或以人废文的狭隘和偏颇等等，遂形成某些人的逆反心理，你认为香的，我偏以为臭，你认为臭的，我偏以为香。周作人，恰巧是一张可以打得出手的牌。
于是，就演出近年来文坛的一出出活剧，不把鲁迅先生拿出来当靶子，粪土一番，糟蹋几句，就显得自己不新锐，跟不上风气了。反之，不摇头晃脑，褒美一阵知堂老人，《谈龙》、《谈虎》如何冲淡呀，《苦茶》、《苦竹》如何清涩呀，就觉得自己很土鳖了。这样，大有将这位“好汉奸”推崇到“宣付国史馆立传”的高度。一边努力贬低，一边拼命抬高，便成学界时尚。香者不香，臭者不臭，本就很不正常，而到了香者很臭，臭者很香这一步，除沮丧于人心险恶外，夫复何言？
假如鲁迅先生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世纪末的文坛，对于自己由碧落而黄泉的行情，快要到跌停板的程度，也会感到莫名其妙的。而到阜成门内八道弯的旧宅看看，他的老弟，却正在牛市状态之中，一路攀升，狂飚不已，世道如此，恐怕也不知说什么好了。说实在的，在这场歇斯底里的诋毁中，年纪轻的，说上几句不三不四的话，谅也不必介意。而一些学富五车，懂得中国过去与现在的人物，也闭着眼睛在那里瞎三话四，将这种扬此抑彼的拙劣把戏，玩得十分起劲儿。对这种类似在《故事新编》的《补天》中，站在女娲肚子底下，两腿之间的“咿咿呜呜”的人物，我估计鲁迅先生会抱着“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的心态，掉头不顾而去。
“好汉奸论”的出现，可说是近十年来目睹的文坛怪现象之一。
周作人在现代文学中的位置，是不会抹杀的，正如今天我们还在读明末清初的文坛大腕，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周亮工，侯方域的作品，并且叫好一样，这是将这些贰臣的人品，像镜头似的加以虚化了以后的结果。但绝不能由于周作人的散文成就，他就不再是汉奸，不再是很坏的汉奸，而是好汉奸了。所以，二战五十年后，多洛丝哈根的作品，与甚嚣尘上的“好汉奸论”，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偶翻旧时资料，上刊一则有关周作人的消息，原文照抄如下，以飨读者，或许有助于人们对于真实历史的认识。
1939年1月4日，天津抗日杀奸团枪击不抗日的文人周作人。事前，经过北平抗团宋显勇等人的调查，了解到周作人就住在北平清华园内。1月4日，李如鹏和赵尔仁携带武器，以学生的名义去拜访他。这是一所四合院，当周作人走出北房下台阶时，李如鹏掏出枪向他开火，周作人应声倒地，周的保镖扑过来捉拿李如鹏，赵尔仁见状又向保镖开了两枪，将其打倒，两人迅速撤离。事后才知道，周作人未死，子弹正打中他的腰带硬物上，保镖当即身亡。
来自津门的抗日勇士，给予周作人的打击，要比那些与法西斯“私通”的妇女所受到的惩罚要重。削发刺额，至多皮肤的伤痛，而从手枪中射出的子弹，却是要他的命的。我不知道中国的多洛丝哈根，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为周作人所遭受的这次差点送命的惩罚，而写出一篇为之鸣不平的作品？来一次清算的反清算呢？
也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