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信天游的歌声伴着他们走进陕甘宁的重镇--交道镇。这里看不见碉堡、岗楼，取而代之的是手拿红缨枪站岗放哨的妇女、儿童。此情此景令人兴奋，张仃竟像孩子般倒在地上打起滚来，并放声朗诵：“啊！母亲，我的母亲！”抵达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宣传部代部长凯丰设宴欢迎。
皖南事变以前，爸爸曾向周恩来要求去延安。其原因是痛感创作生活的空虚及物质生活的压迫。后者迫使前者不断地生产，而“创作”又碍于国民党特务统治下，不能畅所欲言；一旦停笔，又有断炊之焦虑。然而，最使他痛心疾首的是失掉了组织关系。失掉它，如同失掉灵魂一样。朋友回忆那段日子说：“在重庆，罗烽有时喝酒，喝醉了不打不闹只是哭。”
妈妈对我说：“你爸爸一辈子没打过孩子，但是在重庆有一次你哥哥不好好吃饭，坐在旁边哼哼叽叽。你爸爸发火了，朝你哥哥坐的小凳子踢去，把孩子吓坏了。奶奶为此不高兴。其实，你哥哥平常挺乖的。要吃饭了，自己抱个小凳子在一个高椅子上悄悄吃。那时真没什么好吃的给孩子。我知道，你爸爸那时心里烦。”
时局的险恶、日子的艰辛，有时他不能不感到飘忽迷离，但从未消沉，更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不管道路多么坎坷，在创作方面从未丧失半点文艺家的良心。可以肯定地说，爸爸、妈妈所创作的每篇作品都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在两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天未曾放弃对革命的职责，而且，每一天都在维护着自身的政治纯洁。这期间，爸爸除了小说、戏剧、长短诗外，还发表了五十多篇针砭时弊的杂文，如《便衣汉奸》、《论客之类》、《盛意可感》、《漫话死的艺术》、《余为国备忘录》、《闲话魔术》、《门面》等。这些杂文，不但批判国民党的动摇性和失败情绪，还暴露国民党政治态度的逆转。
爸爸抵达延安后，急不可待地先办两件事。一是请求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他的历史进行全面审查，具体接谈的是人事科长王鹤寿；一是找中共中央书记、马列学院院长洛甫，要求进马列学院系统学习。他来延安是抱着改造自己、深造自己的决心，他渴望以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充实自己为党服务。非常遗憾，他的学习要求未蒙允准，他被留在“文协”。此间，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扬邀请他去“鲁艺”教书或领导文工团。但他深感自己程度有限，不具备教育他人的资格，谢绝周扬的邀请。
3月15日，边区“文协”就创办星期文艺学园举行座谈会。艾思奇、丁玲等人以无合适人选为由，请刚到延安的爸爸担任此任务。虽然星期文艺学园是业余培养文学青年，不像“鲁艺”专业性那么强，但他仍然顾虑不能胜任。不过在“到边区来都要给边区做事”的刺激下，他还是答应下来了。但万未料到他的此举竟会引起周扬的误解。
星期文艺学园，顾名思义每星期天上课；园址设在文化俱乐部；宗旨是开展文艺运动和帮助文学青年学习与写作；课程分基本的与一般的，前者有顺序，即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到读书与写作，由专任教员刘学苇、罗烽、艾青分担，后者不拘，讲者自定题目，自定时间。学制原定两年。4月15日招生，5月开学。爸爸任主任，刘学苇副之，尤淇任秘书。聘任的讲师有：丁玲、周立波、白朗、艾思奇、何其芳、周扬、周文、柯仲平、胡乔木、舒群、欧阳山、萧军等。
爸爸他们刚到延安时，毛泽东听说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文化人，曾和警卫员打着火把到“文协”看望大家。可惜，那天晚间爸爸和妈妈外出看朋友，与毛泽东失之交臂。爸爸第一次面见毛泽东是在陈云的引见下，爸爸向主席汇报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的情况。当时主席指示，要上海党组织想方设法营救雪峰。
6月，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筹备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改选理事。此前，“文抗”延安分会不仅是边区文化协会的团体会员，同时又受重庆总会领导，致使工作多所混同。皖南事变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后方和敌后方相继来延安，鉴于延安文艺队伍的扩大，工作需要作进一步调整。经研究决定，边区“文协”由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工作中心在于开展边区文化工作。“文抗”延安分会改为独立的工作团体，直接受总会领导。
“文抗”延安分会从7月1日起接收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原有杨家岭会址、财产及一部分有关文艺工作，正式启用印记开始办公。
8月3日，“文抗”延安分会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到会会员60人，嘉宾10人。艾青、罗烽、萧军、欧阳山等7人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欧阳山主持会议，周文、吴伯箫分别报告上届理事会4年来的工作，中宣部代部长凯丰致词，柯仲平主持讨论会章。
会章规定：“本会以联合在延文艺作家，共同坚持对日抗战，坚持全国作家团结，力求文艺工作之活跃与进步，推进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并保障作家权益为宗旨。”
大会选举丁玲、欧阳山、艾青、萧三、柯仲平、周扬、舒群、罗烽、吴奚如、周文、吴伯箫、周立波、何其芳、艾思奇、萧军、刘白羽、陈荒煤、刘学苇、于黑丁、雷加、草明、李伯钊、白朗、庄启东、魏伯、李又然、曹葆华27人为理事。
爸爸被选为独立后的“文抗”延安分会第一届主席，主持全面工作。
为团结旅延东北作家坚持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爸爸在“九一八”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成立“九一八文艺社”，并在《解放日报》发表《为“九·一八”十周年纪念致东北四省父老兄弟姐妹书并寄各地文艺工作者》。21日在文化沟召开“九一八”纪念大会，到会男女百余人，全体唱东北救亡歌。
11月15日，由爸爸负责编辑的“文抗”会刊《谷雨》创刊。
爸爸正式恢复党籍是1941年9月初。约7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他谈到党籍问题，并要他速速写一份自传交他。9月初得中央直属党委书面通知，通知他参加组织生活，恢复1929年的党籍。嗣后，陈云找爸爸和舒群（也是此时恢复党籍）谈话，告诉他们暂时做秘密党员，以便多做些党外作家的工作。又说，你们和萧军是朋友，可以告诉萧军。目的是要他了解，党没把他当外人看，好让他向党靠拢，从而在思想上帮助他、争取他。
12月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由陈云亲笔签发的关于《恢复罗烽同志党籍的决定》中写到：罗烽（傅乃琦）……1934年6月因被叛徒所供被日本领事馆逮捕。后由家庭用金钱运动，经过日本领事馆高等系副主任青柳得以释放。释放后虽曾复被逮捕，终因本人无口供无证据，旋即开释。第二次释放后即潜逃至沪，经友人萧军的关系，开始文艺活动。35年l1月经周扬同志与党发生关系并恢复组织生活。抗战爆发后，由上海撤至内地，因当时情形混乱，以后无形中与党的正式组织关系中断。自抗战后罗烽同志去武汉、重庆、山西等地仍然从事文艺工作，皖南事变之后来延安在文抗工作迄今。
中央组织部审查了罗烽同志的历史之后认为：一、在满洲入党及工作情形是清楚的。
二、罗烽34年被捕两次之经过情形虽无直接证明材料，但根据以后的历史，我们认为他本人的报告是可信的。当时满洲事变甫定，由金钱贿赂日本高等系副主任而得释放亦是可能的。
三、自满洲逃出后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工作。抗战后，亦始终在党的政治主张下从事进步文艺工作。因此决定恢复罗烽同志的党籍，党龄由1929年入党时算起。
爸爸到延安不久曾数次面见毛泽东和陈云，亲聆他们的教诲，使他深深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幸福和温暖。但同时也产生过苦闷。
当“文协”个别负责人以“从金钱、物质上努力解决党外文化人的问题”加以诬蔑时，当某些人冷嘲热讽说“到边区发财来了”时（罗家人口多，领的津贴多。当时，延安津贴分一块、三块、五块）……种种这些更加剧了他的苦闷，甚至造成他对边区文艺界的反感。由于反感致使遇到问题有时不冷静，甚至冲动。
文艺界的老朋友至今记得罗烽摔凳子的事情。那是他到延安不久的夏天。“文抗”盖了一间“干打垒”的房子，很大，主要供开会使用。延安物质匮乏、条件艰苦，住房也很紧张。居住和办公一律是窑洞，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不例外。现在有这么一间宽敞且明亮的大房子实在是够气派的，有人在周末利用它开舞会，调剂调剂单调的生活，颇受群众欢迎，也吸引上层人物，江青是这里的常客。丁玲曾在《三八节有感》这篇后来惹出大祸的杂文里说“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恐怕这“女同志”未必就不包括江青。
后来舞会次数越办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不单单跳舞，还可以在此喝酒助兴。俱乐部几乎成了个酒吧。
爸爸看不下去，觉得领导要掌握分寸，因势利导。他找“文抗”刘某商议，要求适当地约束党员同志。可是，话过如烟飞雾散。
一天，爸爸站在外圈喝着酒，冷眼旁观。场内江青独占鳌头，翩翩起舞。爸爸憋足劲，一仰脖把一杯酒干了。瞬间，跟前一只四条腿小凳“啪”地摔下，然后拂袖而去。场上惊愕，一片肃静，而后纷纷扬扬炸开了，舞客便怏怏散去。从此，这里不再跳舞，不再喝酒，恢复了它最初的功能。
在延安，爸爸遇到的另一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与萧军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往往处在尴尬和不被理解的境地。以哈尔滨文艺运动时论，萧军是他领导之下的一个积极群众，萧军在反满抗日上是坚决而勇敢的，但他的浪漫与偏见也是人所周知的。1933年想争取他人党，负责同志白杨（杨易辰）和他谈话，他竟以“一生不参加任何政党”为辞，拒绝了。
爸爸来延安后，陈云知道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希望爸爸多做萧军的工作。陈云对爸爸说“中央对萧军是团结、争取，中间也有斗争的。”还说：“萧军到延安时，自己讲是来帮共产党的忙，帮革命的忙。实际上他到延安后是越帮越忙。”
在恢复党籍之前，爸爸和舒群针对萧军所存在的问题自始至终都是劝导他。恢复党籍未几，大约1941年9月中旬，爸爸找萧军谈话，指出他思想作风中的严重缺点，希望他改正时，他不但不接受，反而竟无理地说：“你我走的路是不同的，咱们不能做朋友了！”话音未落扬长而去。爸爸气愤地冲他背后喊：“你走的是什么路？是错误的路。”并顺手将一把小凳子抛了过去。
此事发生后，爸爸感觉对萧军之争取，再无上策，乃决定与其绝裂。但恐在统一战线上发生错误，加深萧军对党的对立，曾面请毛泽东，今后对萧军应抱何种态度？毛泽东说：“萧军既然不顾大局，应开始对他抱冷淡态度，使其感到孤立，或有悔悟的希望。”从此（1941年11月）罗、萧几乎断绝来往。直至1942年夏延安文艺座谈会以王实味事件为起因，文艺界批评萧军时，会后许多同志企图转变他的态度，而爸爸始终未出头，以至引起某些人的怀疑，以为他是赞成萧军的行为。
1988年秋天，在一次闲聊中谈起延安矛盾时，爸爸说：“对于我的那篇短文<还是杂文的时代》，毛主席是用温和的调子做结论的。有人说（在延安）周扬、柯仲平、我（代表萧军等）分三派。这是他们说的，我没兴趣。服从文艺政策，走党的道路，共产党人总得有个口号。通过文艺，宣传党的文艺政策。通过党的文艺政策，指导文艺创作。周扬是从柯派分支出来的。我和柯仲平在文艺政策上没矛盾，但不能说在其他方面都是一致的。我认为有不同看法、分派是必然的。”
1942年1月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六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爸爸被调去做筹备工作。“文委”于3月5日宣布正式成立，由边区政府聘请林伯渠、李鼎铭、吴玉章、徐特立、柯仲平、丁玲、罗烽、艾青、高长虹、周文、李卓然、萧三、萧军、舒群等为委员。确定吴玉章为主任，主持会务，罗烽为秘书长，辅助主任领导会内工作人员执行本会日常工作。规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必要时将召开临时会议。
边区政府公布的“文委”工作纲领包括：本会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新民主主义纲领，领导并开展边区文化运动。励行学术思想与创作自由。以群策群力建立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基础。普及和提高的工作同时并进，使其相生相长、相辅相依……
1942年3月26日《解放日报>的消息：“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现已开始工作，已向该会登记者有边区文协、自然科学研究会、文抗、美协、音协、青协、曲协、剧协、诗会、世界语协会、鲁迅研究会、民间音乐研究会、文艺月会、星期文艺学园、青年剧院、文化俱乐部、新教育学会、轻骑兵、中山图书馆、九一八文艺社20个单位。据该会秘书长罗烽谈：一俟登记完毕，即将召集各单位举行座谈，重新全盘筹划各单位的工作，务使办一事而收一事之实效，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至于请领经费，‘文委’如认为必要，可酌予补助，一切活动费用以自筹为原则。”
爸爸到边区后，进马列学院系统学习的愿望未能实现，乃自修《高尔基文艺论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着作。6月，写出《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发表在7月1日出版的《文艺月报》上。嗣后，陆续发表《漫谈批评》、《非由缀造而成的散文》、《嚣张录》、《旅途三章》、《遗憾》、《山庄中》等散杂文和小说。
1942年初春，爸爸针对当时延安某些人在私下鼓吹什么鲁迅杂文的文体形式在延安可以废除了等论调，撰写《还是杂文的时代》，3月12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无非说即使在光明的边区，“经年阴湿的角落还是容易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也就是说，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将长期存在，我们随时需要它揭露阻碍历史前进的不良现象。谁也没有料到，15年后它竟成为爸爸的“反党罪证”。这篇千字文全文如下：在边区--光明的边区，有人说“杂文的时代过去了”，我也是很希望杂文的时代不要再卷土重来的，因为不见杂文，同时也就不见可怕的黑暗，和使人恶心的恶毒的脓疮，这样，岂不是“天下太平”了吗？岂不是很有把握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吗？但是事实常常是不如希望那么圆满的，尽管你的思想如太阳之光，经年阴湿的角落还是会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深明历史演变的人，总是说几千年传统下来的陈腐的思想行为，一时不容易清除。于是，有些机智的人士，就乘机躲进那，“一时不易”的罅隙里去享受自己，好像一只黑猪在又臭又脏的泥塘里愉快的滚着，沉没着，既不怕沾污自己，且把泥泞溅在行人的身上竟也在所不惜的，其实这种露骨的作风，并不能算做“机智”；另有一类人，虽然他也躲在罅隙里，而他的念念有辞，却是一篇堂皇富丽灿烂夺目的讲演。天真的心灵，万想不到光泽坚硬的贝壳里还藏着一块没有骨头的安闲的，胆怯的肉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