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族立法是清朝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大特色。这一时期民族立法之广泛，数量之多，规定之具体，特色之鲜明，内容之丰富，体系之严谨，施行之稳定，都达到了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管辖也非常深入。民族立法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大清律》"在外人有犯条"规定凡属大清疆域的各民族一律适用大清律，以示国家法制的统一；又有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单行法，如蒙古地区的《理藩院则例》和《蒙古律例》，青海、甘肃、宁夏及四川松藩地区的《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天山南北路维吾尔等地区的《回疆则例》，西藏的《钦定西藏章程》，南方一些山地民族的《苗例》等。《光绪会典》还汇编了有关适用少数民族的诉讼、审判、定罪、量刑等单行法规。同时，适用民族地区的法律手段变通灵活，形式多样，因地、因俗立法。例如蒙古地方以牧业为主，马、牛、羊、驼等牲畜是蒙古族人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财富，因而《理藩院则例》对蒙古地方规定的处罚手段，无论民事、行政或刑事处罚，都以罚牲畜为主，重犯。
由此可见，立法必须同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实际情况包括：国家的自然地理，居民的生活方式，政制所能容忍自由的程度，宗教，性癖，财产，人口，风俗习惯等等。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要把上述情况考虑进去，主要表现为立法者尊重社会的道德和习惯。这是由于，一般来说，各族人民对于自己原有的习惯总是恋恋不舍，用暴力去取消这些习惯，对他们而言是悲惨的。即使是必须改变原有的一些习惯和风俗，那也不该动用法律，否则便将显得过于横暴。
随着我国立法在数量上的急剧增加和范围的扩大，民俗开始渐渐被忽略忽视，甚至以立法改造乃至摧毁民俗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一些通行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民俗（习惯法），可以在不经过严肃论证的情况下就被法律禁止，这类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对民俗的损害来源于对民俗的不尊重和对民俗权利的淡漠。官方的“法律”与百姓的“民俗”，哪一个更应该受尊重？这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其实，民俗与法律同为社会制度，民俗权利和法律权利一样，都是正当的社会权利。制定政策要实事求是，抓住根本才能纲举目张。只有在维护制定法权威的同时尊重民俗，才能避免制定法与民俗的两败俱伤，也才能使社会关系得到立体化的、合理的调整。因此，赋予法律以民俗的内容，赋予民俗以法律的特征，是法律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有效途径。具体地说，就是法律借助民俗渗透到社会中去，介入百姓的生活，从而发生作用。
制定政策要实事求是，抓住根本才能纲举目张。只有在维护制定法权威的同时尊重民俗，才能避免制定法与民俗的两败俱伤，也才能使社会关系得到立体化的、合理的调整。因此，赋予法律以民俗的内容，赋予民俗以法律的特征，是法律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有效途径。具体地说，就是法律借助民俗渗透到社会中去，介入百姓的生活，从而发生作用。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释义】政，就是正。你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
《论语》里的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它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为政者本人要正，对自己要有严格的要求，做到清正廉明；第二层意思是为政者执法要严，对上对下刚正不阿。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政”这个名称的解释。政就是“正”，所谓政治的道理，就是领导社会走上一个正道。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你领导人自己做得正，下面的风气就自然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
什么叫正？什么叫邪？这就牵涉到人生的道德行为观念，以及社会的、历史的道德观念等等，都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改变了观念的标准。以前的社会型态并不适于现在的社会型态，过去历史的标准，并不一定完全可以适用于现在。所以怎样才算是正或邪，也是对某一时间、某一地区而言。但无论如何，政治的原则，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求得端正，然后方可正人。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样，那怎么可以辅正别人呢？三国时的曹操曾被人称为“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古今向来褒贬不一。不过他在治国治军方面确实深得将士尊重，因为他深谙管理之道，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
有一年正值麦收时节，曹操要率领大军出去打仗，沿途的百姓因害怕都躲到村外，没有人敢回家收割小麦。曹操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派人挨家挨户告诉百姓和各级官吏，他是奉旨出兵讨伐逆贼为民除害的，现在正是麦收时节，士兵如有践踏麦田的立即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百姓都心存疑虑，躲在暗处观察曹操军队的行动。只见曹操的军队在经过麦田时，都下马用手扶着麦秆走过麦地，没一个敢践踏麦子。百姓看见了，无不暗暗称颂。可是当曹操骑马经过麦田之时，忽然田野里飞起一只鸟，他的坐骑受惊，一下子蹿入麦地，踏坏了一片麦田。曹操立即唤来随行执法官员，要求治自己践踏麦田之罪。执法官员说：“您是丞相，怎么可以治罪呢？”曹操回答说：“如果我自己都不遵守我定下的法令，那么还会有谁心甘情愿地遵守呢？”于是他随即抽出腰间的佩剑要自刎，众人连忙拦阻。
这是谋士郭嘉走上前说：“《春秋》上说，法不加于尊。丞相统领大军，重任在身，怎么能自杀呢？”曹操沉思了好久才说：“既然《春秋》上有‘法不加于尊’的说法，我又肩负着天子交付讨伐逆贼的重任，那就暂且免去一死吧。但是，我不能说话不算话，我犯了错误也应该受罚。”于是，他就用剑割断自己的头发，说：“我就割掉头发代替吧。”曹操又派人传令三军上下：丞相践踏麦田，本该斩首示众，因为肩负重任，所以割掉头发替罪。在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割发也是很重的惩罚了。曹操割发代首，严于律己，实属难能可贵。可见要正人，先正己，自己以身作则才能约束他人。
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的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秩序混乱现象，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政府行为不规范。该由生产者、消费者自己决定的事政府不恰当地进行干预；该由政府扶植、支持并进行服务的事又不认真负责地管理。政者不正，群众意见很大。个别政府工作人员和党员领导干部非但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反而利用行政管理职权弄权、弄钱，有利可图的事不该他管的抢着管，无利可图的事该他管的他不管，或者不好好管，这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如果不下大力气解决好这些问题，党的方针政策就不可能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我们的改革就不可能进一步推进，经济也不可能继续发展。
因此，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形中在营造一种风气，提倡一种追求，引导一种方向，对党风政风民风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客观上具有一种示范作用。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是一个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对社会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是党员领导干部摈弃“官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工作好不好、关键在领导”，这些通俗易懂的话蕴涵着一个朴素而真实的道理：无论干什么工作，做什么活，办什么事，只要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扑下身子、躬身实践、真抓实干，群众就会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跟着你走，跟着你干，就不会有完不成的任务。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释义】用道德的力量来引导，用礼仪来规范，百姓就有了羞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
孔子认为：用法律来治国，虽然能够使人暂时地免于犯罪，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树立起人的羞耻之心。而以德治国则是一种道德的引领和礼仪的教化，能够使人有羞耻之心，在这种发自内心的荣辱廉耻之心的驱使下，人们才能自觉地遵守规矩，最终经过自己的心理内化，形成道德良知。严格的刑法和纪律约束只是一种外部的他律，只能使人因畏惧而暂时服从。只有配合以道德教育的明辨是非和说服引导，才能达到明荣辱、知廉耻，“有耻且格”的道德境界。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周文王就是这样治理西歧国的，他真正把国家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且还能画地为牢，说明整个国家的诚信已经到了很高的地步。他的统治是最接近“无为之治”的，因此四方诸侯国的贤能之士、百姓纷纷前往、投奔他的领地。百姓并不理解周文王有多大的道德，但是百姓知道跟着文王，他们可以过上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可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所以他们就向风一样的跟从，象水一样的归附于他们所认定的明主、奔向他们所向往的家园。文王治理周邦用爱民之德，并信守大礼，克制自己；所以周邦的民众以文王为榜样，都有羞耻之心，能自觉地遵守大礼并自行纠正错误。
采用这种治国的方法，人们首先会产生明确的是非观念，能够自己做出判断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他会一切行动听指挥，他会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因为他的思想境界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他的道德修养驱使他这样做。他服从命令听指挥，他守规矩不出格，这一切不是来自于组织的严格要求和管理，而是来自于他的高度道德“自律”。
加强党性修养是每一个党员终身都要进行的课题。而在党性修养中，道德修养历来被认为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使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党也没有放松对党员的道德要求。毛泽东几篇阐述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著名文章，都是在战争年代写成的。例如，毛泽东在其《为人民服务》中，首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在《纪念白求恩》中，更是倡导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向全党提出了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道德要求。总之，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懂得，其道德水准的高低，修养品行的好坏，是衡量一名共产党员是否保持先进性的标准之一，也是共产党员区别于普通群众的重要尺度之一。因此，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道德行为，必须严格按照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行事。一句话，要把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终身进行的课题。
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对公民的教化作用，是法律的力量所不能够企及的，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来规范民众，民众就会树立以犯罪为耻的观念，自觉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
知识链接：无赖变人君
谈到“楚汉相争”的这段历史，人们都会为项羽的失败扼腕叹息。也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即刘邦是个流氓无赖。既然他是个流氓无赖，那又何以得天下呢？原来，得天下在“人心”而不仅仅在“仁德”，只要你用人得当，能够俘获民众之心，流氓无赖便是贵胄龙种。讲到此处，也许令无数读书人唯有一声长叹！
秦朝末年，反秦的各部将领经过商讨，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王，定都盱眙（今江苏盱眙）。并同时约定：谁要是先攻取了关中，就可以在关中做王。经过连番征战，八月，刘邦攻入武关，向咸阳逼近。
十月，刘邦进入咸阳。十一月，刘邦召集各县一些有名望的人士，向他们宣布：“我们这次人关，目的是要推翻秦的暴政。我们不会侵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苦于秦的苛法已经很久，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我曾与诸侯约定，先入关者做关中王，我应该做关中王。我现在和你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原来的秦法一律废除，但所有官吏和行政都保留。”刘邦派人和秦朝原来的官吏一齐到各县、乡邑去宣传。老百姓听说后非常高兴，纷纷带着牛羊酒肉来慰问义军。刘邦辞让说：“仓库里的粮食很多，我不能让你们破费。”老百姓听后更加高兴，唯恐刘邦不做关中王。
后来项羽宴请刘邦，席上明争暗斗，剑拔弩张，上演了历史上的“鸿门宴”。鸿门宴后，项羽即率兵西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掳掠财物妇女，然后东归。由于项羽的剽悍残酷，再加上他的所作所为，人们都感到恐惧和不安，因此，都对他没有好感。
汉王二年（前205年）十一月，正当项羽与齐、赵激战时，高祖率兵出关向中原进军。汉军声势浩大，河南王申阳主动投降，高祖置其地为河南郡。郑昌顽抗，被韩信击破，也被迫投降。高祖回到关中，迁都栎阳（今陕西栎阳）。为瓦解敌方和巩固后方，他下令若敌方将领率万人以一郡降则封为万户，又开放秦朝原奉的苑囿园池，令民耕种，此策一出，深得民心。
刘邦是霸王之才，但又是流氓。在传统社会，心怀仁德者往往能取得某些成功，却并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唯有得人心者，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刘邦与项羽相比有“六不如”：声望不如，势力不如，英雄不如，气概不如，信义不如，对士卒的亲爱不如。刘邦虽然在上面六个方面远远比不上项羽，但他却有项羽不可企及的一项优势，并且这项优势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刘邦使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俘获了大量的“民心”。这一点最终决定了刘邦的成功，也决定了项羽失败的必然。
人心左右一切，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项羽剽悍残酷，不擅用人，既得不到“臣心”，更谈不上“民心”，最后只能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不过今天的得“民心”，主要是指在社交场合和工作场合要能和他人友好相处，有个好人缘，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也可能就会陷入自己编制的“四面楚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