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莫言先生还很年轻，不过三十几岁，但《红高粱家族》已经使他名满天下了。他在会上的发言言简意赅、一语破的，分量却很重。他没有具体剖析文章，而是着眼于作者的生命体验与文学道路。他说，看了王充闾的作品，知道他的人生道路很平稳，心态很平和，运笔也很从容；平稳、平和、平面化--欠缺的是深刻的生命体验。以他的文学功底，如果能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经历，那就成气候了，作品就深刻了。他在这里谈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生命体验对于一个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引起艺术发现的欲望，激发作家寻求形象的表达。这是一种穿透性、原创性很强的极具生命力的思维形态，它的本质特征是直观性与超越性。生存苦难和精神困惑，往往是超越性的前提。中外文学作品依此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实例不胜枚举。当然，也可借助他人的体验，通过灵悟，达到感同身受（徐复观先生把它称做“追体验的功夫”）。在这方面，我有些实际体会。《简·爱》和《呼啸山庄》过去读过多次，但由于时空的限隔，对于作品的意蕴和作家的心路历程总是缺乏深入的理解。那年我到了勃朗特三姊妹的故乡哈沃斯，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作实地考察，访作家足迹，经过切身体悟，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三姊妹是把至深至博的爱意贯注于她们至柔的心灵、至弱的躯体之中，然后一一熔铸到作品中去。这种情感、意念乃至血液与灵魂的移植，是春蚕般的全身心的献祭，蜡炬似的彻底燃烧。作品完成了，作家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前面说到了“炫富矜博”的毛病，过去我确实常以博学自居。可是，后来恰恰在这上面“马失前蹄”了。我有一篇散文《碗花糕》，里面提到了沈复与《浮生六记》。刊出之后，接到了着名学者林非先生的电话，告诉我，沈复为清朝人，而我误作了明人。前人说，一物不知，学者之耻。我们常人固然不敢以此自矜，但像《浮生六记》的作者这样并非僻典的事物，竟然出现“硬伤”，实在说不过去。因此，在深感愧赧并向林先生恳致谢忱的同时，举一反三，切实反思了自己治学粗疏的缺陷。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写作凡是遇到史实、成语、掌故，都要一一核实，决不率尔落墨，案头一部《汉语大词典》几乎被我翻烂了。
从失误中学习，自然最为直捷、有效；而朋友们的关怀、勉励，也同样能起到鞭策作用。1996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再由全委会选出主席团成员，时至午夜，会议还在进行。忽然，中宣部值班室转过来一个电话，说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毓茂教授找我。那时，手机还未盛行，几经周折，张先生才找到了我，为的是祝贺我顺利当选。他说：“你当了宣传部长，我不祝贺你，宣传部长多着呢，祝贺不过来；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也没有电话祝贺，因为那只说明作家身份得到了组织承认；这次你当选了全委会、主席团委员，说明你获得了作家朋友们的普遍认同，这是我特别看重的。”当时正值寒冬深夜，由于等待计票，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进餐了，真是又饥又渴又冷又累，可是，这个电话却使我感发兴起，倦意全消。
多少年来，每当忆起上述的般般情境，我都深深感念那些予我以强大的推动力的正直诚笃、博学多闻的朋友。为了不辜负他们的期待与厚望，惟有奋力前行，不敢稍有懈怠。
原载2009年7月14日
共同见证风雨阳光
谢冕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完整地走过六十年的行程。这是几代中国作家用他们的才华和智慧，也用他们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所浇灌的共同的文学家园。这六十年的中国社会，曲折而多艰，动荡而多变，经历过深重的悲哀，也拥有过巨大的欢乐。文学行进的长途中充满了苦难与艰辛，又始终伴随着光荣与梦想。不管写作的环境和氛围曾经是多么严酷，但几乎每一个中国作家都有忘我参与社会变革的激情的经历，当然，其间也掺合着无尽的坚忍与期待。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政治和文学捆绑得太紧，文学在政治的夹缝中往往无所适从。再加上绵延不断的阶级斗争和批判运动，这些，都使中国文学陷于深渊而难以自拔，也使作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钟情于文学事业的人们并没有在艰险中却步，他们依然忠实于自己的职守，而为自己的时代默默地贡献着：他们在可能成为“空白”的时代，英勇而近于悲壮地以文字保留了那时代点点印记和斑痕。我们的文学就是这样创造了艰难时世的业绩。
而时代也没忘了给他们以回报，那就是中国文学从此赢得了较之世界任何民族都更为丰厚的历史经验。中国文学接受了二十世纪馈赠给它的全部由血泪和汗水凝成的精神遗产。它因苦难而丰富，它在坚实的行进中成长并成熟了。
当然，文学命运的改变，还是取决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开放最终导致文学的开放。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为标志，中国当代文学也开始了崭新的篇章。人们记取了中国文学曾经有过的歧误，总结了产生这些歧误的经验与教训。文学从此摈弃陈旧的教条，开始踏上思想解放和艺术解放的道路。
这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以人为本”取代了以往漠视以至抹杀个人价值的理念；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思路，中国文学在这样的蜕变中获得了新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革故鼎新的年代，政策的落实，队伍的扩大，思想的解放，创作的繁荣，使中国作家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的春天。风雨过后，出现了漫天的彩虹。我们就这样沐浴着春天的阳光，进行着前所未有的自由的创造。
社会的进步决定着文学的命运，与以往相比，中国文学的处境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极而言之，约有如下数端：曾经是“指定的文学”，转型为选择的文学；曾经是“单一的文学”，转型为多元的文学；曾经是“禁锢的文学”，转型为开放的文学。
过去一直受到谴责的文学的“个人主义”，如今正在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认可和推崇，文学创作的个人动机和个人灵感，文学创造过程中的个人体验和最后形成的个人风格，正在成为普泛的规律。
同样道理，过去一直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道主义精神，如今也受到普遍的尊重。作家的创作不再受到行政的压力，已经没有任何人再在作家的创作方面说三道四。作家的写作自由不再受到干涉，写什么，怎么写，已经不再听命于他人的指令，而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听命于作家内心的召唤和职业的良知。
这一切，曾经是中国作家多年的梦想，如今一下子都涌到眼前来了。我们就这样尽情地享受着风雨过后的阳光和彩虹，就这样无拘无束地想象着和创造着。从新时期开始到现在，我们多么像那些长久被关在笼中的鸟，有飞翔的翅膀却不会飞翔。我们一旦认识了广阔的天空，我们甚至又不知如何驾驭自己的翅膀！
是的，我们经历过风雨，我们珍惜今天的阳光。我们是中国文学历史的见证人。正因为我们了解历史，所以，我们对今天拥有的自由倍加珍惜，也由此感到了身上的重负。我们知道，作家是不能拒绝承担的。诚然，他们是在进行个体的创造，也有充分的理由和自信表现自己的感知。但他是有承载的。我希望，所有的作家都不要宣言自己是在为未来写作。他们应当坦诚地承认他们是当代中国人，他们有责任、也有理由表达我们时代的信念和思考，表达当代人的情感和思想。或是通过自我抒情，或是通过别的方式，最后抵达我们想象的世界。
也许，他们由此表达了未来的意义和价值，但他们的原点依然是当今，是现在。所以，我更愿意把我的“心结”作如下的简略表述：所有的作家都是、也只能是“当代作家”，也许，他的当代思考表达了超越当代的价值，那他无疑就是创造了非凡和伟大。而如果他对他所处身的时代淡漠甚至蔑视，那他就是狭隘的甚至是自私的。
中国当代文学的六十年，也正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六十年。我不想说些客套的祝词，如上一些话，也许枯燥，也许沉重，但都是心中的话。中国作家协会对我说来是温暖的记忆，常记得，当年王府井的八面漕，如今是中华书局的那座楼，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那楼里有一座咖啡厅，我们凭会员证就可以在那里消磨一个悠长的下午，那曾经是我们的家。
原载2009年7月14日
蚕在吐丝的时候
崔道怡
“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翻阅《人民文学》创刊以来的合订本，不禁又默念起艾青这句卷首语。是的，六十年来，我们如蚕吐丝一般劳作，回顾历程，确实可谓“一条丝绸之路”。它由各时期、各地区、各类型作家和新秀们所创作的各体裁、各题材、各风格的处女作、成名作、获奖作交相辉映，编织而成。色彩纷呈，精英成阵，花团锦簇，万紫千红。
我1956年8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所属《人民文学》杂志当编辑，1998年10月在副主编岗位上退休。从二十二岁以细长瘦弱之躯走进小羊宜宾那座古朴的四合院，到六十五岁顶着一头白发离开东土城内隐于闹市的高楼，为人作嫁衣大半生，我是在聚会各路精英作家和新生力量的文学殿堂里，在文人墨客进行交流的全国性平台上，在展示我国创作最高水平、最新成果的园地中度过的。
我是文学之“蚕”，职责就在“吐丝”，呕心沥血，“为他人作嫁衣裳”。作为职业读者，身居审美前沿，勉力充当判断、装扮、奉献香花的使者。四十三年，历经冷暖，春风秋雨，苦辣酸甜：“斗争”年代，运动频繁；“文革”阶段，无法无天；“改革开放”，改天换地；星移斗转，旧貌新颜；光风霁月，别有洞天。我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增长了识见，积累了经验，对本职业务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更亲切的情感。
在我心目中，中国作家协会及其所属《人民文学》，是泱泱华夏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精神“丝绸”制作、批发总部。我是她的一名员工，作为刊物编审，品花献花；作为评奖委员，赏花鉴花；那种使命感、成就感、愉悦感，其思悠悠，其情殷殷，其乐融融。我把心血倾注在文字编织的生活图景上，融汇进文学抒发的理想境界中，促使其最终能铺展成为一条最艳丽、最温馨、最华贵、最绵长的“丝绸之路”。
如爱母校爱故乡，我爱我含英咀华“吐丝织锦”的作坊。《人民文学》为我提供能够发挥专长的生存环境，作家协会使我珍惜的生命价值得到兑现和补偿。我也为她恪尽职守：强调社会意义时，我几曾推出引起石破天惊轰动效应的佳什；回归美学价值后，我多次促成或铁马秋风或杏花春雨的赏心悦目美文及时面世。诸多新人耳目、沁人心脾的才俊华章，是经我举荐而知名天下的。因此退休时，我无愧无悔。
编辑工作总由集体完成，我只是“蚕”之一。草此短文，与其说为检点自身，毋宁说是借以感恩。惟逢春日，蚕好吐丝，我庆幸赶上了民族复兴的历史新时期。“吐丝”就是为着“织锦”，只要“丝”未尽，便无退休时。虽已离开岗位，依然关注审美。即便未再参与，眼见近年最精美的长篇小说大都见诸《人民文学》，得知武侠小说大师和网络写作高手最近加入作协，也都为润泽我之文学圣地更完善而欣慰。
“吐丝”当时只针对眼前具体的文和人，确实“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编发那些稿件，并未料到它会引起巨大社会反响，载入我国文学史册。而今赞叹“丝绸之路”，才意识到自己也曾不负所托。今年春天，作协领导委派我和同仁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举办的征文组稿。这一丛丛焕发甲子情怀芬芳的香花，现正陆续绽放。在“丝绸之路”上，该也算是我向新中国、向作协和《人民文学》六十周年的献礼。
原载2009年7月14日
东总布胡同之忆
袁鹰
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六十年，会址四易，从东总布胡同到王府大街，到沙滩红楼大院内，再到东土城路。作为一名老会员，我常常想起的还是东总布胡同22号座北朝南那座方方正正的三进院落。我未曾在作协机关和所属单位工作过，但是常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得以结识不少前辈和同辈师友，领略和感受东总布胡同那座院子里曾经弥漫过的宁静和谐的人气和文气，至今难忘，尽管其中也夹杂着浓重的哀伤。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从上海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不久就随部主任袁水拍去东总布胡同，拜访主持作协工作的邵荃麟、陈白尘等同志，探寻了解作协和文坛近事，特别是新人新作的信息，取得他们对报纸的支持。创作委员会的沙汀同志就曾经推荐引起轰动的河南青年作家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希望报纸转载，向全国读者介绍。《人民日报》那时每天只出四版，竟用其中一个版的大半篇幅刊登一篇小说，确实罕见。也许可以这样说，五十年代起，有那么一批文学评论家、作家和诗人，从东总布胡同走出来，带动了更多的外地作家，支持《人民日报》，他们都有从解放区带来的“党报观念”，满腔热情，不讲条件，报纸需要什么稿件就写什么，甚至倚马可待，使我们当编辑的人深受感动，多年来时常提起，总有说不尽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