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青海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发展迅速，已形成了以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领军的青海少数民族作家群崛起和创作弥坚的文学局面。目前青海省作协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有161人，其中有15人为中国作协会员。除了颇有成就的少数民族知名作家格桑多杰（藏族）、鲍义志（土族）、多杰才旦（藏族）、察森敖拉（蒙古族）、梅卓（藏族）、韩玉成（回族）、角巴东主（藏族）、马光星（土族）、马丁（撒拉族）、翼人（撒拉族）、才旦（藏族）、乔永福（藏族）、三木才（藏族）等人外，近年来不断有新人出现，如：达佤扎西（藏族）、江洋才让（藏族）、韩文德（撒拉族）、马学福（回族）、向阳（蒙古族）、次仁顿珠（蒙古族）、阿宁·扎西东主（藏族）、曹有云（藏族）、多杰才让（藏族）、南色（藏族）、韩莉（撒拉族）等一批各民族作家。
青海省各民族作家立足本土，以不同题材、体裁，用汉语或本民族语言创作作品，不仅表现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人民精神风貌的了解与歌颂，也表达了他们对时代进步、祖国繁荣、人民幸福、民族团结的歌颂和赞美，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汉语与母语作品。如藏族作家格桑多杰的《喳曲的传说》、多杰才旦的《齐毛太》、端智嘉的《一个奇幻的梦》、角巴东主和多杰才让的《雪山情》、班果的《雪域》、居·格桑的《雪山下的情思》、梅卓的《太阳部落》、扎西东主的《收获的季节》、德本加的《静静的草原》；撒拉族作家韩秋夫的《秋夫诗选》、马丁的《家园的颂辞与挽歌》、翼人的《被神只放逐的誓文》；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的《祁连游牧仔》、土族作家鲍义志的《呜咽的牛角号》等优秀作品，都曾先后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9年，藏族诗人曹有云的诗集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成为青海省近十年来首位入选者，鼓舞了青海省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
（作者系青海省作协主席）
原载2009年7月16日
多民族的新疆文坛，心灵的百草园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
我在新疆文联工作二十年来，一直与新疆作协各族会员相濡以沫。因此，有机会阅读和翻译各族作家的作品，有幸与其中很多人做过同事。他们中，有新疆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文艺界的老领导，还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以及生活在新疆的壮族作家；他们中，有的已经故去，有的年事已高，有的正处在文学创作的最佳时期。新疆的各族作家用文学艺术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时代、对人生、对生活在新疆这块热土上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在文联工作，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代新疆作家。如老作家王玉胡、维吾尔族老作家亚森·胡达拜尔地、哈萨克族老作家库尔班·阿里，还有阿布列孜、克里木·霍加、夏侃·阿沃勒拜、祖尔东·萨比尔、陈柏中、章德益、周涛、赵光鸣等，他们的名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文坛，乃至中国文学界都很有影响，代表着过去六十年不同历史时期新疆文学创作的成就。他们的作品记录了六十年来生活在新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心路历程。作家们不仅以他们的作品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更以他们之间的友谊，高尚的人格，影响着后人。他们的作品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他们的人格成了我们的榜样。也因此，我们通常习惯把新疆文学说成是“新疆多民族文学”。就好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劲草时分，总是生机盎然。
新疆的作家朋友们在一起，常常谈笑风生。比如，我们常会说起以往的新疆作家们的趣闻轶事，说他们之间的交往，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彼此开过的玩笑中的机智与幽默。我们从中感受着他们的风采。这些作家把他们对不同民族语言、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融入到他们的创作中，且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新疆的经济形势也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文化事业跟着兴旺起来，文坛也活跃起来。新疆多民族作家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进行创作和出版，包括整理、翻译、出版老一代作家的作品。这些好机会，首先得益于中国作协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因为，这项工程重点扶持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原创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新疆有上百名民族作家的作品从中受益；再加上《文艺报》《民族文学》《西部》等一些报刊相继推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专栏，给新疆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展示平台。
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培养，已被中国作协和新疆作协提到日程上，给更多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使“新疆多民族文学”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充实。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
原载2009年7月16日
我与中国作协二三事
童庆炳
中国作协成立六十年，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会员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我奉作协之邀做了有数的几件事，倒还印象新鲜。
1981年秋天，我参加了首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我们一伙人来到香山别墅。我的印象中直接“管”这项工作的是谢永旺，为什么叫“管”呢？因为评奖委员会的主任似乎是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谢永旺每周回去都要给张光年汇报，星期一回到香山，又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传达张光年的指示。我在这次活动中结识了不少朋友。我记得参加这次评奖活动的成员有陕西喜欢抽烟喝酒的王愚；上海一脸书生气的周介人，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人，除了看到他读小说外，整天皱着眉头思考问题，写下点什么；武汉来的陈美兰，她似乎因为这次活动的收获，就一直把当代长篇小说作为她的研究方向；浙江来的吴秀明，他似乎是成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受那次活动的影响，一直把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当作专业研究方向。河南来的孙广举，他的笔名叫孙荪，后来写了不少散文，我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来往最多，也最谈得来。前几年他给我寄来一个手写的贺年片，发现他书法很出色，字写得很漂亮。此外就是北京的朋友何镇邦、孙武臣、杨桂欣了。我们一起在香山住了三个月，每人差不多都读了上百部长篇小说，还不断进行讨论。态度之认真，过程之长久，工作之细致，评选之客观和公正（绝对没有一个人来走后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先住在兄弟楼，后住在昭庙，山上琉璃塔的风铃声，在夜深人静之际非常清脆，给我们带来慰安。最后评定的得奖的两部长篇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三部）和张洁的富于时代感、内容和形式都很出色的《沉重的翅膀》。后来读张洁的《无字》，我觉得比之于她早期的作品，就有点“泛溢”，泛溢出了审美的艺术的范围。中国作协的评奖活动，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都极有分量，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
还是1981年的事情。当年中国各地放映根据安徽作家鲁彦周的小说《天云山传奇》改编的电影，导演是谢晋。这是一部以为错划右派平反为题材的、很有情调的电影，也符合当时改革开放的精神。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当时“极左”的势力还比较强。《文艺报》当年第4期就刊登了笔名为袁康、晓文的文章《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对这部电影大加批判，那调子让我们想起来“文革”中红卫兵贴的大字报。读者在观望，看看《文艺报》会作出什么反应。中国作协立即决定，不让这种“极左”思想重新抬头。《文艺报》理论部找到我，希望我写文章与他们“争鸣”，我读了老“左”的文章，很不以为然。于是就写了《评袁康、晓文〈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一文，为《天云山传奇》辩护。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国内很大反响，《新华文摘》《电影艺术》《文摘报》等二十余家报刊转载。一时间，与我联系的报纸、刊物突增，甚至以为我一直是搞影评的，约我写文章，电影票源源不断寄来，有点应接不暇，但我很高兴。但“极左”思想还在挣扎，随后有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出来支持我，事情才告一段落。中国作协主持正义，支持作家的优秀作品，组织文章为其辩护，这件事情做得好。
1988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应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之约，主要是受朋友何镇邦之请，也去那里上点课。在上课期间，中国作协有一个愿望，要给中国青年作家办一个能够拿硕士学位的作家研究生班。我利用职务之便，到教育部跑了几趟，最终拿到了批件，同意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作，举办正式的有学历的研究生班。最后这个班吸收了四五十人。目前当红的作家如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等都在这个班里。研究生班由我和何镇邦出任总辅导员，我系统地给他们开设了“创作美学”课。最后大家都拿到毕业证书，莫言、余华、毕淑敏、刘恪等多人写了硕士论文，导师就是我。我印象最深的是毕淑敏。她那时候住在军事博物馆附近，每天清晨都要坐公交车绕过整个北京城，到八里庄上课。她是从来不缺我的课的一位好学生。我给他们上课，在每个专题下，我都要特别分析班里某位作家的作品，如我评论过肖亦农、莫言、迟子建、刘震云、余华、毕淑敏等人的作品。后来我的讲义整理成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上述几位作家都给我写了序，这是我的着作中“序”最多的一种，除了有王蒙的序外，还有何镇邦的序、自序，接着就是这些“大师”的序了。最让我感动的是，莫言有段时间住在小西天，有时到晚上就来看我，随便闲聊。余华有一次来北师大开会，我没去参加，他硬是等了一个中午，一定要见到我才走。这些都让我感动。但我还有一个埋藏在心中的愿望：我的这几位学生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的教室起步，不断地壮大自己，是否能在某天的清晨或黄昏给我拿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回来呢？
原载2009年7月18日
殿堂的支撑与关爱
杨志军
中国作家协会六十年华诞，就在我们还没有想好许愿的时候，突然来到了。感觉突然是因为我们总记得老人、孩子和自己的生日，却很容易忽略家的诞生，仔细一想，原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家，我们便有了说话的地方，有了作品发表的阵地，有了被人知道的渠道。快意文章、风生议论、黄土白雪、兼收并蓄，阴了又晴了，缺了又圆了，风雨兼程到如今，打眼一瞧，才发现一部中国当代文学风云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作协活动史。其间“中国作协--作家之家”的概念一直是一个坚定而醒目的存在，从这个存在出发，我们看到了流派各异、风格万种的中国作家群。可以如此形容，中国作协是漫长而恢弘的地平线，以坐标的姿态矗立着，无论从哪个角度前行，或者原地不动，你都在瞩望它。
文学需要殿堂。很难设想旷野里的风景不会因了冬风秋雨而销蚀而殆尽，沙漠里的绿洲固然让不少人喜叫了一声，但隔年再去，那里已是沙埋尘封。相比于美国的文学殿堂根植于各类大学，中国当代文学殿堂则拔起于中国作协。保护、定位、阐释，高悬于壁上使其神圣，引导人观赏使其流芳。统计学的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六十年的努力“宝库”了多少文学我无法列举，只知道越来越广泛的大众阅读越来越直接地选择了经典，而经典来自时间深处，来自殿堂及中国作协。进去看，那里置放着不去的时间和不朽的经典。
文学需要支撑。当然是精神的支撑，恰如一部文学史决不应该是技巧史、语言创新史，作家也不是码字师傅。作协的会员们通过作品张扬起精神的传承，让我们知道了山宗水源何处、思想脉络安在。他们传递了真正的文学精神，使其保持了穿透时间的力量和锋锐，变成了社会记忆、民众气质而薪尽火传。中国作协之于文学的推动，无疑是对灵魂营造工程的推动，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推动给了作家支撑社会良知和普世道德的信心。作家支撑了精神，而作协支撑了作家，那么多优秀的精神传播者都是它的会员，都是大树的枝杈、分蘖的花朵。树大根深而花繁叶茂，这大致就是关于中国作协和它的会员的宏观意象。
文学需要关爱。恐怕谁也无法知道六十年光阴里，中国作协扶持了多少作品，培养了多少作者。作品发表了，出版了，有名了，有利了，花开四季，芬芳馥郁，却很少有人问起：谁浇了水，谁施了肥？中国作协用六十年的时间，浇灌了中国文学。中国作协在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广泛团结各类作家的统一阵线，那么今天，当我们面对更鲜活的时代、更宽广的阅读需求时，致力于扶持作家、繁生作品的中国作协，其殿堂的支撑与博大的关爱就更加重要了。
本来世界上只有时间才能够从古老走向崭新，中国作协的新风活力让我们看到了它希望和时间保持同一种流向的努力：不是越来越衰朽，而是越来越年轻。
写到这里，抬起头，想一想什么才是献给中国作协的生日礼物？当然应该是自己的作品。所有的会员都在写作，所有的会员都在祝福：生日快乐，中国作协。
原载2009年7月18日
去寻找你的“亲人”
麦家
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像只病猫一样蜷在床上，或沙发上，不是读书，就是发呆。其中小部分时间是在胡乱翻看，什么书刊都翻，只要身边有的；然后大部分时间是在读少数的几位作家的作品，卡夫卡、加缪、海明威、福克纳、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黑塞、鲁迅等。他们是在我乱翻中一眼钟情，结下盟约，至今不弃不离的。由于反复读，加上有些作品短悍、易记，也许还要加上我受过一定特别训练的记忆力，这些作家总有几篇作品我可以背下来。二十年前，我甚至可以连场背诵50首博尔赫斯的诗--现在想来，那真是我荣光的记忆。
不管你记忆力好坏与否，作为一个写作者（首先是阅读者），随着年岁的递增，你脑海里会列出一排长长的书目，那些经典名着是很容易上榜的，即使只是偶尔翻过，甚至没看过。这就是名着的魅力，正如那些名川大山，那些凸现在史海里的着名人、事，你无须去亲见，他们会自动钻入你的记忆库，排队等着你去光顾、领受。有一段时间，我的时间都消耗在拜读浩繁的经典名着上，就像一个胸怀天下的武林新手，浪迹天涯，为的是结识各路英雄好汉。想着还有那么多山头没有拜过，我不敢轻易出手--不用说，我是胆小的。换句话说，我因为胆小而有幸认识了不少英雄--仿佛我认识他们就是为了壮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