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论述“体系”的庞大计划是：已出版的《我的艺术生活》是第一卷，也就是“体系”的引子。
论述“体验”创作过程中的“自我修养”是第二卷。论述“体现”创作过程中的“自我修养”是第三卷。论述“创造角色”将为第四卷。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从准备材料到撰写成书，一共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直到他逝世以后，第二、三卷才问世。第四卷没有完成，最后只以手记方式出版。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
1.内外部元素的训练，也就是“自我修养”；
2.形体动作方法，早期是案头分析法，也就是“创造角色”；
3.“最高任务”和“贯串动作”，这是“体系”的核心，贯串在前面所说的两个全过程之中。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要求演员尽可能地接近角色，舞台动作在具体的规定情景中，尽可能接近生活动作，达到惟妙惟肖的生活逼真性，让观众透过假定的“第四堵墙”窥视到生活的真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要求的“形体与心理的结合”，从内部动作到外部动作与规定情景中的角色完全相同，就是要求演员在排演中，要与角色缩小距离，直到融为一体，从而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20年代中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的现代题材的剧目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炽热的心》、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等剧。
《炽热的心》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冲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契诃夫传统”的标志。
这个剧受到梅耶荷德的称赞，认为它“非常出色”。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知道，近几年来，梅耶荷德一直在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他提出了“有机造型术”这一训练演员身体的原理。他认为演员的动作是最具有表现力的手段。不仅能表现人的情绪，还可以说明时间与环境。例如，要表现傍晚，就不用在天幕上打出暮色和晚霞，而只要让工人疲惫地从工厂回家就行了。因而梅耶荷德要求演员要有准确优美的动作，为此就得让演员接受体操、舞蹈等各种形体训练。
十月革命后，梅耶荷德同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联手合作，演出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剧《宗教滑稽剧》。剧本内容非常新颖，梅耶荷德的导演手法，与剧作家的创新意识融为一体。他在处理这个剧时，不落大幕，取代舞台布景的是一个大地球仪（以表示地球），舞台与观众席连成一片，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最大限度的自由。
梅耶荷德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出《炽热的心》的同时，也将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搬上舞台。他用自己独特的手法来处理这个戏。无比压抑的苦闷和荒谬绝伦、令人难以忍受的庸俗——果戈理在这个剧里要表现的精神实质，在舞台上都再现出来了。
最初，能理解和接受这出戏的，只有少数观众，绝大多数人都抱否定态度。梅耶荷德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诗人别德内曾这样写诗讽刺梅耶荷德：
你取得了一次可怕的胜利，
果戈理的笑被你一棍打死！
梅耶荷德反唇相讥道：
“侏儒的勇气表现在拼命地吐唾沫上。”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直观察梅耶荷德，他对梅耶荷德的探索是肯定的。
从20年代中期开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梅耶荷德重新开始见面，互通电话，并恢复书信往来。两个人都越加感到内在的接近。
1926年4月25日，纪念梅耶荷德剧院成立五周年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纪念委员会成员之一。
梅耶荷德称赞《炽热的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莫斯科艺术剧院参加纪念梅耶荷德剧院活动——这两件事，曾在一些宗派主义者当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谴责梅耶荷德是“叛徒”，和莫斯科艺术剧院“同流合污”了。这些人的攻击，恰恰反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耶荷德两个人都在不断地发展。
20
时光荏苒，很快就到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建立30周年纪念日了。
1928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舞台生涯最繁忙的一年。他终日奔波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歌剧院（歌剧研究所已于1926年改名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之间，既要指导排演话剧，又要负责执导歌剧。
为庆祝艺术剧院30周年，他准备了一篇很长的发言稿，并要在第二天的庆祝活动中演出《三姐妹》第一幕，他仍担任他的老角色——韦世宁。
10月27日的前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修改讲演稿，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他来到剧院，翻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电。
晚上，在纪念会上，卢那察尔斯基代表苏联政府致贺词时，引用列宁的话：“如果过去的剧院中，有一个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拯救和保护的话，那当然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了。”
会上发言的人很多。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讲话时，他已经非常疲倦了。但他仍然振作精神，作了很风趣的演说。特别是丹钦柯对他讲话的反驳，使会场气氛变得更加活泼和欢快起来。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讲道：
“今天大家对我们，其中也包括对我，如此充满厚爱的祝贺和关怀，使我感到巨大的鼓舞，并使我焕发了青春。
“今天，我们从大家那里得到的东酉真是太多啦，多到了让我们不能一下子全都消化的地步！
“我们要像兄弟那样彼此共同分享这一切。首先，我要同我的老伴——符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柯一起分享。”
这时，与会者共同高喊：“苦啊！”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热烈拥抱并接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接着说：
“丹钦柯是一位非常谦虚的夫人，而我并不是能呆在家里的丈夫，因为我要经常出现在舞台上，经常出现在观众的面前。而符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则坐在剧院楼上的办公室里。我和剧院成员周游了整个俄罗斯、欧洲和美国，而符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就坐在这里看守着剧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结果才造成今天大家不止一次听到的习惯名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剧院是我的，也是符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的，也是我们大家的。只不过是因为我老是在你们面前现眼，所以大家才认为这是我的剧院，因而迫使我把属于别人的东西也要接受下来。但是，我只能接受属于我本人的东西，其余的，我要转交给自己的老伴。
“然而，这还不够完全。我还应该同剧院的全体成员，同全体后台工作人员，同工人们，同电工技师们一块来分享。因为正如在这里所说过的，我们的剧院，不是一个演员的剧院，而是整个集体的剧院。”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讲话完毕。丹钦柯在发言中，首先对他的朋友在演说中关于他俩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抗议。他说：
“刚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到我是他的太太，而我认为恰恰相反，他是太太，我是丈夫。而且这是很容易证明的。
“10月14日（公历27日）这一天，是第一次演戏的日子，也可以说是艺术剧院受洗的日子，而并不是它诞生的日子。它的诞生是在首次演戏的几个月以前，那是在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留比莫夫卡别墅不远的普希金诺村，一所特地装修了舞台的大房子里。剧院成员第一次集合起来，是在那个地方；第一次向大家讲话，也是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婴儿发出的第一次哭声，也是在那个地方，在那第一次的排演中。所以，剧院的诞生地，必须认为是普希金诺，而诞生的日子，应是7月14日（27日）。
“第一次排演，全都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置的；我们这个团体最初几次的集合，也是由他领导的。在那个时候，我正住在自己的林中别墅里，甚至连普希金诺附近都没有去。大家都知道，孩子的诞生，父亲可以不在场，可是没有母亲不在场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地不结论说，艺术剧院的母亲，当然也就是太太，除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能是别人吗？至于小孩子多像母亲而少像父亲，那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
听到丹钦柯这番讲话，全体与会者不禁失声大笑。
第二天晚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纪念演出中，扮演《三姐妹》第一幕里的韦世宁。这是他的最后一个角色。他没料到，自己从此没有再登台！
演出快要结束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忽然感到胸部剧烈疼痛。
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使他最初没有介意。可是疼痛越来越剧烈，他几乎坚持不住了。他完全是靠坚强的毅力，才把戏一直演下来。
演出结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踉踉跄跄地走进化妆室，一下子就倒在沙发上了。
观众中有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被请到后台，诊断结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患了严重的狭心症。
正是这个病，一直纠缠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生命最后的整整十年。
也是这个病，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