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公农兴发，69岁。现居祖国宝岛台湾。年轻时与村姑阿莲一见钟情，热恋中，被抓了壮丁，成为国民党兵。淮海大战中被俘，成为解放军战士。南下时参加志愿军赴朝参战，战斗中身负重伤，获朝鲜母女救命。归队途中落入美军之手，囚禁孤岛。战后稀里糊涂到了台湾。当了30多年烈士后，又神奇出现。少小离家老大回，个中辛酸谁人知？
我七公农兴发的身世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说，都一直是个谜。
在一九八九年春季以前，普遍认为他已经久别人世了。因为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七公已经被指认为烈士，整个家族都已享受过了他这个革命烈士带来的种种荣耀。然而，渐渐被岁月遗忘的七公却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复活了。七公在世的消息是一个台湾老兵捎过来的。那个家在邻村的老兵在阔别故乡几十年之后，终于率领一群家小荣归故里。在不经意之中，老兵提到了农兴发。说好像在一次聚会中碰上了农家寨的农兴发，但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很可惜，老兵没能提供更详细的情况。
毋庸置疑，这一消息在我们农家每个人的心中都掀起了巨澜。尽管晚辈们多次从邻村的老兵那里带回来的是同一样的讯息，但我年迈的曾祖父农宝田仍然不顾山路崎岖陡峭，亲自徒步到邻村去拜访了那个老兵。
老兵没有给曾祖父提供更多的线索，对他说的和对其他人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却从老兵身上描绘出了自己儿子的一幅图景，老兵有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太太，太太和以前有钱人的婆娘一样涂脂抹粉戴金挂银，说着娇滴滴的官话。
妈个B！我曾祖父嘴里嘟哝着却又乐呵呵地和老兵一家照相合影。老兵的太太说和老寿星合影是如何的吉利，又如何的福气。
老七该有孙子了。曾祖父和家人一起猜测。我可不喜欢那种妖里妖怪的儿媳妇。
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猜测。
那个好心的老兵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农兴发。这时已是一九九一年的冬天。
这个迟来的好消息对于我们全家确实太重要了，尤其是我曾祖父。在等待消息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早上的八九点钟按时往桥头了望，看看乡邮递员是否在寨前的红河桥头上停留。这两年的期待太漫长了，他觉得以往的四十年也没有这么难捱。
七公的信是由我父亲从南宁转去的，除了一封不长的信外，还有一帧他的单人照。
照片上的男子约六十来岁，身材瘦长，着一身深色西服，打着领带，看不出一点行武的痕迹。七公的脸颊偏长，并不像他的父亲和几个兄长一样是一式的圆脸。
所有看过照片的人都生出一种不满足感，那就是照片多少给看过的人留下一种说不清楚的遗憾，甚至是隐含着某种预兆，但大家都有意无意地绕开去，不作任何深人的讨论。
农宝田看到他的第七个儿子的相片和信时显得异常的平静，端详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不像我的儿子。
一九九二年的一个春日，我和父亲农才昆、叔父农才生三人如困兽般守候在南宁机场。我们从早上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傍晚，这个从广州飞南宁的航班已经晚点八个小时了。天空不时撒下一些细如毛丝的雨雾，令我们饥寒交迫。要不是迎接七公，我们早就逃离这个地方了。
这个简陋的机场没有候客厅，只有一截不足二十米的廊棚。许多人挤在那里海阔天空，怨天尤人。性急的不时抬头望天，看看手表，又骂骂咧咧。农才昆似乎对民航的这种表现习以为常，一直稳坐车中，闭目养神。
出于职业的习惯，报社记者农才生一边发牢骚一边搞清了一些问题。他抱怨这个机场跟市里没有直拨电话。总机只有三条外线，但管着百来部内部电话。
简直不可思议！他气呼呼地上窜下跳。这种环境怎么开放7怎么能吸引人家来开发投资呢？
农才昆微睁开眼瞟了他弟弟一眼，平静地说：存在都是合理的，不必大惊小怪，更不要生气，免得伤身体。
农才生拧大录音机的音量，喇叭里那个气大如牛的男声即刻在皇冠车内迥旋：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下午六点十分，阴晦的天空传来了喷气客机减速下降的轰鸣声，人们即刻骚动起来。
或许乘飞机的和接机的人都疲惫了，出口处没有了往常的喧闹。乘客们从狭窄的闸门鱼贯而出，多数被等候在外边的亲友或者的土司机扯走了。
我试图从栏栅外面认出谁是七公，却被他钻出了我的视线，让农才生首先认出来了。
激动的农兴发被我们围住时显得手足无措，嘴唇翕动了几下，然后突然抱住我父亲泣不成声。许多人都我们投来怪异的目光。
和许多回大陆探亲的台湾人一样，农兴发带回来了几乎和他的体重一样重的物品，塞满了车的尾箱。我们都说不该带这么多东西回来，可是七公说原本他也不想带什么东西的，不过有的去年就买了，香港东西便宜买一些，到广州又买一些，比较起来还是在广州买东西便宜。
农兴发讲的是那种台湾自称为国语的官话。我父亲和他说了几句家乡话，但他已分辩不出来，更不用说讲了。
在那边，年轻时讲家乡话怕人家看不起，就懒得讲了。到老了，想讲，又忘得个精光。农兴发感慨不已。回到老家，老爸肯定要骂我老七忘本了耶。
三月的天气乍暖还寒，钻进汽车，空调暖融融的。七公惊叹道：哎哟，这么豪华的车，是自己的么？
我把握方向盘，边起步边说：不，是借朋友的。我爸当副厅长了坐的还是上海桑塔纳，而且借半天都不行。
安全第一，不准说话。父亲说。
放心吧！我说。
看你开车蛮稳的嘛，有几年车龄了？农兴发以一种内行的口吻问。
坐在前边的农才生不忘趁机损我，笑说：七公，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的驾照是搞来的，前个月才弄到手。
不错，不错。农兴发连声说。
我们三人听了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过，农才生又说：七公，你别以为他是考试得的，而是和熟人买来的。七公，你可要系好安全带啊！
我不怕。农兴发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现在对生和死都不很在意。
说得好，说得好！我欢呼起来。
别得意忘形。父亲警告说。
一路上，血缘关系使我们之间的距离迅速拉近。七公是个性情开朗的人，说话带有些诙谐感，他的漫长的孤独生活和坎坷经历，对他的人生态度显然没有多少影响。
七公的到来既使在南宁的家人享受到久别重逢的愉快，也给我父亲带来了烦恼，那就是如何把七公送到五百公里外的桂西北去。身居老家红河边农家寨的曾祖父农宝田天天叫人打来电话，无时无刻不盼望他最小的儿子早日回到他身边去。
我父亲农才昆是我们家族中唯一位副厅级干部，他那个似乎无关紧要的单位使他拥有的权力很有限，因而享受和待遇也是很有限的。单位里只有第一把手能单独使用一部进口车外，其余的三个副职都轮流共用一辆桑塔纳。通常情况下，父亲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极少有单独使用桑塔纳的机会。即使有机会用车，也是去执行较重要的公务。至于送七公回老家这样的事，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开口要车的。
可父亲毕竟是个很会掌握领导方法的老干部，遇到难题时总会想到利用集体的智慧。他背地里把我和农才生扯到一起，共同商量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农才昆首先强调了送七公回老家的车辆必须解决，也特别说了自己的难处。最后希望我们两人一起出谋献策，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看见父亲紧锁的眉头，我断定这件事己经给他带来很大的烦恼，或许已经严重干扰了他的睡眠。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以前中学课文里的那个成语叫黔驴技穷，描述的是一只贵州毛驴，面对老虎只会乱踢几下蹄子，最终被老虎吃了。眼前的父亲很像那只贵州毛驴，他真是无计可施了。
经过短时间的商讨，我和农才生分别提出了几条建议。农才生认为，这个车还是该由农才昆的单位派，理由是七公是台胞，是统战对象，而农才昆又是单位领导之一，应当得到照顾。农才生说这件事可以由他出面去游说。我相信农才生是敢于去交涉而且极有可能会办成事的，他是省报知名的记者，又是农才昆的弟弟，这两层面皮会使他拥有足够的能量。但看到父亲万分为难的表情，我只好不吱声了。父亲是个革命传统保持得很好的人，他不想让这事破坏了他长期给人们留下的良好印象。同时也不想授人以柄，将来变成某些政敌向自己射击的子弹。对这样一个在仕途上小心翼翼行走的人，这样做无异于把他逼向绝路。
我也提出了看法，一个是叫县里来车，再一个是租车，我们单位有一辆搁置不用的铁壳越野车，交给单位一些租金就可以开走。两位前辈比较赞同租车的想法。因为从县里开车出来是一种浪费，况且那种车很窄小，装不得多少东西。另一个不便言喻的障碍是，两个人都不想让老家人笑话，说在南宁做事当官的几个如何无能。他们否定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大概就是这点。
七公千里迢迢捎来的东西在南宁只送出很少一部分，因为他买的多是衣物。除了我祖父农兴邦外，几乎所有的人都不需要七公赠送的衣物，大家部在找理由婉拒，有的说款式不合适，有的说颜色不对。其实大家都不想让他破费，让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回老家去。
这天晚餐七公吃得很少，一直沉默寡言，他最先搁碗离桌而去。我细心的母亲使了个眼色，父亲马上紧随其后，到祖父的卧室，却见七公独自默默地迭着那些衣物，神情怅然。
农才昆迟疑片刻，才走过去问道：叔，你不舒服么？
农兴发阴着脸说：是啊，心里不舒服。明天我要回农家寨了。
不是说好后天才回的么？
农兴发说：你们这里太讲究，我配不上，还是回乡下去吧。
车子还没修好呢。
我坐班车去就可以了。
农才昆忽然感到觉得问题的严重性，就哑然出来。回到饭桌边坐下，环顾大家一遍，严肃地问：谁惹七公生气了？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显然都不知道七公的气从何处生。农兴邦边用牙签使劲捅着牙缝边说：还是那个牛脾气。小时候挨老爸打都没见他哭过，打得出血了也不抹。都几十年了，犟脾气改不了喽。
我们全家人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七公不高兴。最后，妹妹农力主动接受了去和七公谈心的任务。
农才昆以领导者的口吻对我说：农明，车的事情要快点落实。七公在这里呆久了情绪会变坏的。
我说：开那部破车光我一个人陪七公走不行，搞不好会做山大王的。
农才昆就把目光投到了农才生身上，但他没有说话。
祖父说：叫才生叔和你回去，当记者不是可以整天到处跑么！
在我们家，祖父的话更像领导，他的话几乎是一锤定音，没人敢于否定。
农才生知道这一趟是非走不可了，就做出了一种主动的姿态。说：老爹说得对，我正好可以写一个七叔回乡的长篇通讯。很久不回去了，刚好清明也快到了，去拜拜山。
这些年，许多从乡村来到城里居住的人们忽然多了一种情结，就是比以往都更牵挂那些埋在土里的死鬼了。每到清明时节，他们都纷纷举家奔赴农村，甚至爬山涉水，去给死去的祖宗扫墓尽孝，以求得祖宗的庇佑，一图保和保安，二图升官发财。农才生多少也还有这种情结，他是颇有资历的记者，是那种人们常说的名记，早已拿到了副高职称，按能力和年龄以及呼声都该有个头衔当当了，可就是没这个机遇。我祖父农宝田和我祖父农兴邦都曾多次批评他不去给祖宗烧香拜神。福星当然就照不到他。这次，他刚好有机会去解除这块心病，了却这个心愿。我是家里唯一会开车的人，而且这车肯定又是我借的，我有的是时间，回老家这事当然没什么问题。
半个小时之后，农力笑咪咪地从祖父的卧室出来。从神情上看，她已完成了任务。她身上换上了新的衣衫，是一件圆领的混纺毛线衣，尽管略显宽松，但套在她那二十二岁的身体上确实不俗。由各种字母组成的暗纹，使图案具有现代和原始混杂的意味。她在厅中央做了两个转体造型，高挑体型的线条在那几个动作中彰显了年轻女性的优美风姿。我首先鼓起掌来，称赞道：啊，好衣服，好身材！
父亲歪着头端详一会，说：说是三分身材，七分打扮，一点不假嘛。
农力嘴一噘：说错了，说错了。是七分身材，三分打扮，本末倒置了，老爸！她说，七公已经答应，只接受我的独家要求，衣服只送我和祖父，其余的拿到农村去。怎么样？你们眼红了吧？
正说着，七公面色祥和地走出房门，默然坐到沙发上看电视。
通过两天的接触，我们知道七公不是一个富有的人，在台湾，他靠的是每月五千元新台币的荣民费生活。好在身体还硬朗，他还可以到私营小厂去做些轻工，赚点小钱，也好打发时光。
在前辈们无数次的叙述中，我知道七公是在一九四八年冬天被抓壮的。那天他正在赶圩，正午时分，一个排的国民党军队和一批乡警包围了圩场。把几十名来赶圩的青壮年汉子用绳索串连起来押走了，整整一年没有音讯。一九四九年冬天，七公的消息终于传来，此时他已是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他在给家里简短的信中说，他们的大部队正在挥师南下，不久就可以回到老家打土匪。不料，第二年夏天，已经打到家门口的七公却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回不了家。他遂变成了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开赴朝鲜参加战斗。第四年秋天，一张关于七公成为烈士的证明送到了农家寨。曾经和洋人交过手的曾祖父农宝田在接过那张纸的时候，忍不住满腔怒火，用粗俗而恶毒的语言大声地骂了一顿美国。
从外表上看，七公已经没有了一个士兵的痕迹。他和许多到了老年却还很讲究风度的男子一样，喜欢穿深色西装，还打了领带，留小分头，染过的头发因时久未洗而显得滑亮油腻。唯一不太配套的是他喜欢穿旅游鞋，久不时还换上布鞋，使人觉得不东不西，半土半洋。他讲话时总是彬彬有礼，性情有些捉摸不定。然而，这一切并不影响他和我们家人和睦相处。同是兄弟，年纪相差十多岁，我祖父农兴邦看上去却似七公的父辈一般苍老。就此，我和农才生、农力三叔侄还在背地里曾展开了讨论。
农力说：这主要是心理关系，七公是他那一辈里最小的，自然不觉得老。这是心理优势。
农才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我想，应该是和他不结婚成家有关。家庭这东西，也有两面性，既可以使人幸福愉快，也可以摧一个人的一切。就似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比如我吧，不也是老小么？才三十多岁的人，头发都麻白了，惨哪！
他有些夸张地揩了一下头发，略显稀疏的黑发里隐约有丝丝白发闪烁着。
我说：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有关，但不是惟一。我认为除了人文因素外，地理因素也是值得注意的。我们老家有那么多人超过一百岁，我们曾祖父也快一百岁了，这些都和地理气候有关。台湾是海岛，又是山地，四季如春，气候宜人……
农力不等我说完就打断道：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小学课本有的是这种陈词滥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