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
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
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
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电视机传来的这首歌相信每一位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不会陌生吧，是的，这是当时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五十集大型爱情故事剧《渴望》的主题曲。
秦来雨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正专心地看着这部电视剧，奶奶席晓瑛走过来对他说：“你每次都坐这么近看电视，小心以后变成进球眼。”
“啥叫进球眼啊？奶奶。”秦来雨没有听明白啥意思，于是转头问到。
“俺听串门的邻居们聊天说，看电视不能老是离这么近，时间久了眼睛看东西会越来越模糊，以后就得要戴眼镜了。这就是奶奶刚才说的进球眼。听说隔壁姜启明的儿子姜少坤就因为天天在家看电视，现在都戴上眼镜了。”席晓瑛说到。
秦来雨听完奶奶的解释，忽然明白了啥意思，于是哈哈大笑着对席晓瑛说：“奶奶，那叫近视眼。呵呵~！”
“不管叫啥眼，反正你赶紧往后坐一点，别离得那么近。自从你当时从你大姨家赶完庙会搬回来这台电视机，就从来没有消停过。一直在看，这里边有啥好看的啊？你当时不是跟奶奶说有唱戏的么？俺咋也没听过有唱戏的呢？”席晓瑛坐在孙子旁边开始唠叨起来。
“奶奶，您先别说话啊。这里面播的正是关键时刻呢，宋大成和刘慧芳的好友徐月娟结婚啦，太可惜了……”秦来雨一边往后拉了拉坐着的板凳，一边对自己的奶奶席晓瑛说到。
“你看吧，俺去给你拿几瓶饮料喝。”席晓瑛说着就要回自己屋去给孙子拿饮料。刚刚站起身，秦来雨急忙站起来转过身大声问：“奶奶，你要去拿啥饮料啊？”
“前几天你二姑和你二姑父小张来看我时送来的，叫啥风挡不住。”席晓瑛回答说。
“是椰风挡不住吗？就铁罐儿装的，上面印着好多水果，对不对？奶奶。”秦来雨立刻惊喜地反问道。
“对，就是大孙子你刚才说的这样儿。奶奶现在给你去拿啊。”席晓瑛边说边往自己的小屋走。
“太好喽，我最喜欢喝这个啦。奶奶，我爱你！”秦来雨高兴地欢呼雀跃着喊到。
提到《渴望》这部电视剧，它是一部在当时曾经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的爱情故事剧，曾经创下的巅峰效应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神话。“举国皆哀刘慧芳，百姓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成为当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该剧开创性地以写实的视角直观的剖析那个社会动荡、是非颠倒的年代，主要讲述了几个年轻人之间复杂的爱情经历，揭示了人们当时对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此剧一经播出，便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温柔善良的刘慧芳，憨厚老实的宋大成，这些形象深入人心，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人津津乐道，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和生活。该剧将人生、人性的一切，有机地溶入到社会大时代的背景中，加上演员的出色表演，具有较高的社会审美价值。也向国内观众第一次展示了“真实”的力量，被称为我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与之同时热播并大受欢迎的电视剧还有《十六岁的花季》、《京华烟云》、《公关小姐》、《聊斋》、《戏说乾隆》和著名神话剧《封神榜》，但都没有达到它的轰动性效果。
还记得《封神榜》的主题曲吧，这是隔壁的小伙伴姜少坤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了。就是当年秦来雨替他出头在孙卫虎的手里赢回了“滚铁环”的玩具，又将此玩具送给了秦来雨，邻居姜启明家的那位长着“六指儿”的儿子姜少坤。听！他又在看这部电视剧呢，秦来雨从家走过来串门，本是想来找他借几本《金庸群侠传》系列的武侠小说看看的，老远就听见他把电视机的音量调的那么大声，一听里面传来的歌曲就知道这个小侄子肯定是在看《封神榜》了。
“花开花落，花开活落，
悠悠岁月，长长的河。
一个神话，就是浪花一朵，
一个神话，就是泪珠一颗。
聚散中有你，聚散中有我。
你我匆匆皆过客。
日出日落，日出日落，
长长岁月，悠悠的歌。
一滴苦酒，就是史书一册，
一滴热血，就是丰碑一座。
呼唤中有你，呼唤中有我，
喜怒哀乐都是歌。
看千古烟波浩荡，
奔流著梦的希冀，梦的嘱托。
听万民百世轻唱，
只留下神的飘逸，神的传说……”
秦来雨一走进他家的堂屋就对着姜少坤说：“少坤，别唱了，我找你有事。”
姜少坤一看是秦来雨过来串门了，赶紧站起来问道：“小叔，啥事啊？”
“把你前几天买回来的那几本《金庸系列》的武侠小说借我看看呗。我听说金庸写了十四本著名小说，除了之前电视上播出的《射雕英雄传》和《雪山飞狐》之外，还有《天龙八部》、《神雕侠侣》、《鹿鼎记》啥的。大家都流传着将之称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啥的。少坤，你这已经有几本了？”秦来雨边说边问。
“小叔，你知道的还真不比我少。我以为你每天就喜欢学习些课本上的东西呢，没想也和我有共同的爱好。我这里基本上全都有，还有几本古龙、梁羽生和卧龙生写的小说，你看不看？比如《小李飞刀》和《陆小凤》写的也不错，《白发魔女传》和《新仙鹤神针》也挺好看的。小叔，要不也给你拿去看看吧？这些我都看完了。”姜少坤边带着秦来雨去自己屋里去取武侠小说，边给秦来雨介绍着自己搜集到的其他作品。
“啥？你都看完了？你看的也太快了吧？”秦来雨惊讶地问到姜少坤。
“是的，我早就看完了。不然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封神榜》啊。”姜少坤回答。
秦来雨听到心里不禁感叹：怪不得这个姜少坤学习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如果把看武侠小说的这种精力多放在自己学习上一点的话，即使考不上重点中学，至少也不至于做一名留级生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国内确实流行很长一段时间的“金庸热”，人们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上了他的武侠小说和武侠剧。随着20世纪8O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文化控制的相对放松，大众的消遣娱乐需求也得到解放，作为与严肃文学相对的通俗文学悄然登上了这个昔日难登的大雅之堂。其最典型的当属2O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庸热”的产生。《金庸小说》在出版界的版本之广，销量、印数之大、盗版之多可谓奇观，其读者文化跨度之大，覆盖地域之广，传播持续之长也是无可匹敌的。金庸的小说在大陆的盛行也经历了大俗大雅的变迁，从难登大雅之堂到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十大经典作家排行榜上，从民间的流传到被博士生选作毕业论文选题，金庸甚至还被浙江大学文学院聘请为院长，被授予北京大学荣誉教授，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堪称奇迹。何以产生“金庸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金庸的武侠小说魅力缘何之大？我们不得不从产生“金庸热”的当下文化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改革开放前，严肃文学作为主流学派占据着整个文学领域，尤其是在此之前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与严肃文学相对的通俗文学当时则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毒草，受到严厉的遏制甚至遭到彻底封杀，谈通俗文学犹如谈虎色变，是人人唯恐躲之不及的东西。到了7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沉睡已久的通俗文学文化市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从而促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通俗文学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物应运而生，它迎合了市场需求，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满足了广大群众的消遣娱乐需求，因此通俗文学得到了广泛传播。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政治和文化的禁锢开始松动，传统的社会心理和价值体系开始在发生不断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消遣娱乐需求从政治文化中解放出来并得到迅速增长。单调的话语表达和古板的政治说教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心理需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这种继续延续五四时期的拯救与启蒙的沉重话题，已经不再适应非知识分子阶级的审美需求，他们此时便开始寻找更为轻松的适合消遣娱乐的精神生活。于是，掌控改革开放的钥匙一经打开，各种被禁锢的思想、文化纷涌而至，特别是与严肃文学相对的港台通俗文学在大陆掀起了一股热潮。通俗文学以它独有的趣味性、传奇性、可读性和平易性、悬念性、情节性吸引了广大读者，无论知识分子、农民、学生、教授还是政府官员、科学院士，都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使人们在刀光剑影中领略到心灵的快感，刹那间积聚已久的紧张心弦得到放松。也正因金庸小说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引起学者的关注，再加上在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当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转型下，中青年学者试图重构文化价值体系，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将金庸搬上文学的舞台也就不足为怪了。再加上金庸的武侠小说本身具有雅俗共赏的品性，内含独特的艺术张力和厚重的文化底蕴，这也就恰恰迎合了9O年代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因此，对于雅与俗也就有了更好的诠释：“精英文化”解读“精英”的“人文精神”，“大众文化”解读“通俗”的“娱乐成分”。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带有商业性的文化市场也随之兴盛。所谓文化市场，是指把文艺视作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机制，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中变成了商品。于是，文学不再仅仅作为一种纯文学、雅文艺的审美话语，它的这种身份开始移位，将商品的盈利作为首要追求，而金庸的小说作为满足民间消遣和娱乐的通俗小说的典型，受到了出版界的极力追捧。无论是大书店还是小书摊，无不见金庸小说的踪影。一次次的盗版重印，一次次被民间“狂欢似”的消费掉，甚至很多假借金庸的伪作如“金庸新”、“金康”、“全庸”等也受到了欢迎。这给出版商也带来了巨额的销售利润。到了20世纪9O年代，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为通俗文学的繁盛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又一次将金庸的作品改编为武侠电视剧和武侠电影，成为“文化工业”操控下的又一大牟利手段。《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不断翻拍，在多家电视台重复播放，更是助长了“金庸热”的形成。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经久不衰，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有着密切联系。金庸先生曾经这样解释他受到喜爱的原因：“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恰恰满足了每个人潜意识中的“英雄梦”。在当代工业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的安全隐患也伴之而生，犯罪现象时有发生，行骗、拐卖、抢劫等犯罪行为屡禁不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当时离我们已相去甚远。人们行善时不再是毫不犹豫，而是有所顾虑，担心引火上身，虽然想伸张正义却只能望而却步。
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好填补了人们“大侠梦”的空白，慰藉人们失衡的心理，满足人们内心深处虚拟的英雄梦。“金庸热”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景观，它的出现并非偶然，它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迎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满足了当下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金庸热”是20世纪当下文化语境的必然产物。
若问当代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金庸！”
金庸先生写的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当时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读者。后来出版了36册一套的单行本，正式印发就已经达到4000万套以上。金庸的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都有许多的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我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所以，以这个数字来讲，金庸所写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甚至是几倍之多。
在当时有关人士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作过一次调查。据称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子也密密麻麻的。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声称，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很相似，因为借阅的人是实在太多了。
别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许多女青年学生照样也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同样也很喜欢。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程度！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是由于拥有的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覆盖地域广；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大；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的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的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又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引人入胜；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再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是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的，可是金庸的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相当生活化。诸如此类，金庸的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二十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诸多年的发展，早已取得了绝对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谜。
在非专业研究的领域中，“金庸迷”更是不可胜数。
学术界研究金庸的学者们也给以他颇高的学术评价。
称他把儒释道、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给通俗化了，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庸接受了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把现代人的孤独感和古代大侠浪迹天涯的漂泊情怀融合在了一起，有意突出了一种“大侠精神”，使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渺小、无助的个人，可以借助武侠小说在幻想中驰骋。这些可能是包括北大教师在内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喜爱阅读《金庸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历了八十年代发展的喜悦，进入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国营企业就象一架沉重的牛车，举步维艰。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国经济形势仍然被一团乌云笼罩着。当时国内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就物价上涨，使人们生活的改善受到了一定影响，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也随之有所下降。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依然存在。经济结构还尚未完善，特别是能源、原材料供应、交通和通信业依然很紧张。当时国家财政还有较多的赤字。不稳定因素虽有缓解，但尚未根本消除。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在改革旧体制和探索、完善新体制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集体与个人、计划与市场等基本经济关系尚未完全理顺。随着市场逐步开放和商品货币流通日益扩大，许多法规和制度有的还未建立，有的不够健全，有的执行又不够严格，管理监督也没有跟上，当时许多偷税漏税、行贿受贿、敲诈勒索、假冒伪造等恶劣的行为便时有发生；一些干部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化；一些政府机构官僚主义严重，部门、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奢侈浪费惊人。进入九十年代，“一切向钱看”等口号已深入到众多国人的心中，金钱的阶级性已消除，只要有钱，能搞到钱，便不再在乎钱是怎么来的，这种社会大环境也加速了国营企业的贪腐。如果说八十年代国人尚有些纯洁，那么进入九十年代，很多企业厂长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贪腐，这些厂长都是政府任命的，工资水平很低，面对市场化所挣的大笔的钱，再比较自己所得那点清贫的工资，腐败由然而生，因此出现了很多个所谓的“万元户”。这是社会发展的一项必然，很多厂长自以为没得到自己该得到的，价值没有被承认，于是就想办法来满足自我。每个企业内部有权的开始贪腐，这也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在九十年代为什么企业中出现了大批下岗职工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提出并全面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标志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营经济）占据了9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而且企业的生产经营脱离市场，一切产品生产由政府下达订单；而掌握企业主导权的并不是工厂的厂长，而是国家委派的干部——公方代表或上级党委委派来的党支部书记。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极少部分的私营企业，工人一律不得被辞退，也没有相应的破产措施，部分亏损严重的企业只得由国家背负这些不良资产。缺乏竞争、不负盈亏的企业主观上没有研发新科技、扩大再生产的动机，结果在同期国际上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职工长期低工资，自身没有任何积蓄，也不存在任何社会保险和政府保障，工会主席是企业发工资的。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把成千上万的职工毫无准备地扔下海，这种做法，等于是把这些毫无准备的职工扔到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又能有几个人幸存呢？
面对如此的国情市场，为进一步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理念，政府领导一方面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遣返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观念，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可了私营企业对全国经济的贡献和所处地位，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一步发展以带动国内经济，打破了经济公有制一枝独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宽私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将企业开始纳入宏观经济的管辖范围内，与市场调节作用相结合；对于生产盈利不再坚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转而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诱引为代价换来了企业的生产活力。对国有经济成分进行了改组，由政府绝对控制经营转为政府拥有企业的充分决策权，将一半经济活动权下放给企业，支持并鼓励负债企业兼并或破产——这极大地动摇了工人阶层的向心力，自建国以来政治地位极高的工人群体被改革开放引入的政策所冲击，伴随着各地国营企业的关闭，全国约有数百万工人相继失业，在当时的国家和政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下岗”即退下工作岗位，但工人仍属该工厂单位，没有工资，实际上等于失业，特指国有企业在机构改革中失去工作的工人们。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我国官方首先提出并在国内广泛使用的一个代名词。
最早的职工下岗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劳动合同制改革。当时的人数很少，情况也很复杂，大多带有自愿的性质，比如有的自己开始尝试下海、有的女工在家带孩子、有的脱产学习等等，待遇也是自己与企业协商，有的没有什么补贴，有的还要向厂子里交一些钱。下岗实质是一种变相的失业，虽然工人失去了工作，但仍挂属于原单位，且没有工资。若然自行离职，则得不到劳动补偿。因此大量下岗工人因有较长的工龄，不希望连补偿也失去，所以多数下岗职工既无工作也无收入。多数工龄补偿为一至十万，有部分国企拖欠工人的补偿，也有用“解散”为借口不给下岗工人任何补偿的。因此许多下岗职工生活都十分艰苦，并且连同生活的宿舍也被原单位给变卖了。
1992年，国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很多有关许多计划经济的企业就被迫破产了，造成了众多工人下岗，九十年代初期“下岗潮”就开始了。
下岗职工问题最早出现于90年代初，当时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下岗职工投资创业”或“停薪留职”，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或“两不找”等等。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下岗职工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突显，并且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下岗职工问题集中在这个时期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总之，出现职工大量下岗的现象，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必然反映，是我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诸多深层次矛盾的综合结果，也是在现有国情下，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没有这个过程，国有企业就无法摆脱困难，更无法建立现代企业新制度。从长远看，随着改革深入、科技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相应调整与流动也会经常发生，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下岗分流虽然会给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当时，大多数人普遍认为，也许本来就是光脚的，没有鞋过惯了，它原来承诺给几双鞋，又不给了，没影响，至于谁还在路上撒些石子，却忘了光脚的时间长了，脚底磨出了厚茧，走路硌脚估计也没啥大问题。但是，这也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恶化。严重的经济犯罪，严重的官员腐败，各省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开展整顿社会治安的总体战，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治安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强烈不满。一些群众经常就社会问题写信给当地政府和领导，或举报凶犯，或发表感慨，字里行间充斥着埋怨、愤慨和不安之情。有些在信中说，现在是土匪、强盗、小偷越来越多，坏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了。过去打了个人都不得了，现在杀个人却像宰只鸡一样；过去土匪抢劫只敢在深山僻壤抢劫，现在都抢到了大城市里，抢到火车、汽车、轮船上来了；绝迹多年的小姐、娼妓等都在死灰复燃；至于赌博、争水争地闹纠纷、搞宗族械斗等，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和造成的恶果，几乎超过了解放以来的任何时候。有的为了战胜对方，竟然大胆地自造土枪土炮。社会治安出现了一片严重的混乱状态，影响极为恶劣。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突然在这个时期喜欢上了《金庸群侠传》的小说集，希望能在里面能找到自己的崇拜者或偶像，并跟其模仿来圆自己成为“一代大侠”的梦。
面对此国情状况，政府转而以国家权力转变人民的意识形态，将马克思主义与市场经济理论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缓解了工人的情绪。引入下岗再就业政策，大量安排红帽子工程来减少失业人口。同时，提出了新的教育发展的目标、战略、指导方针和政策，提出在二十世纪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改革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等。国家教委负责人还提出了深化教育改革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强调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主渠道功能，确保教育经费增长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各级政府在确保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的同时，还要在机动财力中拿出一定比例来支持教育事业，进一步完善分级办学和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建立中央、省市和地县各级扶贫的专项基金，资助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完善中小学校舍建设体制……由于政府重视，举措有力，后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从整体上提高了国民综合素质，培养了各类经济建设人才，壮大了科技队伍，推动了经济发展，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可靠保证。
也正是由于这次企业调整导致众多在职工下岗的原因，秦来雨的父亲秦有根也受到了波及。秦有根回到家中，没有将此事对家中的任何人讲，自己独自一人每天与酒相伴，一到上班时间，就推着自己的自行车来到自家附近的护城河边上，一个人在那一呆就是一整天，到了下班时间就又回家了，就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其实，他去护城河边上呆着除了想让自己独自静一静，思索一下自己将来要做点什么、朝哪个方向调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护城河边上有一座古石桥，名曰“护城桥”（具体哪个年代建的已经记不太清了），桥的两侧有多余出的五米左右的空地，空地上栽了几颗非常高的柳树，长的特别茂盛。附近常来玩的人们就合伙儿出钱在树下搭建了几个圆形石台和石凳，茶余饭后的时候，一些退休了的老师、老干部和在家闲着无事可做的邻居街坊，就来此地坐一坐，有时候打打牌、下下象棋，纯属消遣娱乐。
秦有根来这里就算是来对了，因为越是鱼龙混杂的地方越能打探到可靠有价值的讯息。
“老王，你说现在这样的环境，把那么多毫无准备的职工就这么突然扔下海，让他们这些人以后如何生活呀？”正在打牌的几个老汉坐在那里开始唠起家常来。
旁边那位被点名叫老王的老汉点头叹着气回答道：“是啊，老李，听说现在又要改革国企了。”
刚才那位叫老李的老汉接着说道：“可不嘛，我儿子在他们的纺织厂也下岗了，现在在家天天炒股票呢。”
“炒啥？啥叫股票？”另外一个坐在对面的老汉问老李头儿。
“我具体也不太清楚，就见他整天腰里揣着个啥传呼机，每天吱吱想，然后电话打个不听。我家老婆子都说他好几次了，可就是听不进去。前几天又买回来个叫啥大哥大的东西，每天拿在手里当电话似的聊个没完没了的。”老李头儿说。
“老李，你这一会儿传呼机、一会大哥大的，都说的是啥啊？我都听迷糊了。”老王头儿插话问到。
“反正就是那些年轻人玩的新玩意儿，咱们那时候也没见过。就是用来打电话的。我也不大清楚。”老李头儿回答。
“噢，最近这些下岗的职工，搞房地产的也不少。我们邻居有几个都赚钱了呢。还有开拖拉机运水泥、沙土和石子儿的，专供那些盖房子的、搞工程的使用，听说也不少挣钱呐。”另外那位老汉边打牌边插话说着。
“是啊，这人呐，总要向前看的，不能因为这一次改变而一蹶不振。办法总比困难多。”老李头儿感叹着说。
“赶紧继续打牌吧，该谁出牌了……”几个老汉又开始专心致志的打起了纸牌。
旁边站着围观的秦有根听到几位老者刚才聊天说话的内容，忽然眼睛一亮，好像提醒到了他什么。高高兴兴地推着自己的大梁自行车回家去了。
刚才那位叫老李头儿的说自己儿子买的“大哥大”，其实就是手提电话的俗称。但是只流行于手提电话起初面世的那几年，等到大部分人手里都有一部而且是最新款时的通讯设备时，就改称为“手机”了。另有香港著名影星万梓良主演的同名电影，俗称“砖头手机”。
“大哥大”最早是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师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明的，这部手机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我国的，无疑成了加速人们信息沟通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移动电话刚刚进入大陆之时有一个奇怪的名称，叫“大哥大”。这其实是香港、广东那一带称呼帮会头目的谐音。帮会一般管小头目叫大哥，而龙头老大自然要被称作为“大哥大”了，据说手机因此而获得此名称。无论此源头是否属实，“大哥大”这三个字所携带的信息是明确的，在那个年代它便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对于不久前还认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的国人来说，它所带来的震撼是必然的。这不仅因为它的昂贵，也因为它所展示的高科技的神奇。“大哥大”手提电话的出现，意味着我国步入了移动通讯时代。当时，我国广州成立了首家移动电话局，并首次批准了700个移动电话用户。摩托罗拉公司也在我国的首都成立了办事处，开始推销移动电话。这种重量级的移动电话，厚实笨重，状如黑色砖头，重量都在一斤以上。它除了打电话没别的功能，而且通话质量不够清晰稳定，常常要扯着嗓门儿喊。一块大电池充电后，只能维持三十分钟的通话时间。虽然如此，还是非常紧俏，有钱难求。当年，“大哥大”公开价格在两万元左右，但一般要花两万五千元才能买到，黑市售价曾高达五万元。这不仅让一般人望而却步，就算是中小企业买得起的也不多。据有关部门记载，我国国内第一位拥有手机的用户叫徐峰，如今是广东省中海集团的董事长。由于“大哥大”身躯庞大，使用它的人也多是商界大哥级的人物，物随主贵，很快成为身份显赫的象征。那年头，人们对私家车没什么概念，也很少心生羡慕。那时你开一辆宝马车出门，别人会以为是公家车，远远不如“大哥大”那么耀眼。很快人们以拥有“大哥大”为荣，开始了一种炫耀攀比式的消费。性格外向的，会整天手拿“大哥大”腰挎“BP机”，吃饭、喝茶、谈判，往桌上一放就像押上了一个富贵的筹码和权杖，立刻会获得多一份的尊重，生意谈判也会因此变得轻松。性格收敛的人，会将“大哥大”放在擦得铮亮的老板包中，老板包夹在腋下。适当时才拿出来，然后拉出上面那根长长的天线，花上一元一分钟的话费，在人群里喊上一句：“喂！喂！听不清，你再说一遍！”便引来无数惊羡的目光。那个年代的人们很淳朴，从不隐藏自己对别人的仰慕之情。很多人因为有了“大哥大”，便迅速打开了自己的社交圈。一时间，梳大背头、抹发胶、手持大哥大，成了不少人理想中的富人形象。当年人们一丝一毫也不会料想到，在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就连街边拾荒者的手里都会有一个小巧玲珑的手机随时随地的拿着。虽然粗笨的“大哥大”手提式移动电话和它的长天线已定格在了历史的长卷中，但那些妙趣横生的场景，仍值得我们反复去品味。因为横空出世的它，曾经把我们的生活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历史上总有一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极其短命，于是便有了一些新词汇，如“大哥大”。“大哥大”是与“录像带”一起登陆我国大陆的。它比“传真”、“BP机”等词更快地过时。说起“BP机”，不禁想起某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和牛群表演的相声段子中还提到过这个词。“BP机”又叫传呼机，也是无线寻呼系统中的被叫用户接收机。由超外差接收机、解码器、控制和显示等部分组成。它从基站发射的寻呼信号和干扰中选择出所需接收的有用通讯信号，恢复成原来寻呼本机的基带信号，并产生音响（或振动）和显示数字（或字母、汉字）等消息。“BP机”有人工汇接和自动汇接两种方式，对应的寻呼台称为人工寻呼台和自动寻呼台。人工寻呼台需要人工操作把这些信息编码经过发射机发出信号。自动寻呼台则根据来电话的线路号，自动查出寻呼人的电话号码并同时发送出去，这样被寻呼人就知道是哪部电话寻呼的。当时经常使用的寻呼机总共分为两大类：数字寻呼机和汉显寻呼机。数字寻呼机小巧、价格低、实用。而汉显寻呼机可以直接显示汉字，信息容易识别。寻呼机从接收数字、简单短语消息到接收汉字、文件、通知、股票市场等广泛业务，乃至可作为电报、数据网的终端，经历了不断的创新和改变。1983年，我国SHANGHAI市开通了全国第一家寻呼台，BP机正式进入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开始普遍出现传呼机的使用者。随着科学技术的成熟和社会需求的增大，在九十年代初期，传呼台便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传呼市场的繁荣，使各传呼台之间的竞争也日益白热化。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传呼业务在“手机”强大的攻势下，逐渐败下阵来，传呼用户停止再增加，开始出现下滑，用户减少，传呼台数量也急剧下降。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寻呼机逐渐退出了通讯领域的舞台。“BP机”只能接收无线电信号，但不能发送信号，所以是单方向的移动通信工具。我国的公共寻呼台号码是126和127，也有一些专业寻呼台，号码是7位数或6位数。但126和127都是公用台，使用方法却有所不同。126台是由话务员应答接续的，是人工寻呼台，而127是由计算机控制的，是自动寻呼台。传呼机体积小，重量轻，而且价格便宜，使用方便，这使它在各个行业才得到了广泛应用。随着移动电话的普及，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也是不可阻挡的规律，全国传呼行业已注定成为历史。
这些时代快速的演绎变化，在不断地更新和交替着，可遇而不可求。正如秦来雨在学校里的《经济政治》课上老师所讲的那样：每一种商品都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同样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消亡。真就像是秦来雨在电视机里所看的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的歌词里所写的那般现实：
“有过多少往事，
仿佛就在昨天，
有过多少朋友，
仿佛还在身边。
也曾心意沉沉，
相逢是苦是甜。
如今举杯祝愿，
好人一生平安。
谁能与我同醉，
相知年年岁岁，
咫尺天涯皆有缘，
此情温暖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