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楚国文化有机部分的青铜文明曾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雄浑奇崛、辉煌灿烂的交响诗篇，却为何没有形成中华民族的科学之源？陆羽首开茶文化之先河，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茶潮”，可在国内，不论茶的物质形态，还是文化精神，却反而落后了，原因何在？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集我国中医学之大成，可从此以后，中医学却鲜有发展，在西方医学无情而致命的冲击下，中医几近摧毁，这到底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中国化的禅宗为何经由日本的发扬与光大才在西方世界卷起了一股“禅宗热”？诸葛亮唯有走出故居古隆中，唯有“参政从政”一途才能实现他人生的终极价值吗？大禹时代，先民们就已具有了治理洪水的成功经验，为何四千多年过去了，长江水患却愈演愈烈，成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之一？以武昌首义而触发的全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主宰中国历史命运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为何封建专制的阴魂仍然笼罩在民族上空久久不散？音乐在战国时期，就以楚国曾侯乙编钟为标志步入成熟时期，此后，为什么中国音乐却渐成衰颓之势滑入历史的深谷一直低迷徘徊？……
从荆楚大地灿烂文明所引发出来的思索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脑际，怎么也挥散不去。于是，我索性由此生发开来，从古到今，由家而国，从湖北到全国，从中到西，纵横驰骋，上下摆阖，展开了一番别有韵味的探讨。
我以为，导致民族落后与国势衰弱的根本原因，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化体系与社会机制出了“毛病”。
自汉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始，中国的命运就由冥冥之中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给决定了。
儒教是所谓的古代圣人孔子一次性完成的艺术古董，他讲究的是“述而不作”。当述而不作上升为全民的指导性思想时，整个民族，也就丧失了应有的创造性与活力，从上到下地变得“阳萎”起来。
实在难以想象，一个只知守成，不懂创造的民族能在竞争日剧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更不用说永葆青春活力长盛不衰了。
而诞生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儒家文化体系，是与专制、愚昧、礼教、等级连在一起的，其中最为缺少的就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现代文明精神。儒教的所谓知识，对于自然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些伪知识，是仅仅做人的道德伦理知识。儒家注重实践的急功近利态度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人的理性思辨能力，束缚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与逻辑学的发展，从而导致了科学的落后。从严格的理论意义而言，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有的只是工艺。即以国人长期引为自豪的“四大发明”而言，说到底仅属工艺的范畴。
儒家也有民主，但其民主是“为民作主”，是一种统治者高高凌驾于老百姓之上肆意践踏人权的“民主”。
儒教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从来就没有什么平等与自由可言。
儒教的社会结构模式，是家庭的延伸，即所谓的“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家有一家之长，国有一国之主；家庭有父子等级，国家有君臣之别；家庭讲求礼治，国家也就以礼代法，封建官僚教训子民常常动用的就是与父亲抽打儿子屁股同样类型的刑罚。直至今天，地方官员仍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父母官”。
由此可见，在缺少现代精神的儒教文化体系中，怎么也生长不出现代文明的优良种子。
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而彻底地挣脱儒教的束缚，不能完善与健全正常的社会机制，必将永远处于封建愚昧、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
然而，儒教的务实性与世俗化却又与现代的某些精神并行不悖，它的主要内容也无法证伪。因此，尽管历来反孔的呼声不断，却一时难于使之达到摧毁的地步。而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已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积淀得过于深厚，随便抓起一把泥土轻轻一捏，也会挤出一些封建的汁液。封建意识与专制残余只要稍不留神，一遇机会，它们就会死灰复燃。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走出历史的阴影与文化的怪圈，重建中华上古文明的辉煌？
我一边行走，一边思索，虽也将自己的一些感受零星记下，却迟迟没有创作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直到1993年在同学朱移德的陪同下游了一趟禅宗的策源地黄梅五祖寺，为禅者们刻苦修行、超越物欲、把握自我、独立思索、大胆怀疑、追求独立人格的精神深深震撼，更为平凡朴实、生动活泼、博大精深的禅宗为人类价值信仰的批判与重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而激动不已，这才情不自持地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文化散文《禅语五祖寺》。
此后，又断断续续地写过几篇，也就搁下了。
我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契机、支点与坐标。
直到去年八月，本书的框架与轮廓才“浮出水面”。我决定选取荆楚大地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历史与文化景观，进行多侧面、多方位的描述与抒怀，透视与比较，解剖与反思。比如，以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为依托，展开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巡礼；选取武当山，对道教及国民的宗教意识进行剖析；以曾侯乙编钟为基点，反思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由陆羽纪念馆散发开来，论述中国茶文化的历史与现状；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线索，对中医文化的特征进行描述与反思；在引导读者进入诸葛亮故居古隆中的过程中，探索千百年来纠缠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头难以化解的“隆中情结”；以武昌起义为切入点，探讨历史怪圈的束缚及文化土壤对国民性的深刻影响……从点到面、由古而今、中西比较，以此而勾勒出一副中华民族“千年家国梦”的斑斓图景。
与上海出版中心取得联系后，褚赣生先生更是促成了本书主旨及结构的形成与明晰。
至此，我才真正开始了本书主要篇目的创作。
我写得很苦，也很累。
面对电脑，我常常一坐就是半天，好不容易敲打几行字句，很快又因不甚满意而被自己删得一干二净。而此前，我可算得上是一个创作的“快攻手”，曾经创造过一天“高产”两万字的速度。
在进行了八年多的专业创作之后，我似乎才第一次领悟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内在涵义。
在一个信息密集的现代化社会里，作者到底还能够干些什么富有价值与意义的“活路”？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无数信息，谁也不愿“恭听”重复的唠叨。面对着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搜集而来的一大堆资料，我当然没有必要复述前人的话语。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都有可能占有同样的资料与事实，作家与普通读者的区别，就在于他能高屋建瓴，对一大堆资料与事实尽量进行全方位的检索与透视，领会其精髓，把握其实质，道出自己独特而深刻的感悟。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创作状态中，我对哲学的探究、对历史的思索、对文化的解悟、对人生的体验、对社会的认识也就获得了少有的升华与飞跃。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思考得最多的还是楚文化的发展与命运。
在当时的上古时代，荆楚文化与希腊文化，一东一西地构成了闪耀着熠熠光华的人类“双子星座”。关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楚史研究专家张正明先生曾作过详细的比较，在此我们不妨抄录如下：
青铜冶铸的工艺水平，楚高于希腊。锻铁是希腊早于楚，可锻铸铁却是楚早于希腊。当楚国及其邻国的工师在丝绸上表现他们多彩多姿的意匠之时，希腊及其邻国还不知丝绸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希腊留下了许多彩绘的陶瓶，楚留下了许多彩绘的漆器，它们都以典雅华丽见称于世，但就工艺而论，陶瓶不如漆器复杂。希腊因多石少林，发展了石砌的殿堂；楚则多林少石，发展了木构的台榭。论操舟航海，楚人不能与希腊人比肩；论驱车陷阵，则希腊人不能与楚人方轨。石雕，是楚不及希腊；木雕，却是希腊不及楚。以人物为题材的造型艺术，是希腊居前；至于音乐，却是楚领先。就哲学和文学来说，楚和希腊各有千秋。政治体制方面，希腊的长处在于民主制，楚的长处在于集中制……从文化的总体成就来看，楚与希腊难分轩轾。它们从不同的方向出发，都登上了上古文明的峰顶。
然而，正是这两种堪称当时世界第一流的不同文化，它们的发展与命运却大相径庭。
希腊文化构成了今日西方文明的源头、基石与主体，在两千多年的漫漫时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今世界文明的主流，它从西到东，以其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征服了整个人类。
而秦灭楚后，即对楚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与摧残；汉朝定儒家于一尊，楚文化虽然一息尚存，但仅仅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作为统治阶级调和矛盾的缓冲、作为一种无声的潜流才得以传承于世。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强秦扫平六合，而是楚国一统天下，是楚文化作为一股强大的主流贯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那么，今日的中国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呢？
谁也无法描述、勾勒与想象！
然而，我以为无论其发展图景如何，总比灭绝人性的儒教要强似百倍！
弘扬楚文化，我所看重的并不是它的表现形式，而是其内在的荆楚精神——尚勇好武的奋斗精神，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念祖忠君的爱国精神以及烛幽洞微的探索精神。
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抱残守缺，顽冥不化，拒绝人类的真正文明。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西方化已成为席卷全球的一体化发展趋势。我们只有敢于正视现实，承认落后，发奋图强，加入到世界文明的大合唱之中，才有可能赶上和超过对手。
楚国先民视凤凰为民族的图腾之物。在他们眼里，凤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鸟，是雍容华贵、伟岸英武的象征，人的精魂也只有在凤凰的引领下才能飞升九天遨游八极。
凤有“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传统。楚之凤凰不鸣久矣，我们翘首以待它的一飞冲天与一鸣惊人！
传说凤凰满五百岁后，便集香木自焚，然后从死灰中再生，将变得更加美丽动人并获得永生。
于是，我的耳畔，不禁断断续续地响起了郭沫若《凤凰涅盘》的歌声：
火光熊熊了。
香气蓬蓬了。
时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昕潮涨了，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涨了，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我们热诚，我们挚爱。
我们欢乐，我们和谐……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我们翱翔，我们欢唱……
这既是凤凰涅盘的歌声，也是中华民族涅盘的歌声！五百多年前的明朝，中国文化即已达到它的极致与顶峰，封建社会就已走入了发展的死胡同。“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熄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我们这缥缈的浮生/到底要向哪儿安宿？”在这世纪之交与千年之交的历史转折关头，正是中华民族千古涅盘的最佳时刻与最佳选择！
本书的创作，于我来说，也是一次涅盘与新生。1999年，是我人生的第三个本命年。三十六，是古楚国长期流传下来的一个极为尊崇的隐数，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与哲学意蕴。人生于三十六岁一分为二，前半辈子的生活就此结束，后半辈子人生即将拉开帷幕。在我故乡荆州一带，至今仍流行着三十六岁庆寿的习俗：生日这天，亲朋好友携带匾额、礼金前来祝贺，燃放鞭炮，大摆筵席，其隆重程度毫不亚于婚礼。我母亲就曾千里迢迢地专程从乡下赶来为我的三十六岁庆祝。以三十六岁作为人生涅盘的分界线，我此后的创作，也自当是另一番新的光景了……
1999年3月于黄石—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