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夏天，北京城里的政治气氛越来越趋于紧张。后党一方的顽固守旧大臣，害怕维新变法将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封建秩序，以慈禧太后为靠山，想拼命将变法运动压下去。而光绪皇帝则有感于民族危机的深重，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决心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形势，推行新政，挽救危局，同时摆脱自己的傀儡皇帝地位。这时，拥护变法的御史杨深秀、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先后向光绪帝上书，请求“明定国是”，即要求决定变法大计。光绪帝看了奏章，觉得这话说到自己心坎里去了，决定当机立断，实行变法。他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太后表示：太后如果再不给我处理问题的权力，那我就不当这个皇帝。慈禧闻言勃然大怒，愤愤说：他不愿做皇帝，其实我早就不想让他做了。在奕劻的劝说下，慈禧太后答应暂时向光绪放权，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于是奕劻转告光绪帝：皇上要办事可以去办，太后不会加以阻拦。
既然慈禧暂时松了口，光绪帝的腰杆就变得硬朗起来。便于6月11日召集军机堂会议，根据康有为所提出的第一条变法措施，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在诏书中，光绪帝严厉指斥了那些主张遵守旧章、反对变法的顽固派，表示了变法的坚定决心。新政就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为止，一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为了引用新进人物，辅佐新政，光绪帝下令康有为于6月16日入紫禁城朝见，命令黄遵宪、谭嗣同由湖广总督护送前来北京，又派总理衙门考察梁启超，准备任用。新政正在冲破皇帝不能接见小臣的“祖宗家法”。
康有为梦寐以求想见皇上的愿望实现了。6月16日那天，光绪皇帝如期接见了他，同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是皇帝接见臣下罕见的例外。两人详细商讨了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光绪皇帝表示完全同意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意见，以为必须大胆变法。康有为听了深受鼓舞，进而指出日本搞“维新”30年就强盛了，中国好好变法，3年内就可以自立。接着康有为又询问光绪帝说：皇上既然明白变法的道理，为什么迟迟没有举动，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帝表示自己受种种掣肘，不能放开手干。康有为一听就明白是慈禧在从中作梗，为了减少来自顽固派营垒的压力，便建议光绪帝说：皇上可以就权力能够做得到的先做起来，虽然不能尽变，如能扼要地做几桩大事，也可以救中国。在具体做法上，不必尽撤旧衙门，只须增设新衙门，不必尽撤旧大臣的官职，只要擢用有才干的官员；多多召见和任用维新人士，不必给予高官厚禄，只需要给他们委派任务，给个头衔，准许他们有直接给皇帝上奏折的权限就行了。光绪帝很赞同这些见解。康有为的策略和光绪帝的态度，虽然有利于为变法推行扫除一部分阻力，但也充分反映出维新派和他们的皇上对守旧势力的软弱妥协。
经过这次君臣间的对话之后，光绪皇帝准备重用康有为，以便让他更积极地为新政出力效劳，但因荣禄、刚毅等人的反对，又害怕触怒慈禧太后，结果只给了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文稿）这个较低的位置，但准许其专折奏事。在起用康有为的同时，光绪皇帝还积极引进其他著名的维新派人士，于7月3日召见了梁启超，赏给他六品官衔，委任他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的事务。梁启超只是个举人，没有做过官，那时称没有官阶的知识分子为“布衣”，他以“布衣”身份被召见，满心感激，说这是清朝“数百年所未见”的特殊待遇，遂全身心投入新政大业。光绪皇帝又于八、九月间先后召见了严复、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人，并在9月5日授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方面的机要工作，负责批阅奏章，为皇帝的诏书拟搞，时称“军机四卿”。通过这些动作，光绪皇帝使自己身边初步形成了一个推行新政的智囊、助手集团。
康有为等人利用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递条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政建议。在政治方面，要求定宪法，开国会，建立制度民政局。当顽固派阻挠开制度局时，又主张开懋勤殿以议新政。总之，要以日本为师，大胆进行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在经济方面，要求振兴农、工、商业，奖励工艺创新，开矿筑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裁减厘金，保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教方面，要求废弃八股，查禁淫祠，撤除书院，兴办学校，创办报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并派遣留学生，培育建国人才。在军事方面，要求裁减旧军，编练新式陆海军，整顿国防，实行征兵制；并建议废省改道，将全国划分为100道，每道练1军，每军7000人，其中40军防守东北、蒙古和新疆边境，以巩固边防。这些建议内容翔实，涉及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了维新派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思想，反映了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热切要求。
百日维新的主要特征，是光绪皇帝采纳维新派的种种建议和主张，用颁发诏书的形式推行改革。即康有为等人今天一个奏章、明天一项条陈的新政建议，流水般地传到紫禁城里，经过光绪皇帝，把奏章、条陈变为诏书、谕令，又一件一件从紫禁城里飞出来，落到中央各部大臣及地方督抚大员的办公桌上。换句话说，就是康有为为变法维新的设计师，而光绪帝则为变法维新的决策者。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从紫禁城中飞出来的新政诏书、谕令，一共是110多项，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在京城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农工商分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总理衙门制订有关制造的奖赏章程，奖励发明创造，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筹设商学、商报、商会各项组织，逐步推广，设立茶丝公司，采用西法制作，扩大行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在京城设立铁路、矿务总局，统一管理各省的开矿和筑路事宜。在京城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广办邮政，裁撤驿站，提倡西法开垦土地和私人兴办实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等等。
（二）政治方面：准许创办报刊，提倡上书言事，给予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改订规章条例，各部院章则条文中凡语意混淆、烦琐难行的，通通删除，另订简明条例，切实施行；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撤消管皇室家务的詹事府和管理内外章奏的通政司等衙门，裁撤总督、巡抚同在一城的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其事权由当地总督兼管。提倡廉洁，澄清吏治。取消旗人原由国家供养的特权，让他们参加士农工商等职业，自谋生计。
（三）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凡国家的会试、省级的乡试及府县的生童岁科（考秀才），一律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开设考试经世致用学问的“经济特科”，选拔新政人才。设立学堂，学习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旧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和西学的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民间祠庙，也要改为学堂，并筹设铁路、矿务、农务、茶务和医科等专门学堂。设立译书局，组织翻译外国的新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并鼓励有志上进的王公贵族和大臣到先进国家游历，开拓视野，增长见识。
（四）军事方面：精练陆海军，添造兵船，增强海军实力，培养海军人才。陆军改练洋操，使用洋枪，按照西方国家兵制，改订新章，并统一制度。各省机器局生产的枪炮弹药，必须统一规格，以符合实战需要；裁撤淘汰绿营及练勇，挑选精壮，勤加训练。同时力行保甲，充实军事后备力量。
当然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新政和维新派变法的建议，在内容上并不完全一致。维新派为了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曾建议废漕运、裁厘金，但它们因有损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光绪皇帝没有予以采纳。而维新派多年来奔走呼号、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政治，由于影响到皇帝本人的权力，光绪帝在有关的新政诏旨中也根本没有一字提及，康有为等人所提的“立行宪法，大开国会”的建议，到了光绪皇帝那里，均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至于维新派一再强调的设制度局的设想，同样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没有下文。这说明光绪帝对于新政建议，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是以有利于他的皇权统治为取舍标准的。他虽然支持维新派，但是在政治态度上和资产阶级维新派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尽管光绪帝没有向资产阶级维新派完全开放政权，但是他的变法上谕，仍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的愿望和要求，即在政治上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在经济上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文化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打击旧学、提倡新学的措施。这些改革措施，是第一个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的蓝图，它或多或少打击了封建统治秩序，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先进科学、文化的传播，并给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使古老沉睡的神州大地，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线希望之光。
可是，光绪皇帝的新政，大都还只是纸上的东西，而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康有为等人把皇帝下诏书看得极为重要，以为只要依靠最大的统治权威——皇帝的命令，就可以把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东西，这无疑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新政既然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必然要遭到封建顽固势力与洋务派官僚的抵制和反对。他们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根本没有把光绪这个傀儡皇帝放在眼里，所以光绪帝颁布的诏令，始终没有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中央二品以上的大臣，讲新政的只有李端棻寥寥几人，绝大多数都对新政抱敌视、否定的态度；在各省的总督、巡抚中，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比较认真、得力地推行新政外，其他都是些抗拒新政或阳奉阴违的人。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于光绪帝下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当光绪帝电旨催问时，刘坤一诡称“部文未到”，而谭钟麟竟“置若罔闻”。光绪帝虽然下诏奖励过陈宝箴，也下诏斥责过刘、谭等人，但这对于那些狡猾的封建官僚来说，并无多大作用，新政在地方上依然得不到推行。在中央，有些新政机构虽然建立了起来，但大都为顽固派所把持，基本上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因此，光绪帝的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