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张作相的家属十分关心。文革期间，张作相的夫人花福田受到冲击，生活有困难。1974年她通过张学良的胞弟、全国政协委员张学铭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总理当即指示抄去的东西要退还。后来，总理见到张学铭时，又主动地过问了此事。
智慧金言
以势压人者一旦没有了权势，打回原形的他们就会让人唾弃，不值一文。所以仁德的人并不追求易得易失的势力，纵是高高在上，他们也会小心谨慎，不事张扬，以德服人。
势伏凶也，智者不矜
译文
势力埋伏着凶险，有智慧的不会夸耀它。
解读
权势是许多人眼红的东西，争权夺势而产生的悲剧从来没有平息。权势给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它暗伏的隐患却也是最致命的。
活学活用
至人常若无若虚，盛德多不矜不伐鹤立鸡群，称得上是卓然不群了。但是与鹏鸟相比，还是很小。又进一步与凤凰相比，则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达人常常谦虚谨慎，真正有品德的人并不自夸。
有学识的人处于有权势的重要地位时，节操品德要刚正清明，心地气度要平易随和，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同结党营私的奸邪之人接近，也不能过于激烈地触犯那些阴险之人而遭其谋害。
汉元帝
汉元帝宠信宦官石显，朝政被石显把持。朝中有个郎官，名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他精通易学，擅长以自然灾变附会人事兴衰。鉴于石显专权，吏治腐败，京房制定了一套考核吏法，用来约束各级官吏。元帝对这套方法非常欣赏，下令群臣和京房讨论施行办法。但是朝廷内外多是石显羽翼下的贪官污吏，考核吏法，就是要惩治和约束这些人，他们又如何会同意推行呢？京房心里明白，不除掉石显，腐败的吏治不可能改变。因此他借一次元帝宴见的机会，向元帝一连提出七个问题，列举史实，提醒元帝认清石显的面目，除掉身边的奸贼。但是事与愿违，语重心长的劝谏并没有使元帝醒悟，一点也没有动摇元帝对石显的信任。
虽然考核吏法不能普遍推行，但是元帝令京房推荐熟知该法的弟子做试验。京房推荐了中郎任良、姚平二人去任刺史，自己要求留在朝中坐镇，代为奏事，以防石显从中作梗。石显早就把京房视为眼中钉，正寻找机会把他赶出朝廷。因此，趁机提出让京房做郡守，元帝不知石显用心，任京房为魏郡太守，在那里试行考核吏法。郡守的官阶虽然高于刺史，但是没有回朝奏事的权力，还要接受刺史监察。京房向元帝请求魏郡太守不再隶属刺史监察之下，请求有回京奏事的特权，元帝同意了。京房还是不放心，在赴任途中三上密章，提醒元帝辨明忠奸，揭露石显等人的阴谋诡计，而且一再请求回朝奏事。元帝还是听不进京房的苦心忠谏。一个多月后，石显诬告京房与他岳父张博通谋，诽谤朝政，归恶天子，并牵连诸侯王，京房没有罪却被下狱处死。
京房死后，朝中能与石显抗衡的唯有前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陈咸。这时陈咸为御史中丞，总领州郡奏事，负责考核诸州官吏。他不仅是监察官，而且还是执法官，可以说是大权在握。况且陈咸年轻气盛，无所畏惧，才能超群，刚正不阿，曾经多次上书揭露石显的奸恶行为，石显及其党羽皆对他恨之入骨。在石显指使下，群奸到处寻找陈咸的过失，要乘机除掉他。陈咸有一好友朱云，是当时经学名流。有一次，石显同党少府在五鹿设坛讲《易》，仗着元帝的宠幸和尊显的地位，无人敢与他抗衡。有人推荐朱云。朱云于是出名了，被元帝召见，拜为博士，没过多久出任杜陵令，后又调任槐里令。他看到朝中石显专权，陈咸势孤，丞相韦玄成阿谀逢迎，只希望自保。朱云便上书弹劾韦玄成懦怯没有能力，不能胜任丞相之职。石显将这事告知韦玄成，从此韦与朱结下仇恨。后来官吏考察朱云的时候，有人告发他讥讽官吏，滥杀无辜。元帝询问丞相，韦玄成马上说朱云为政暴虐，没有一点统治政绩。这时陈咸刚好在旁，于是密告朱云，并代替他写好奏章，让朱云上书申诉，请求呈交御史中丞查办。
但是，石显及其党羽早已控制中书机构，朱云的奏章被仇家看见并交给了石显。石显批交丞相查办。丞相管辖的官吏定朱云杀人罪，并派官缉捕。陈咸听说之后，又密告朱云。朱云逃到京师陈咸家中，同他商议脱险的方法。石显密探查知，马上报告丞相。韦玄成便以执法犯法等罪名上奏元帝，终将陈、朱二人拘捕下狱，判处服苦役修城墙的刑罚，消灭了两个心腹大患。
智慧金言
正所谓树大招风，一个人的势力越大，他所面临的风险和潜在的敌手也就越多，何况势力的扩充总是以打压别人为前提的，不可避免地会有损他人的利益，进而制造出一个个“仇人”。有鉴于此，那些智者并不夸耀权势，方方面面都讲究低调：他们对权势的追求也不一味贪求无度，而是有节有制。
势莫加君子，德休与小人
译文
势力不要施加给君子，仁德不能给予小人。
解读
权势和威仪是要因人而用的。那种不分对象，只知以势对人的人，只会让他的权势和威仪有损。君子高风亮节，不媚权贵，天生的傲骨和人格的正直决定了他们不会像小人那样，在势力面前低头。同样，小人的卑劣和无耻是仁德所难以感化的，这个本性便要求人们对他们不能抱有幻想，只能以势打压。这也说明，在用势上的进退和取舍不能千篇一律，因人而异、适时而动当是最好的选择。
活学活用
凡事有利必有害，细权衡
利是人们所喜好的，害是人们所共同畏惧的，利是害的影子，难道不知道躲开它，贪图小利却忘记大害，这犹如得了顽疾一样难以治好。毒酒盛满了酒器，喜爱喝酒的人喝了就会毒坏肠胃。市场上用来兑换的金子本有所属，喜爱金子的因拿了金子而被官府抓住，抢金子之人只知苟且得到金子，而不知会被官府抓住受罚啊！
凡事有利则必有害。那么，什么是利呢？利，不仅仅是经商做买卖时所赚取的利益，利泛指对某个私已有价值的事物，如于人之利，于己之利，于公之利，于私之利等。
利对于人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私己之利，更是容易让人丧失理智，产生贪心。但是，贪求小利而忘了大害，就如同染上绝症一样难以治愈。毒酒装满酒杯，好饮酒的人喝下去会立刻丧命，这是因为只知道喝酒的痛快而不知其对肠胃的毒害。遗失在路上的金钱自有失主，爱钱的人夺取而被抓进监牢，这是因为只知道看重金钱的取得而不知将受到关进监牢的羞辱。用羊引诱老虎，老虎会因贪求羊而落进猎人设下的陷阱；把诱饵扔给鱼，鱼会因贪饵食而忘了性命。可见，见私己之利而忘公利，或者忘大局之利，甚至对于公利乃至大局之利造成损害，那么自己往往也因身处于公利之中，或者处于大局之中，而受到伤害。因此说，利与害之间的相互转化是非常微妙的，也是必须要忍耐的。
周惠王
利就像害的影子，形影不离。每个人或者都懂得要获得某一种成功，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根本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好事等在那里，因为小利之后必有大害的道理。但是当事到临头，很多人却又忍受不了小利不得的吃亏感，于是完全忘了还有一个害需要权衡，忙不迭地伸出手去，可是结果又是什么呢？
春秋时期的晋国，在献公的祖父庄伯和父亲曲沃武公与原晋国国君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虢国站在原晋国国君那边。当时虢国的国君姬仲就曾奉周桓王的命令，讨伐过曲沃武公。周惠王九年，献公在国内大杀宗室公子，不少宗室公子逃往虢国，虢国又以此为藉口，再次出兵讨伐晋国。所以，晋献公对虢国有切齿之恨，必欲灭之而后快。
周惠王十九年，晋国的简息曾率领战车部队，向隔在晋、虢两国之间的虞国借道，穿过此国去攻打世仇虢国。晋军攻克了距虢国国都上阳约三十里的重要战略城市下阳后，才收兵返回。
周惠王二十二年，晋国第二次讨伐虢国，又向虞国提出了借道的要求。虞国大臣宫之奇提醒国君虞公：“绝不能再让晋国借用我国道路去攻打虢国，如还这样做，虞国也要灭亡了。”虞公不以为意，说：“晋国国君与我一样，也是周朝的宗室后裔，他怎么会消灭自己的兄弟呢？”
宫之奇说：“国君，这种事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了。比如说太伯与委历都是太王的儿子，太王喜爱幼子季历，想废长立幼，太伯只得逃亡国外，失去继承王位的机会。”
“东虢国的开国君主既是父王的弟弟，也是父王的大臣，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武王表彰分封他的诏书至今还收藏在王室的盟府中，但东虢国却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同样出身于周朝宗室的郑武公给吞并了。当时，平王不但没有责备郑武公，还照样把他当作股肱之臣，让他担任卿士的重要职位。这是兄弟相残的事例。”
“再说，晋国现在的国君是个残忍绝情的暴君，他轻信宠姬骊姬的几句谗言，就迫使太子申生自杀，逼走另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他害怕他的侄儿们将来对他不利，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全部杀光。国君，您与晋国国君的亲缘关系远比不上他们父子、叔侄关系亲密。一个能杀死自己儿子和侄子的人，还会照顾这种疏远的同宗关系吗？还会信守自己借道的诺言吗？我们不能相信晋军会和平通过虞国！”
“晋国为世仇讨伐虢国是假，想吞并虢国，扩张领土是真。如果虢国灭了，成为晋国的领地，那么隔在晋、虢之间的虞国不就成为晋国的眼中钉、肉中刺了吗？在虎视眈眈的晋国面前，虞、虢两国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如同人的嘴唇和牙齿一样，如果在暴力打击下，一个人失去了嘴唇，那么他的牙齿还能不受伤害吗？这就叫做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虢国的存亡事关虞国的安危，请国君慎之又慎！”
“谁都知道即使一个人再口渴，有毒的酒他也不会去喝，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渴，而是明白解得一时之渴，但马上就会把性命丧掉。为了眼前利益而死于非命的人就好像是那些用毒物来充饥，用毒酒来止渴的人一样，而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而使自己国家灭亡的人，比这还甚。如果不能忍耐住自己贪图眼前利益的欲望随之而来的损失则更加严重。因利忘害是不足取的。”
昏聩的虞公不听宫之奇的话，只为着讨好晋国，以图灭虢王后能分杯羹，不但答应晋国借道的要求，而且还不作任何防卫方面的部署。宫之奇明知虞国大祸临头却无力挽救，悲伤之余，只好携族人离开虞国，远走他国避祸去了。后来，晋军首先通过虞国在当年冬天灭了虢国，然后在返回经过虞国时又很快也灭了虞国。虞国国君虞公，在做了晋军的俘虏之后，才后悔自己没有采纳官之奇的意见，结果做了亡国奴。这就是不能忍小利而自寻灭亡的教训，如果当初能够把宫之奇的话听进耳去，在这小利与大害中仔细地进行权衡，又何以成为一个亡国之君呢？
所以说，人不能过于贪图眼前的利益，更不能因为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而忘记了做人的根本，这其实是使利益遭受到更大的损失，连老本儿都得搭进去。聪明智慧的人看到名利，就会考虑到灾害。愚蠢的人看到名利，总是被眼前微小的利益所迷惑而忘记了其中可能隐藏的大灾祸，但是结果往往是有了名利，忘了灾害，到了最后，灾害到了，名利却没有了。如果当初能在这种种的利面前稍做权衡，灾害也便不能成为灾害了，而利，也会最终得到的。
智慧金言
在“利”面前，还是要仔细地权衡一下“害”，因为灾害是一种很懂得依恋人的东西，你记着它，它就不想总来找你，如果你忘了它，它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到你面前来，让你见上一回，生怕你忘了它长什么模样，而我们，是绝对不想见到它的。要想避开它，就只有让它知道你还想着它，而你只要想到了它，你就会把贪心压下去，便能够避害而远之了。
君子势不于力也，力尽而势亡焉
译文
君子的势力不表现在权势上，以权势为势力的人一旦权势丧失，势力也就消亡了。
解读
势力的内涵是广泛的，对势力的不同认识直接主宰着一个人的行事方法和人生命运。品德低下，投机钻营的人会视权势为他们捞取好处，颐指气使的资本，一旦窃据便恃之为己谋利，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其下场也就注定了不会善终。君子以德让人钦敬，他们的义举和善行深得人心，传之千古，是不会因之有无权势而消减的，这才是势力的真正含义，也是人们所能永久依靠的利器。
活学活用
做事留有余地，不可太绝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要把智慧尽展无余，这样才能预防突发的事件。再聪明的人也不宜锋芒毕露，不如装得笨拙一点。即使十分清楚、明白也不要过于表现，宁可用谦虚来收敛自己。志节非常也不要孤芳自赏，要随和一点。在有能力时也不要过于激进，宁可以退为进，这才是真正安身立命、高枕无忧的处世法宝。
南朝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在死之前托孤给中书令傅亮、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并且告诫太子刘义符，在这些人中，最难驾驭的是谢晦，要对他加以小心。
刘裕是个有作为有识见的开国皇帝。但是不幸的是，他不仅没选好继承人，而且没有完全正确估计这几位顾命大臣。
刘裕死后，他的长子刘义符即皇帝位，史称营阳王。被称作少帝。
刘裕
刘裕的次子名义真，官至豫州刺史，封庐陵王。
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名义隆，封宜都王。即后来的南朝宋文帝。
刘义符做上皇帝后，不遵礼法，行为荒诞得令人发笑。
徐羡之在刘义符登基两年后，准备废掉刘义符另立皇帝。凭刘义符的行为，废掉他是对的。但是徐羡之等人因为怀有私心，谋权保位，贪权恋位，竟把事情做绝，惹来了杀身之祸。
要废掉刘义符，就得有别人来接皇帝的班。按顺序是刘义真，但是刘义真和谢灵运等人交好，谢灵运是徐羡之政治上的对手。为了不让刘义真当上皇帝，徐羡之等人挖空心思，先借刘义符的手，将刘义真废为庶人。接着，徐羡之、谢晦、傅亮、王弘、檀道济五人合力，发动武装政变，废掉了刘义符，以皇太后的名义封刘义符为营阳王。
更糟的是，还没有等新皇帝即位，谢晦竟和徐羡之主谋分别将刘义符、刘义真先后杀死。他们拥立的新皇帝是刘义隆。刘义隆面临的是杀死自己两个哥哥、控制朝廷大权的几个主凶。新皇帝那时正在江陵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徐羡之派傅亮等人前去接他。徐羡之这时又藏了个心眼，担心新皇帝即位后将镇守荆州重镇的官位给他人，赶紧以朝廷名义任命谢晦做荆州刺史、行都督荆湘七州诸军事，想让谢晦做自己的外援，将精兵旧将都给了谢晦。
刘义隆面临着是不是回京城做皇帝的选择。听到庐陵王、营阳王被杀的消息，刘义隆的部下很多人劝他不要回到京城。但是他的司马王华中精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徐羡之、谢晦等人不会马上造反，只是怕庐陵王为人精明严荀，将来算旧账才将他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