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联大同人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份工作是份非常艰苦和危险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这又是一桩大协作。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
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1939年10月，吴文藻、谢冰心两位先生为了躲避空袭，移住呈贡小山上，他们伉俪都是“朋友第一”的人，一次约梅校长、杨振声和郑天挺，还有其他几位到呈贡作了三天短期休假。1941年5月，梅贻琦和罗常培到叙永联大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分所看望，并参观武大、川大。归程中饱尝抗战后方轰炸、水灾和旅途中意想不到的困扰，耽搁了三个月。途中罗有一次大发雷霆，虽然不是大事，但若处理不好，彼此易发生隔阂，不但影响友谊，也会波及一些方面的关系。梅先生等罗发完火，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过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语词神情与诚恳的态度，使得罗的气全消了。
梅贻琦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单扼要、条理分明，而且风趣。他谈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也谈过满族服装和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
在昆明梅贻琦先生住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楼上左厢，和梅祖彦（梅贻琦之子）同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开会，正好没有电。临出，梅先生把煤油灯移在外屋桌上，将灯芯捻到极小，并把火柴盒放在灯旁，怕灯灭了祖彦回来找不到。从这一小事看出他对下一代多么关心，做事多么细致有条理。
梅校长喜欢饮绍兴酒，但很有节制。偶尔过量，就用右肘支着头，倚在桌边，闭目养一下神，然后再饮，从来不醉。朋友们都称赞他的酒德，这正是他的修养的表现。
当时，昆明是与国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许多朋友经过总要到联大看看。梅校长有时也要用家庭便饭招待。记得每当聚餐快要终了的时候，梅夫人--韩咏华女士总是笑吟吟地亲捧一大盘甜食进来，上面有鲜艳的花纹环绕四个红字--“一定胜利”，殷勤地说：“请再尝尝得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齐站起来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正是联大师生当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把12用2除一下”
清华当时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某个学生部分学分不及格，那么就得退学。有一年，一个四年级的学生选修了12个学分，竟然有6个学分不及格，按照规定，他应该接受退学的处分，但他想通融一下，保留学籍，就跟班主任软磨硬泡。班主任当然做不了主，他就找到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也做不了主，他就直接去找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平素给人的感觉十分谦和、好说话，该生想，只要好好和梅校长说一下，梅校长应该能答应留下他的。他进校长办公室时，梅贻琦正忙着写材料，于是站在那里先是检讨一番，然后就求梅校长网开一面。梅贻琦一直没有抬头，听他讲完了，对他说：“你自己把12用2除一下，看看你有多少分不及格了。”那位同学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离去，接受了退学的处分。
梅贻琦不但对别的学生坚持原则，就是对待自己的亲属，也丝毫不客气。他的侄子梅祖武曾经报考清华大学，但成绩不够，梅贻琦没有动用自己的权力为侄子走后门，侄子无奈地去了北洋大学；几年后，他的小女儿梅祖芬也报考清华大学，成绩同样不合格，梅贻琦依然坚持原则，梅祖芬去了燕京大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迁到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又南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是龙云，作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龙云对西南联大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做校长的梅贻琦很是感激。龙云的孩子当时报考了联大附中，但没有考上，他就想找梅贻琦走走后门，让梅贻琦关照一下破格录取。有一天，他特地登门拜访梅贻琦，请求梅贻琦对孩子给予关照。梅贻琦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留龙云在家里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在酒席上，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为龙主席的孩子辅导功课，以便孩子明年再考，并言明老师的家教费由龙云出。龙云一看梅贻琦这样坚持原则，也不好再说什么，就爽快地答应了。
在清华的历任校长中，梅贻琦是最受尊敬的一位。清华学生经常驱逐校长，但梅贻琦从来没被驱逐过，而且学生经常在集会上高喊“拥护梅校长”的口号。之所以能构建如此完美的人格平台，是由于他拥有着崇高的人格操守，而不徇私情、坚持原则的意识，则是其人格操守的一种体现。
梅贻琦特别廉洁，使用公款非常节省。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介绍：抗战之初，梅贻琦刚到昆明，就退掉司机，将个人使用的小汽车拿来公用。他外出有公务，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梦麟或别人的车。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此时恰好又有个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想到乘邮政汽车可以给公家节约200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了飞机票。
梅贻琦非常鄙夷化公为私的行为，宁可委屈自己，也决不占公家半点便宜。20世纪30年代初，梅贻琦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4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寄卖以补家用。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600元。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旁边的人打开他病中一直携带的一个箱子，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数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
早年在敬业学堂念书时，梅贻琦的成绩就非常优秀，颇受张先生赏识。1909年，他以第六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赴美国深造，专攻电机专业。1915年梅贻琦学成归来，应周寄梅校长的聘请，到清华学校物理系任教。半年后，他利用假期回天津看望张伯苓，表示对教书没有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先生听了以后有些生气，带着教训的口气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没想到这短短几句话，不仅决定了梅贻琦一生的命运，也对清华的前途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时梅贻琦26岁，张伯苓49岁。
随后，梅贻琦便遵照老师的指示，又回到清华园继续教书。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首席教授。第二年4月，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由于局势动荡不定，致使清华大学校长连续换人。直到1931年梅贻琦担任校长之后，才改变这种局面，并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
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早已有口皆碑，但是张伯苓当年对他的教训却鲜为人知。因此直到1982年，也就是梅先生逝世20年以后，梅夫人才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抗战初期的一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行来到冰心家。闲谈中，冰心当场创作了一首宝塔诗。这是女诗人一生创作的唯一一首谐趣诗。诗曰：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梅校长看罢不知何意。冰心作了解释。原来，这是冰心丈夫吴文藻先生的笑话集锦。“马”是说小孩子们把点心萨其马简称为“马”，一次，冰心让吴文藻上街买萨其马，吴文藻到点心铺里说要买“马”，结果闹了笑话。“香丁”是指有一天冰心在树下观赏丁香花，吴文藻从书房来到丁香树下，应酬性地问妻子：“这是什么花？”冰心答：“丁香花。”吴文藻点头说：“噢，是香丁花。”惹得众人大笑。“羽毛纱”是说一次，冰心让吴文藻为岳父买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吴文藻到了布店说要买多羽毛纱。店员听不懂，电话打到冰心家里，才知道吴文藻又闹了个大笑话。“傻姑爷”因此得名。最后一句则是冰心同梅校长开了玩笑--吴文藻这个书呆子是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
梅校长一听也笑得前仰后合。最后校长先生以进为退，当场续诗两句。梅校长的诗是这样的：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到了1942年，校长梅贻琦家里有时也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饭吃。这天，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夫人顾映秋心血来潮，向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提出，要到她家尝尝梅夫人的拿手菜。这时梅贻琦早已囊中空空，为准备那顿饭，韩咏华把孩子们小时候穿的衣服，以及亲友们送给孩子的玩具和工艺品都从箱底翻出来，在大西门摆了个小地摊，亲自在那里叫卖。这些旧物一个星期才卖完，夫妇两人如愿以偿地请省主席夫人光顾寒舍，吃了一顿在顾映秋看来很简单的便饭。
韩咏华想找份工作，但作为当时中国第一校长的梅贻琦，不肯利用职权为妻子谋利。教务长潘光旦的夫人给她出了个主意：“咏华，你做的米糕，我们家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门卖米糕算了。”袁复礼教授的夫人也点头赞成。韩咏华沉默了半晌说：“如果不是为了抗战，我们何苦受这份罪。这糕叫定胜糕，这是个吉祥的名字。我们再在糕上写点字吧。”梅夫人的定胜糕是跟一位上海老太太学的。这种糕点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再加上白糖、豆沙，用一个银锭状的木模，把调配好的米粉装进去，蒸几分钟即可。
三人真的做起了卖米糕的生意。袁复礼夫人总有办法搞到当时紧俏的廉价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碎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贻琦夫人亲手调制蒸熟，用红糖浆写上“一定胜利”四个字。最初她们做的米糕由西南联大总务处一位姓赵的庶务介绍，到城南的冠生园寄卖。后来为了多赚点钱，夫人们便自己提着篮子到街上去叫卖。定胜糕在昆明街头销路很好。开始的时候，韩咏华不愿别人知道她是西南联大校长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镜，脱下旗袍，换上从农民手里买来的蓝布装。可白皙的皮肤，鼻梁两侧深陷下去的眼镜凹印，还有那明显带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话，都瞒不了人。久而久之，不仅联大校园里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这位走街串巷卖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学校长的夫人。而定胜糕的名称也就此传开了。
蒋梦麟：开辟现代大学之路
蒋梦麟（1886-1964），中国近现代着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北大“功狗”
在“五四”运动后期的工人阶级成为运动主力的“六三”运动中，蒋梦麟与志同道合的胡适、汤尔和（当时的医专校长）一道竭力支持北大学生的挽留蔡校长（民国政府要撤免他）运动，鼓动蔡元培回北京复任北大校长。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民国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不得不签署大总统令表示“挽蔡”。蔡元培则表示，只要民国政府答应不处罚学生，便可以回校。可民国政府随即食言，并没有改变镇压学生运动的方针。于是，蔡元培复电民国政府拒绝返校复职。学生运动由此愈发猛烈。在强大的“挽蔡”压力下，民国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民国政府国务院、教育部先后致电蔡元培，请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务。可蔡元培在离开北大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过不再回北大，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回旋的时机。经过各方斡旋，由汤尔和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蔡元培在回北大之前，由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职时的得意弟子蒋梦麟暂时去代理北大。在这样的情势下，蒋梦麟开始了他与北大前后近20年的关系。当时蒋梦麟年仅33岁。
当各方议定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后，蒋梦麟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接受了，于是，他提出两点意见要求蔡元培同意：一是只代表蔡先生个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长；二是仅为蔡先生的督印者。当时尽管蒋梦麟只有33岁，却颇具谦谦君子之风。蔡元培对蒋梦麟提出的这两点都同意了，还交代蒋梦麟说：“前段日子，各界代表来杭州（蔡元培离开北大后南下于上海、杭州之间）每天都有几起，迄未答谢，你到北京后，可代我向社会各界致谢，说明我已有回北大的决心，对大学责任，我愿意继续担负完全责任。”之后蒋梦麟起程前往北京，临行前向蔡元培告辞，蔡元培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从今以后，须负极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蒋梦麟颔首称是。
蒋梦麟这一去北大，是他人生的一重大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