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一杯黄牌红茶加两片柠檬，让我的神经兴奋到凌晨2点。
天依然阴沉沉的，雪依然时不时地飘。这样的天气已经连续七八天了。
我躺在床上读邦达列夫的《岸》，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早在十多年前就看过，留下过很深的印象，可原著却还没读过。
读长篇的味道就是俄罗斯冬天的味道。你可以这样想象：没有俄罗斯的冬天恐怕就没有4大卷的《战争与和平》。夏天是打猎、游泳，享受阳光和爱情的季节，只有冬天的壁炉，那不灭的柴火，能煲汤一样煲出一部部长篇。
过了那么多年，我仍然感到《岸》表现战争的独特和大气。公平地说，写二战的文学作品，中国还没有一部长篇能赶上它的。漫长的冬天给了俄罗斯作家理性的自由时间和创造艺术的自由空间。
总不能一天都呆在家里。早晨的时候，我把倒垃圾的任务承担起来，以后就作为我“洋插队”生活的一部分。垃圾站在小区里，出单元门右拐100米就是。不过这100米跟在冰面上走似的，还有坡度，我只能跟小脚女人似的亦步亦趋。午后我出门，出门就在下台阶时滑一大跤，亏得旁边有扶把，我用双手抱了一下作了缓冲，才得以毫发无损。
街上的冰雪已被行人踩得结结实实，不用看人的脸，你从他走路的样子就可以判断他或她的年龄。西伯利亚的年青人个个溜冰运动员似的，该跑就跑，追逐着戏闹着。小心翼翼的不是七老八十的，就是我这样的生客了。
我想去市里的苏中友协--如今改成了俄中友协。我来西伯利亚的目的之一是见见当年击败日本关东军，最后迫使日本投降的一位苏联红军的指挥员。当年红军从三个方向进入东北，他是一个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按说军衔在中将上将之间。4月份老马在北京时跟我说：那老头身体好着呢，他肯定愿意见见中国来的作家。
然而9月份，老马说那老头突然过世了。这给我的西伯利亚之行一开始就留下了遗憾。为了作点弥补，我想通过西伯利亚的苏中友协问一问，还有没有其他人可以访问，当年的中下级军官，肯定还有健在的。
出发之前老马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反正不远，就当是散步吧。
从加加林站步行去就可以。红色广场站边一栋建于三四十年代的4层办公楼，高度恐怕6层都不止。里边有许多原先的政府机关和人民团体。这可真是老掉牙的楼了，墙体经年不修，斑斑驳驳旧抹布似的。不过它正门口的两道20几级台阶依然显示着当年的威严，踏上它就跟进大会堂似的。
没有清扫工铲冰扫雪，以致台阶上比街上还滑。我和老马不得不格外小心。上到第二层台阶时，迎面下来一位雪天还穿高跟鞋的妇女，突然仰面而翻，我都来不及反应，一把挽住了她的胳膊，就在我自己也失去重心的刹那，老马又拉住了我。好一个有惊无险，挽狂澜于既倒。
好不容易进得转门里边，老马的话又来了：你这可是英雄救美啊！在西伯利亚，中国作家救一个俄罗斯美女，头一回啊！我说算了吧你，她什么长相我都没看见。老马说：那你不能想象吗？
楼里没有警卫保安之类，一个老妇守着一个卖零星食品饮料的柜台，就算是门卫了吧。我们从极宽极宽的楼梯走上2楼，这一层真足足有两层高。这高这宽，都见证着这座楼当年的辉煌。
走廊里没什么人走动。老马来过，找到208还是209号，敲了敲门，没有反应；再敲敲，还没有反应。这么说，今天俄中友协没人来上班。
只好打道回府。整个新西伯利亚地区的中国人不到100人，大半是商人、倒爷，小半是留学生。新西伯利亚有20多所大学。这100人跟古老的“苏中友协”似乎都没有什么关系。我来西伯利亚10天了罢，在街上没遇到一个中国人。可见俄中友协上不上班都可以理解。还可以想象友协的工作人员肯定是一位和善的老大妈式的人物。
到家给丹妮娅老太太打电话一问，还真是，友协唯一的专职的女士，家里正在装修房子，最近不来上班。
在老马的浪漫主义设计中，我出现在俄中友协会受到格外的欢迎。比如拥抱，接吻，咖啡，歌声，赞美之类。
而今天的主题恰恰是寂寞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