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阳光很慵懒也有些燥热，占团里大多数的广东人上海人在经历了三天的“豪华游”之后，看来已经泄了气，也减了肥，储备的脂肪估计消耗得可以了。导游说：今天带大家到一家好餐厅。
叶卡捷林娜餐厅，门口只有不易察觉的小小牌子，不像中国再小的餐厅也要挂一块最大的招牌。上得台阶，餐厅分里外，面积还很大，比起沙丁鱼一样挤在阿穆尔饭店的底层吃饭，舒服多了。正巧赶上停电，靠门口的地方暗，点上蜡烛，有三两对年青人在那里喁喁私语。我们这大队人马占据了里边靠窗户的大厅。
果然丰盛多了，除开红菜汤，生黄瓜西红柿，还有白米饭，这一次米饭不算菜了，因为还有一人一份浇奶油的生尤鱼。甜点是一人一个巧克力派。
这一下你可没有理由提意见了。闷头吃吧。我只见旁边的广东人依然苦着脸：吃不惯。广东人俗称除了飞机桌子腿都能吃，这一回可是败在海参崴了。那边一桌的上海人也嘟嘟嚷嚷没有笑脸。
我心里嘀咕着，我不也是南方人嘛！你们这些发达国家的青年实在也娇气了。让你们像我当年那样吃几天烂地瓜干地瓜秧，再到西藏喝几天酥油茶，你们就觉得奶油尤鱼好吃了。不过我还是把我的一份巧克力派赞助给了广东人。
今天的最后一个集体节目是逛海参崴市最大的百货商场，给大家一个购物时间。
原来百货商场就在战士广场北侧的列宁大街上。老式的四层楼，外表已旧，无任何广告、霓虹或大招牌，因此外国人要是没有导游很不容易发现。走进里边，其实还是布置得不错的。木质地板，木质楼梯踩上去充满弹性，也有一种优雅华贵的感觉。一层是食品、化妆品，二层是文化用品，三四层是电器、服装等等。
摆得最多的是香水，几十种瓶子放在那里，你可以拿着瓶盖闻，挑选。关小姐说，俄罗斯不把香水作为高档消费品，而是日常必需品。因此香水很便宜，即使从法国进口的香水也便宜。导游的话自然权威。于是团内大多数人都拥向香水柜台。于是我也凑热闹去挑了几瓶好带回家送给太太。小葛临上火车给了我20万卢布，这回正好派用场。从包装盒上看，标明了巴黎、法兰西之类的字样。可从纸盒质量看，实在又不敢恭维。我想，或许是中国倒爷到俄罗斯卖假货卖多了，也该轮上俄罗斯倒爷骗中国旅客几回了。果然，我拿回北京给太太一看，她说肯定是假货，十几二十几块人民币能买上法国香水？这自然是后话。
明天要上路，明天又要过关，坐那种糟糕的硬座车，这是最要紧的。尽管导游说明早会发给大家面包香肠鸡蛋，我还是留了后手：花2千卢布为自己买了两盒牛奶。出得商店仔细一看，原来产自广州流花，有英文中文标志，正好没过保质期。直到第二天到格城我才发现自己的预见多么英明，因为一早从阿穆尔饭店带的香肠是变了味的，而面包上有霉点。我只吃了一个煮鸡蛋，把其余的统统扔到枕木那边喂狗去了。
米沙、尤拉和回家的感觉
语言不过关是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也很难了解一个社会的。即便语言过了关也还有文化、心理、道德、习俗等等障碍。因此，只要你语言不通，三天五天的豪华游也罢贫苦游也罢，除开拍几张照“到此一游”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
在离开海参崴的前夜，我见到了米沙。
我得感谢关小姐。这趟旅行中她对我最大的关照不是那袋食品而是介绍我认识了米沙。她还跟我说：她跟米沙开过玩笑，问米沙愿不愿做她的男朋友。
我和米沙是坐在二楼的赌场门口的沙发上聊天的。今天他上夜班，事情不太多，可以陪我聊。偶尔有人叫他进去，他也带着我，让我感受这小小赌场的氛围。
、米沙是远东大学中国语言历史系五年级的学生，快毕业了。一头黑中带一点金黄的头发，大约1米85的个子，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米沙说他才23岁，还没有女朋友。
应当说，米沙的汉语水平已相当好，不亚于在北京留学的那些高年级外国学生。我想，这除开他的天赋、努力之外，还得益于他的打工生涯。
他在这小小赌场打工已很久了。每天晚上6时-9时（远东时间12时），月薪120美元。开始他是硬着头皮来应聘的，如今似乎已应付自如了。这里的赌客大部分是中国人，赌场需要一名汉语翻译。海参崴中国人很多，开饭店的也很多（可我们豪华了三天没有进到中餐馆），米沙说：“他们比我有本事。他们可以买到车牌，甚至还有做服装百货建筑生意的。花上500美元就可以办妥长期往返签证”。闯荡海外的许多中国人赚了钱之后喜欢进赌场，这在欧洲也是如此。
米沙开始时根本不懂什么叫21点。于今可是学会了许多种西式的中式的赌法，又能区分南方人北方人不同的赌法。他知道南方人喜赌21点，而北方人喜赌5张牌。每次起赌是10美元。赌客中不少人成了米沙的朋友，于是什么同花、顺子，三带二等等，米沙也都精通了。米沙的薪金固定，跟赌场的收益无关，所以米沙的心态非常平和。他甚至常希望那些中国赌客赢，因为他们赢了总是请翻译喝啤酒。
比起洗牌的小姐来，米沙的收入就十分菲薄了。洗牌小姐的月薪是500美元。洗牌小姐长得漂亮，穿着镶花边的短衬衣，总是淡淡的笑容和着浓浓的香水味，总是庄严矜持中透着些微的狡黠，她那洗牌的十个手指魔术般地跟纺线似地交织着，在眼花缭乱中让你一夜成为富翁或者穷光蛋。
当没有客人时，米沙偶而也跟洗牌小姐玩玩，那不是真赌。那是米沙体验生活提高翻译水平的一种方法。
整个赌厅并不大，光线灰暗，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独独那洗牌小姐浅色的薄薄衣衫透着明亮。而一圈灼人的白炽光只集中在小姐手指边的那圈台面上。我没有领略拉斯维加斯或澳门的幸运，但海参崴这小小的一角从本义上跟它们是完全一样的。
米沙白天上学，他每学年的学费高达1千美元。算起来，赌场的这一份工作刚够他学费。米沙的父亲是一位退休工程师，专修汽车用蓄电池。为了支持和补贴米沙的学业，父亲又重操旧业。
米沙说：真想请你去家里看看。可听说明天早晨2点你们就要走了。
这也是我此行的最大遗憾了。说实话，尽管我到过欧亚不少国家访问，到过德国明斯特市政府秘书长的家，到过日本前首相桥本的妹妹家，到过匈牙利的一位大作家家，但真正到普通外国人的家里作客还几乎没有。如今请人到外边吃顿饭早已十分平常，无非是省俭一点奢侈一点的区别。请到家里坐坐才是最高的礼遇。
米沙说：大部分人的生活应该说还不大好，不比10几年前。现在确实是自由多了，夜总会、脱衣舞都有了。可改革了10几年，老百姓等待了10几年，生活还这样。
我说：不是很多人有了汽车吗？
米沙笑了：我也刚买了一辆，500美元，是日本旧车，1984年的产品，还能开。
我恍然大悟，难怪三天前进入海参崴时到处都见到日本车。在远东，或许因为地广人稀的缘故，并不限制从国外进口旧车。而精明的日本人也以从俄罗斯远东地区组织旅行团每人可免税购买一辆旧车的办法，大量倾销已经淘汰的旧车。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些其实已是“洋垃圾”的东西，就这样走俏海参崴。
米沙只要有钱，就到处旅游。他去过上海、浙江、萧山、广州、北京及东北的许多地方，他到北京就住在语言学院朋友那里。我问他对哪儿印象最好，他说对大连印象不好，我十分奇怪：大连是环境搞得最好的城市呀！米沙说，他在那儿买一罐饮料，发现比卖给中国人的贵2元，这算什么道理？米沙最向往的地方是新疆、西藏，我告诉他新疆西藏我都去过，米沙流露出一种惊羡的眼神。米沙说他毕业后并不想当导游，最好能到中国一家大公司，挣了钱就到处旅游。
23岁的米沙，他的愿望肯定能够实现的。我这么想更这么祝愿。
凌晨2点多起床的滋味是最难受的。你几乎是未睡。为的是早早赶俄罗斯旅行社的车到格城的车站格罗迭科伏，从那儿过边防检查站。俄罗斯方面总是先放自己国家的人过关，到点就关门，宁可让火车开走。于是滞留的中国旅客不得不在小小的巴格拉居契过夜，导游不得不挨家挨户把几十名旅客安排到俄罗斯工人贫下中农家去过夜。老百姓倒是还欢迎中国八路军的后代，可言语不通给大家更给导游带来的麻烦就大得没法说了。因此，导游今天为保险起见，把大家赶鸭子一般赶起床。不然的话，我们还可以在海参崴再呆上半天的。
昏昏沉沉上的大巴是韩国产的，比来时的那一辆稍好一点。穿过昏昏沉沉的街道在黑暗中驶向黎明。这一路4个小时竟特别快，都在打瞌睡，无暇回望黑黝黝的森林也无暇品味湿漉漉的海风。
7时许，格城站到了。下车时我称赞司机开得很快。
边检站还没有开门。我们是最早一批到达的。淡淡的晨雾在稀疏的杨树间游荡，同样稀疏的房舍之间，偶有人拎着牛奶桶走过。小镇还没有醒来，大概醒来也不过如此。一些似乎是烧焦的枕木凌乱地堆在铁道旁。一两只狗早早在附近逡巡，等待着游客们的馈赠。而在边检站的那一边，一个新的边检站正在建筑，可似乎又见不到几个脚手架。三天前是这个高度，三天后依然如此。大概这就是远东的节奏，雾、狗、风甚至太阳都显得慵懒。
此番过境出奇地顺利。或许是我们第一个排队的缘故。可是到绥芬河35公里的路居然走了3个多小时，真是咄咄怪事。原来从绥芬河来的车误点了，这铁道是单轨，必须等对方车过来之后才能走。就这样，就差再过一个山洞，就差几公里，我们硬是在车上熬了两个多小时。阳光加上湿度加上人体散发的热量使得满车厢的人洗起蒸气浴。车顶的风扇永远是摆设。于是把所有的车窗打开，把所有能用作扇子的东西都调动起来，好迎接回归的时刻。
唯有厕所对面和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有风。聪明人先去抢占那里的有利位置。待我去时已无立锥之地。我把窗台上两个铁皮制的废物箱摞在了一起，正好出来大半个座位，我就高高在上了。
就在这儿认识了尤拉。我没问他的父名和姓。他也在这儿找凉快。旁边还站着一位哈尔滨市退休的旅游局官员，他的俄语很流利，于是有了长达1小时的三人谈。
尤拉说他是铁路上的机务员，今年45岁，家就在巴格拉尼契。他每天来回70公里，应该说，车开得再慢，只要没事故，是很轻松的工作。难怪他除了微微腆起的啤酒肚之外，看上去要年轻好几岁。倘若在中国，干这一行肯定是十分劳累的。
尤拉的老婆也在格城，在一家医院里当护士，常常上夜班。老婆回来，他出门了；老婆出门了，他回来了。尽管老婆比他年轻10岁，他还是在乌苏里斯克有一个更年青的27岁的情人。我问道：乌苏里斯克离格城很近，你不怕你老婆知道？尤拉说：她只知道在医院拼命打针，回家来拼命睡觉。
我问道：那你怎么去找你情人？尤拉颇为得意：当然是开车。我有车。
我的问题其实是多余的。尤拉工资不高，但像米沙一样花几百美元买一日本旧车是可以的。这也是海参崴乃至远东的一道人文风景。
何况，尤拉每天跟车往来中俄边境城市，总是有做生意的朋友托他从绥芬河大包小包地捎中国货，其中的好处费自然可以想见。难怪尤拉的神情里洋溢着快乐潇洒和自由自足，洋溢着微醺之后的欲火，这一点跟米沙的斯文南辕北辙，跟教堂前、海滩上甚至开大巴的那些中年人给人的风霜感忧郁感深沉感大相径庭。
尤拉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刚工作，在学厨。我说：你让她到中国学中餐吧！以后可以在远东开餐馆。尤拉说他也这么想。
一阵汽笛之后，车厢连接处发出清脆的撞击声。车厢里的人一阵欢呼，跟迎面的来车招手庆贺。尤拉匆匆告别，往车首那边去了。我望着他墩实的背影，这是我此次旅行见到的最后一个俄国人。尽管我们萍水相逢，谈不上友情，连名片（不知他有无名片）都没有交换，但他跟米沙一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由一个个性格命运各不相同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却又形成了这个民族、社会相同的性格特点和遭际。
仅仅过了几分钟，车厢里又一阵欢呼。原来窗外出现了汉字标牌：显然是进入了中国国境。我注意到尤其是那些洋面包牛奶吃得多的上海人广东人，他们的欢呼更富有激情。
回家的感觉真好。
这一回叫入境了。绥芬河边检人员让大家排成两队，中国人单独排一队，先放行，先过关。大家又是一阵欢呼。这叫做对等。
葛均义在站外向我挥手！他还带了他的小兄弟小孙一起接我，怕我扛不动包。其实我跟三天前一样，包是扁扁的。
小葛说：我可急坏了，等两小时了，怕你有意外。
我说：意外倒不会有，就是饿坏了，好久没有饿的感觉了！
上世纪末的一个7月记于绥芬河-海参崴次年10-11月整理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