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协理员不是知青，是知青的哥们，关于他和我们的故事，我时常想起。
协理员是管机关事务的，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吃喝拉撒睡的事儿也管。我当时所在的是兵团的一个独立营，瞎参谋，烂干事，再加上卫生所的，小学校的，小商店的，一共不到二十多个人。所以老杨的事不多，比如早上组织我们出操什么的。他是个转业兵，擅长喊口令，虽然声音有些撕哑，但有力度。他一喊，老远都能听到。只是我们营部这些杂牌军很不争气，什么黄棉袄、黑棉袄，还有小学校、卫生所那些花棉袄，一站队总是离拉歪斜，跑进来像一群逃兵！和同时出操的连队一比，老杨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后来老杨采取了变通的办法，早出操改为政治学习了。他说，机关要政治挂帅，不能搞大比武那一套。我们自然很赞成杨协理员的英明决策。
老杨还有一项经常的工作，是领我们下连队参加劳动，什么春种、夏锄、秋收了。大家都愿意去，主要是伙食好。每次基本都是吃包子，老杨说，都吃包子，连饭带菜都有了。他特意嘱咐炊事班要多放肉，大家干活挺累的。其实跟着老杨干活真得不怎么累。他当兵前可能在农村当过打头的，很会安排活计，边干活边讲些带颜色的笑话，一会儿就到地头了。到了地头往草地上一躺，听老杨再讲长篇风情故事，他小眼睛一眨，荤的素的一套一套的。讲得那些卫生所、小学校的女知青脸都背到旁边去，可耳朵都没闲着，还偷着吃吃地笑。一讲到关健时刻，他就喊开饭，吃包子了。他说，这叫物质精神同时享受。
杨协理员也干过让我们不高兴的事。那一阵子，珍宝岛已经打响，我们营离黑龙江边很近，也进入一级战备。一天深夜，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惊醒。杨协理员传达上级命令：“苏修”部队就要过江，营部全体迅速向山里转移！这下子营部乱了套，黄棉袄还有些经验，十几分钟就打好了行李。黑棉袄都有家有业的，孩子老婆哭天喊地，舍不得扔下坛坛罐罐。花棉袄的，更是慌了神，又哭大喊，生硬跟不上队伍，落到老手子兵手里，听老人说，他们可能祸害妇女了！我和小吕在魏干事的指挥下，烧毁了所有的手稿和报刊资料，然后把家里昨天刚寄来的准备长期享受的红肠全部消灭。红肠吃了倒无所谓，手稿的烧毁可能使未来的文学馆少了几件珍贵的文物。
在天亮前，我们背着打字机和印刷机，与拖家带口的营部将士及其亲眷一起撤出了驻地，当时我们的心情就像当年毛主席撤出延安似的。中午时分，我们进入一片白桦林，棉衣棉裤全被雪水和汗水湿透，一个个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正拿出脸盆准备化雪作饭，杨协理员郑重地宣布：此次军事演习胜利结束！他妈的！我和小吕真想把这盆雪水浇到他的脸上！
后来我们知道，这次行动是老杨策划的，只有营长和教导员知道。连我们几个最好的哥们都没有告诉。老杨解释说，这是军事秘密，连老婆都不知道。我们罚他请我们喝一顿酒才算了事。别看老杨是黄棉袄，和我们这帮小青年都是铁哥们。白天，他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到了晚上，到了我们的大宿舍，基本上接受我们的再教育。他愿意听我们天南海北地扯淡，我们传看的手抄本，他也抢着看。他常说，我这一辈子最窝囊的是书念得太少，将来我有了儿子，非让他念大学不可！有一天，他看我在《黑龙江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文章，就问凯洛夫是干啥的？我说，是苏联着名的教育学家。他说，我有了儿子就叫他妈的杨洛夫！
杨协理员有个毛病，好发火，一发火就打老婆。他老婆在营部小商店工作，长得不错，人也热情，来了什么好吃的先告诉我们。老杨经常和她吵架，说不了几句，老杨就和她动手，也不真打，主要是摔东西，什么响摔什么，比如暖水瓶、茶杯什么的。一听到他们家有动静，我们便奋不顾身地跑过去。一见我们来了，老杨表现得更勇敢。经过一番了解，老杨打小张的原因是埋怨她不生儿子。后来战火终于停熄了，因为小张在生过两个女儿之后，真给老杨生了个大胖小子。从此老杨经常喜形于色地抱着杨洛夫给我们看，好像让我们观赏刚出土的文物。
在我调走的时候，小洛夫刚会爬。老杨正张罗着要找一个上海知青，教儿子学英语。我说是不是太早了。他说，不早，不早。
以后就和老杨失去了联系，渐渐地也把他忘了。有一个星期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第一句就是：“我是老杨，一会儿给你送酒去！”哪个老杨，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我是杨协理员！”啊，是他呀！不一会儿，他领着人爬上六楼给我家送来两箱啤酒。老杨见老了，头发有些稀疏，嗓子更哑了。他已调到一个农场当头头，场里有个啤酒厂，生产一种新啤酒，要打进哈尔滨市场。我说，在报上给你宣传一下吧？他说不用，你尝尝就行。我问起小张，还有他的两个女儿和杨洛夫。他说，小张早就退了。两个女儿都在上大学，洛夫正读高中，学习也不错。我说，你真行呵。他说，还不是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结果！说着，他急急忙忙地走了，以后逢年过节总有人给我送啤酒。
又是两三年过去了。一天半夜，我突然接到一个国际长途，竟是老杨打来的。他说女儿女婿在莫斯科办了个公司，他去探亲，也留下了，干脆退休了，专干倒卖服装的活了。我说你不懂俄语行吗？他说，拿件皮夹克在街头一站就行，有时一天能挣500美元。他还告诉我，洛夫也考上了大学了，就在哈尔滨。
第二年，我的儿子也去了莫斯科自费留学。有一天他打来电话说，一个姓杨的伯伯去看他，说是我的北大荒战友，还给他扔下２00美元。儿子的学校在郊区，很偏僻，他跑了好几趟才找到。我很感动，也到哈尔滨那所大学找到了杨洛夫，请他到家来吃顿饭，给了点零花钱，并让他节假日一定来家来玩。那孩子很腼腆，很少来。
三年后，春节刚过，老杨来到了我家，穿了一件破皮夹克，提了一个纸袋子，里面装着牙具和一瓶劣质矿泉水。他说，莫斯科的买卖不好做了，护照也到期了，他早回来了。说着他掏出一捆钱，往桌子上一放，“这是5000块钱，我和你嫂子只求你一件事，洛夫今年大学毕业了，你一定想办法安排在哈尔滨，花多少钱都行，这些钱不够，我回去再取。”我说，正常的大学生分配，不用花钱。他说，你是个书呆子，不知道，现在干什么都得花钱！方方面面不打点不行。我说，你先把钱拿回去，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他说，我认识的知青中，只有你官最大了，你要帮不上忙，洛夫就没有希望了！说着，他竟流下眼泪。我留在家吃饭，他只喝半环啤酒，吃了几口菜就走了，说是找他儿子去。他坐了一宿的硬板火车，很疲惫的样子。
安排一个大学生比我想像的要困难得多。我打了许多电话，求了许多人，并一再说明事情办成之后学生家长必有重谢，可还是被人员超编、企业不景气、专业不对口等等理由拒绝了。我知道现在僧多粥少，安排个人确实很难。看来我这个虚官，真让老杨失望了。我突然想起我们一起下乡的老孟正当厂长，是个有职有权的官，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我打了个电话，老孟记忆力真不错，快30年了，他还记得杨协理员。他说，都是北大荒的荒友，我一定想办法，你让他明天领着儿子来吧！
第二天，老杨打来电话，说老孟非常热情，破例接收了洛夫，一切手续厂里派人跑，不要他一分钱。还是你们这些老知青有感情，说着他在电话里哭了起来。然后又问我老孟家的地址，“我得到他家看看孩子，要不回去之后，你嫂子要埋怨我了。咱们怎么那样没人性！”我说免了吧，他刚搬的家我也不知道。他说，那不行！你要不知道，我自己找。这么大个哈尔滨，你上哪找去？我说要不你就找小王吧，就是宣传队那个唱歌的小王，他家离老孟家不远。他让洛夫记下了小王家的地址，然后又说，我还要上你家再看看。我说你千万别来，我明天就外出，再说，我儿子，你在莫斯科已经见到了！
老杨找没找到老孟家，洛夫分到厂里干什么了，干得怎么样，我再也没有听到消息。这些年，还时常惦念杨协理员。
老杨你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