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两条河流即大、小金川的合称，地处四川省西北，大渡河上游，以临河山有金矿而得名。早在隋代，始置金川县，唐属维州地；明时，隶属杂谷安抚司。此地处万山丛矗之中，汹涌的溪流环绕其中。地形十分险恶，气候寒冷，常年雨雪交加，只产青稞、荞麦等耐寒作物。居民多属藏族，筑石碉为居室。雍正元年，在此设金川安抚司，酋长莎罗奔自号大金川，而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不久，莎罗奔把自己的女儿许给泽旺为妻，两金川结为姻亲，形同一体。但泽旺懦弱，受其妻制约，实际上已受到大金川的控制。
金川之战的起因很简单：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四处劫掠邻近土司，扰乱了边疆的安宁。乾隆十一年（1746），莎罗奔劫走泽旺，并夺其印。在四川总督的干预下，莎罗奔被迫放还泽旺，但仍不停止劫掠活动。清军出动予以制止，却受到攻击，造成一定伤亡。高宗得到报告，持慎重态度，指示四川督抚，只要莎罗奔没有危及朝廷的根本利益，切勿轻举妄动。然而，莎罗奔不知收敛，无视朝廷政令，自行其是。乾隆十二年三月，高宗终于下令进兵金川。他命川陕总督张广泗为总指挥，派松潘总兵宋宗璋、建昌总兵许应虎各率所部，分成川西、川南两路进剿。总兵力初为两万余人，后增至五万。
清军进攻的目标，一是莎罗奔所居之勒乌围，二是其侄郎卡所居之噶尔崖。高宗约定本年底前，务将莎罗奔擒获。但事与愿违，张广泗在取得小胜后，连连失利。至十三年春，副将张兴、游击孟臣皆战死。清兵被阻于险隘，不得前进。张广泗无计可施，只有连章请兵请饷。高宗疑其不实，再命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又起用被革职的将军岳钟琪以四川提督衔效力。经议：岳由党坝取勒乌围，张由昔岭取噶尔崖。讷亲刚到，锐气正盛，传令全军限三日内攻取噶尔崖，违者以军法论处。清军出动4万余人，“诸将身蹈锋火”，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伤亡惨重，自六月发动进攻以来，至九月初，汉、土兵剩下2.51万名。经此惨败，清军士气低落。在七月末的一次战斗中，清军3000人竟被金川土司兵数十人所击败！
讷亲本是圣祖初年四大辅臣之一遏必隆的孙子，而圣祖的孝昭仁皇后是他的姑母。他以皇亲贵胄青云直上，备受世宗眷顾，至高宗即位，其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位居首辅，极受恩宠。高宗特派他代替张广泗，意在一举剿灭金川之乱。但他根本就不懂军事，来后不久清军就遭惨败，自此不敢言战！他转而依赖张广泗，凡事只商之于他一人。张本来就看不起讷亲不知兵，却受制于他，心中怏怏不乐，表面上应付，实际是不出一谋，不出一策。讷亲计无所出，诸将亦观望不前。清军不利，又为内部奸细所坏。原来，莎罗奔之弟良尔吉已投降清军，暗中为其兄通报信息，故清军一举一动，皆为莎所掌握。张广泗为良尔吉所愚弄，倚为心腹，每次进攻，均遭失败。岳钟琪发现良氏问题，上疏揭发。高宗当机立断，命讷亲处死良氏。讷亲不听，反而声称良氏不法“无迹可据”。数万大军坐守险境，达半年之久，毫无进展。高宗大怒，下旨斥责张广泗等“帅老糜饷”，“挟私观望”。至乾隆十三年九月，将张氏逮捕人京，命大学士傅恒代替讷亲为全军指挥。入冬，张氏至京，接受审讯。他抗辩不服，高宗恼怒，当即下令斩首处死。再命讷亲就其军事一再失败作出解释。讷亲先后陈奏万言，无一要领，惟急请回京当面陈述。高宗气急，命取其祖遏必隆之剑，邮寄军前，赐他自尽。
高宗处置了玩忽职守的张广泗、讷亲，将金川战事的全权交给了傅恒。离京时，高宗隆重举行前所未有的送行仪式：高宗亲自拜谒先祖神明，张设黄幔，为傅设宴，举酒赐饮，命于御道前上马，设大将旗鼓，军容整肃，气氛格外凝重。前一阶段军事行动，劳而无功，此次命将出征，高宗意在表明，他要重新开始，必成大功，所以他才如此隆重地欢送傅恒出征，并增调吉林、黑龙江等省的精锐，开赴西南前线。
傅恒抵达军前，立即将内奸良尔吉、阿扣（莎罗奔之女）夫妇，连同内奸王秋处死，断莎罗奔之内应，整肃军纪，士气大振。次年正月，他总结前段军事失利的原因，并提出对策，给高宗上奏，摘其要，引述如下：
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当纪山（四川巡抚）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于杂谷，许应虎失机于近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备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及讷亲至军，未察情形，惟严切催战，任举败没，锐挫气索，晏起偷安，将士不得一见。不听人言，不恤士卒，军无斗志，一以军务委张广泗。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持以卡倡卡，以碉逼碉之法。无如贼碉层立，得不偿失，先后杀伤数千人，尚匿不实奏。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其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攻一碉难于克一城。……计半月旬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
他深刻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决计深入，不与争碉，惟俟大兵齐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他保证于四月间向朝廷报捷。经重新部署，傅恒与岳钟琪两路进攻，连破碉卡，士气高昂。莎罗奔看到清军决计深入，又断了内应，十分惧怕，不敢对抗下去，派人到岳钟琪军前，乞求投降，因怕被处死，不敢出来。傅恒正待犁庭扫穴，突然得到高宗停止进兵，班师还朝的命令。高宗以劳师两载，耗费了大量资财和人力，不想再打下去，得到莎罗奔请降的报告，便当即批准，也算体面地结束了此次战争。
傅恒奉命准降，以岳钟琪为特使，率随从13人，前往噶尔崖，向莎罗奔宣布朝廷待以不杀之意。岳任川陕总督时，莎罗奔曾隶属岳之部下，威望甚高，此时，岳亲来，莎罗奔大喜，率部属“伏地请降”。第二天，莎率其子随岳钟琪前往傅恒大营，正式投降。双方立下誓约：莎罗奔立誓，遵守所列各条款，保证不再为乱。傅恒宣诏赦其死，“诸番焚香作乐，献金佛谢。”二月初，金川之役宣告结束。
金川之役，是高宗即位后首次用兵，历时两年，清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易统帅，杀讷亲、张广泗两帅，伤亡上万将士，耗费白银近千万两，终于迫使莎罗奔投降，西南地区再获安宁。从这方面说，清军获得了应有的胜利，达到了制止大、小金川继续为乱的目的。不言而喻，高宗采取军事行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此战并没有彻底摧毁其残余势力，因为受降而得以保留下来，这就遗患于将来，致使二十余年后，金川再度叛乱。
乾隆十四年收降大金川，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金川未遭受大创，其势得以保存下来。莎罗奔以年事渐高多病，将土司事委托其兄之子郎卡主持。郎卡自恃实力雄厚，重蹈覆辙次覆辙，不断侵占邻近各土司土地。乾隆二十三年（1758），他夺取了革布什札土司地，又攻击了小金川。四境陷入惶惶不安之中。乾隆二十五年，莎罗奔去世，郎卡承袭其职，更加狂妄不逊，继续扩大对各土司的侵袭，像党坝、巴旺等土司都受到了攻击。环大、小金川，布列九个土司，即革布什札、巴旺、绰斯甲、小金川、党坝、沃日、卓克基、棱磨、松冈诸土司，其中，除了绰斯甲和小金川稍具实力，可与大金川相对抗，其余皆属弱小。值得注意的是，小金川又与大金川结盟而肆虐。小金川土司泽旺因年老有病，昏聩而不理事，交由其子僧桑格掌权；大金川土司郎卡刚死，其子索诺木继任。于是，两金川谋侵鄂克什土司地。乾隆三十六年（1771），索诺木诱杀了革布什札土官，僧桑格又攻鄂克什与明正土司。驻边清军前往鄂克什，力图给予保护，但僧桑格不知收敛，转而向清军开战……
金川的问题，自上次停战，历二十余年之演变，从各土司之间的争夺，主要是大、小金川为扩张势力、掠夺他人的土地和人口，进而又发展成同清廷的军事冲突。
高宗对此事的态度，鉴于上次征金川之经验，开始并不想介入金川事。正如他所说：边疆各“番蛮”互相攻扰，乃是常有的事，“只可将就了事”，不必深究。但若“滋扰”边疆，危及进藏通道，“则必须彻底办理！”高宗此番话是在乾隆二十三年针对郎卡起兵攻击革布什札土司时说的。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是更加严重，若不加以阻止，后果很难预料。
高宗初行平定金川的策略，是由清廷出赏银，上述九土司出兵，联合会攻。这就是高宗和他的大臣们所定的“以番攻番”之“善策”。迄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已推行数年，但尚未见效。各土司大多势力弱小，不敌金川土司，且心存观望，不能实心合攻。特别是大金川击破部分土司得逞，又使诸土司们惊慌失措，对合攻更为消极。
在前线主持大计的四川总督阿尔泰等，眼看合攻无效，便私主招抚之计，迁就姑息。郎卡为避免遭受清军与九土司的联合打击，遂行缓兵之策，向阿尔泰等表示，愿归还已侵之地，不再出兵滋扰。同时，郎卡又提出要求：要清廷发给他“安抚司印信”，允许他与绰斯甲土司联姻，让他的女儿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阿尔泰与四川提督岳钟璜（岳钟琪的叔父之子）答应了郎卡的各项要求。其结果，郎卡与小金川、绰斯甲等结为姻亲，加强了自身的实力，自此“两金川狼狈为奸”，各小土司都不敢与之对抗，对清廷尤为不利。高宗鉴于清当时正用兵于缅甸，难以两处用兵，而“以番攻番”失效，不得已暂以招抚稳定局势。但他看出此非久安之计，明确指出：阿、岳处理非计。本来，金川与诸土司互相仇杀，并未侵犯内地，不需声罪致讨，而且此事不值一办。只因各土司“各怀观望，不能齐心协力，共剿金酋，则以蛮攻蛮之策，难以复行”，故派阿尔泰、岳钟璜亲赴该地，“晓谕各土司”，安定边圉，否则就予以“收剿之，改土归流，永靖边徼”。不意阿尔泰竟同意给其印信承袭，以图了结。高宗又指出，他批准阿、岳的请示，实在是“将错就错，以完此案矣。”总之，阿、岳对金川的处理，“究未妥善”，不过是“迁就苟安”，没有理解他历次所发谕旨的本意。当高宗得知郎卡与泽旺两土司结亲，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无忧虑地说，此又伏下一隐患！他警告阿、岳：“当留心，不可隐讳。”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高宗原先的分析和论断是正确的。大、小金川的索诺木和僧格桑更为猖獗，以种种借口，肆意侵夺各土司。前次征金川，本意救小金川，而今却大动干戈，不听朝廷一再劝诫。高宗遂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下令征小金川。
高宗重新调整指挥系统，以阿尔泰办理金川一再失误，又按兵逗留不进，赐令自尽。改派尚书桂林代阿为总督，又派大学士温福为前线总指挥。先后派出军队，据统计约达7万人，动用军费，到乾隆三十八年已拨银2900万两。此次动用的军费和军队，都是首次征金川所不能比的。看得出来，高宗不惜一切代价，务求“一劳永逸之计”。
大军分两路进战：温福由汶川（四川汶川稍南）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炉（四川康定）出南路。乾隆三十七年春，两路军旗开得胜：桂林收复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温福克取资里与阿喀。五月，桂林遣兵3000人，深入墨垄沟，很不幸，被金川兵截断后路，桂林不赴援夹攻，致使全军陷没，泅水归者仅200余人。桂林隐匿不报被揭发。高宗改派阿桂代替桂林，作为参赞大臣赴南路指挥。至十二月，清军直抵美诺，僧格桑先送妻妾到大金川，他无处可逃，也到大金川藏身。阿桂进展顺利，至底木达俘获泽旺，传令索诺木缚献僧格桑。索诺木置之不理。高宗命两金川同时征讨，一举并灭。高宗重又任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与丰伸额为副将军，展开大规模进攻。
温福将大军分作三路前进，他自率一路受阻，驻营于木果木。时为乾隆三十八年春。所部两万余，大半散于各卡，兵分心散，无所作为。六月，索诺木挟僧格桑为号召，暗中煽动已降清的土司部众复叛，先攻陷清提督董天弼之营，再劫粮台，转而偷袭木果木。温福猝不及防，大营被攻破，他本人中枪而亡，各卡兵望风溃散，阵亡达三千余人，小金川地又被夺去。阿桂闻变，果断采取措施，才保住本军不受损失。
高宗在热河避暑山庄当即决策，命阿桂为“定西将军”，再调健锐营、火器营2000人，吉林索伦兵2000人赴援。阿桂得到增援，重新调整部署，转战五昼夜，直抵美诺，一举攻克。其他二路，所向克捷，夺回小金川地。高宗也配合前线军事行动，先以磔刑处死泽旺，以震慑叛众，命诸将进讨大金川。
大金川地势险要，二十多年来，不断增垒设险，比小金川严密十倍！阿桂是乾隆朝一代名臣之一，他才能卓著，此次成了全军的统帅，手下名将云集，如海兰察、额赤特、海禄、福康安、成德、特成额等。他调度有方，有胆有识，分三路取大金川勒乌围、噶尔崖两重地。大金川拼死抵抗，清军冒死突进。当清军逐渐逼近勒乌围时，索诺木极为恐惧，不得不把僧格桑毒死，将他的尸首连同其妻妾一并献给清军，乞求赦免。高宗已被大金川反复无常所激怒，坚决拒绝赦免，必予彻底消灭不可。清军克服难以想像的穷山恶水的阻隔，直抵勒乌围。从乾隆三十九年三月，直到第二年八月中旬，始将勒乌围攻克，历时长达近两年。可见攻克此地是多么不易！在阿桂的正确指挥下，清军集中兵力猛攻噶尔崖，逐碉争夺，其艰苦卓绝，自不必详述。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索诺木眼看大势已去，遂带领诸兄弟及妻子、大小头目2000余人出寨投降。按高宗指示，将其中索诺木及骨干都押往北京，处以磔刑。
高宗决心彻底消除大小金川的隐患，将不法分子和罪恶昭著者逐一查出，就地正法；将俘获或投降的大小金川人员分别安插到各土司。大小金川的势力不复存在。在大小金川各驻兵3000人，在勒乌围、美诺各设总兵一员，在其他重要地区，分设副将或参将各一员。自此，大小金川受到清朝的严密管辖。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隆重举行献俘典礼，颁布《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文，勒石刻碑纪念。
金川地区仅千里，但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居住分散，不利清军征剿，用兵长达五年。大小金川筑碉卡死命固守，故用兵费时，军费开支浩大，用去库银多达7000万两。如果国家不达全盛，没有充足的财富积累，是难以承受的。两次征金川，清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换来了西南边疆的长治久安，无疑有利于这个地区的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