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这样来认识问题，有许多的事情便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这就像人类的夫妻关系和情爱关系一样，我们能说忠于婚姻、忠于爱情，一夫一妻制白头到老是正常，而移情别恋、见异思迁是反常吗？看看今天这个时代眼下的现实，恐怕我们也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但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还不敢说出来，那就是不忠实于爱情、喜新厌旧也实属人类的本性。
愈来愈多的生物学研究告诉我们，对于情爱的不忠实尤其是男性对于情爱的不忠实属人类的本能，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威尔逊说：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的欺骗行为，以及靠制造假象去获取利益的理性行为，其实早已通过数亿年的地球演化史融人了人类的本能。他撰文介绍说：人类卵子和精子的体积之比是8000：100，女性一生大约产生400个卵子，而男性每次可产数百万精子一资源配置如此不平等，男性只需付出女性的百万分之一的努力，却可以和女性分享同样概率即509的子代基因。因此，男性基因的繁衍策略倾向于乱交，而女性则倾向于谨慎择偶，利用各种信号筛选出那些能够保护和耐心抚养其宝宝的人力资源的男性。经过计算，这一演化策略是：对女性不忠诚的男性可以不超过3/8，对男性不忠诚的女性不能超过1/6，在这一欺骗的限度内，人类基因才会得以稳定繁衍。
威尔逊的观点用概率论言之，就是在8个男性中有3个是不忠实于婚姻与爱情的，而在6个女性中则只有1个不忠于爱情。
就男性而言，3/8虽还不足50%，但也可以说有着相当的比例，我们就不能说男性的不忠只是一种个别与偶然了。
同样的道理，人类的思想与言行的不规则、非理性也恐怕有着3/8的比例。或者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总体思想中的3/8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是不规则、非理性的。
这个道理也具有生物学的解释，惟有那些非常规的非理性的思想，才能不因循守旧，才能突破窠穴去进行创新式思维和发明性行为。当然，负效应也不言而喻，凡是这些奔如野马的思想与行为，闯祸（甚至犯法犯罪）的概率肯定要大得多。
因此，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中，家长与老年人总是主张孩子要循规蹈矩，要听大人的劝说，而作为孩子，他总是不想老老实实地照着大人制定的方法干、指出的路线走。这也是亿万年来打进了人的基因中的本性，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本性，人类也许早就在某一个时期中因不能及时变异而惨遭覆灭的命运了。
199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教授赫拉尔杜斯霍夫特博士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真正优秀的学生是那些不听话的学生，而不是那些对老师的指导言听计从的学生。
霍夫特被称为物理神童，他在1969年22岁的时候开始研究，直至1971年取得成果，而这也是他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他说：我的成果是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我的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当时他就给了我比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现在我又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我想最聪明的优秀学生不是那些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学生，而是那些不那么听话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往往在科研上更有独创性，当然基础知识以及对所从事的研究的热爱也是很重要的。
让学生自由发现，并且取得发现的快乐应该是教师的责任。这是霍夫特对他的教学生涯的经验总结。近10多年，他的很多学生也已经成为知名的学者。他认为当一个学生在思想上不再追随他的导师而是有自己的看法时，那么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好学生。在科学领域里，有时候一些正确的理论刚开始时并不为人们所承认，而且有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科学史上相当多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重要的不是怕错误，而是坚持做下去。霍夫特告诉记者，在中国期间，他与大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的大学生非常有锐气，提出的问题都很有见地，可以说，未来的中国只要保持不断进步的势头，那么这些学生将成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的主力，前途无可限量。
不听话，不照老师的思维逻辑行事，自己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做法，这才是好学生，这是霍夫特这些话的主旨。其实在许多西方学校的教学上，都是支持学生背叛性想法的。据一位科学家谈中国学校与西方学校教学的比较时说：在西方的学校里，教授说白，学生也说白，教授就不见得赞扬他，学分也只能打；要是教授说白学生说黑，尽管学生言不成理，说不定也能得8；而教授说白，学生说黑，而且言之成理，那么学生的成绩就能得人了。在我们中国却不一样，顺着教授说的是好学生，逆着教授说的就不是好学生，如果逆着教授说，不成其理由，教授还可谅解，要是说对了，把教授的讲话彻底否定了，教授的老脸往哪里搁？那这个学生必定得不了高分。
不过，这也许是前些年的情况，近些年得外来风气，教授也主张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
为什么说不听话的学生是好学生呢？因为亿万年来人类的思维与行为规律就是如此，先是产生了一种学术、理论和科学创见，把一代圣哲、学者、科学家推上了圣坛。接着便有反对者站出来批判、反驳、宣传自己的不同于前人的新理论、新观点。当然，这些新学者新理论中有不少是站不住脚的，但也有的确是创世新说。最后，新的东西战胜了老的理论观点，我们就逐渐被这些新人与新观点征服了。但是，这些新人也只能独领风骚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几年，然后又被另外的反对者打败。人类一切思想、理论的运行路线都是：是一非―新是；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
具体到某一个人，也是如此，昨天的是，成了今天的非，而今天的是，又会成为明天的非。我们永远在不停的甭定中生活，直到生命终止。
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有一位大功臣叫坂本龙马，他经常同西乡隆盛长谈，像孔子时代和学生交流，和其他学派的学者辩论一样。西乡发现，坂本的谈话内容和观念每次都有一点改变，使西乡隆盛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样。于是，西乡就对他说：前天，我遇到你的时候，你所讲的内容和今天的不一样，所以你说的话，我有所存疑。你既然是天下驰名的志士，受到大家的尊敬，应该有不变的信念才行。坂本龙马就说：不，绝对不是这样。孔子说过君子从时，时间不停地流转，社会情势也天天在变化，昨天的是成为今天的非，乃是理所当然。我们从时，便是行君子之道。接着又说：西乡先生，你对一个事物一旦认为是这样，就从头到尾遵守到底，将来你一定会变成时代落伍者。
日本现代的大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把这段话作了总结，称之为每一刹那都是新生。
变化是经常的，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的，当然这中间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真理。松下幸之助说：人世万物始终在替换更新。都在转变，惟一永远不变的就是真理，这也就是从宇宙中产生出来的力量。因此，所谓转变及日日新，便是把这种真理因时因地加以活用的结果。
若以为真理是不变的，就不再活用变通，真理就等于死了一样。
就生意来说，店铺是愈老愈好，但如果让产品及经营方法维持老样子，老店也会被淘汰。
就佛教来说，也是一样。佛教的教义是永远不变的，但教化方法必须随时代而改变。释迦牟尼以前常说：诸行无常。一般人认为这话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像昙花一现，很不可靠。如此看法好像否定了现世，使人丧失活下去的勇气，也对人类追求繁荣、和平与幸福打了很大的折扣。我认为，所谓诸行就是万物，无常就是转变；诸行无常就是万物流转、生命成长，也就是教我们日新又新。整个宗教界、社会也一样，不论教育、经济、政治等各层面或每天的工作，人人都应以日新又新的精神谋求改善，才能产生无止境的繁荣、和平与幸福。
因此，一个人思想与行为的多变实属正常，而永远不变其思想与观点的人才是一个老怪物、老顽固，这种人必然会像坂本龙马说西乡隆盛那样，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人生的尴尬在于如何对待多变与不变
像坂本龙马那样，不仅西乡隆盛受不了，我们一般的人也会受不了，怎么他昨天讲的道理今天就改变了呢？明天又同今天说得不一样，我们到底执行哪种道理？哪种指示呢？
对于一个人的思想与言行，我们始终会碰到这样两难的尴尬局面。如果是一个国家政府，它制定了某项政策，总是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才是。不能今天定下青年男女到了25岁可以登记结婚，没到半年，就改了，说只有到了28岁双方才能登记。但是，这个年龄又偏高，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于是又改回去，说只要双方够22岁就可以了。要是政策如此多变，如此不稳定，人们既无法遵从，这个立法机构也会被人视为将法律当做儿戏而反对它。
无论是政府、领导者，思想与言行都需要改变，但过多的变化或者永远不变都会造成民众的困惑，最后不是因为政策跟不上形势而迟滞了经济的发展，就是民众认为你言而无信，不再听信上头的说教。
我们一定还记得清代一位叫龚自珍学者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状态可以作为人才出现与运用的标志，中国历经了长期的沉闷的封建状态，禁锢了人们活泼的思想。就拿清朝的近三百年历史来说，从治世始，然后发展到盛世，再转化到了乱世和衰世。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代可以说是治世，到了康熙、乾隆时代则是盛世，而到了清朝的后期，也就是到了龚自珍生长的这个时代，就变成了衰世了。三百年不变的体制与统治思想实在太久太久了，于是到了这个朝代的晚期就必然出现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环顾宇内，皇帝左右既无有才能的宰相，也无有才能的史官。边关没有有才能的将军，学校没有有才能的读书人，就连小偷、市侩、强盗都是些才智低能的庸碌之辈，偷盗不出一点水平来。
一个社会到了这个时候，就急切需要改变了，不仅是思想观念上要变，体制制度上要变，政治经济上要变，培养人才、晋升官吏的方式也要变。如若坚持不变，那就必然会被淘汰，被开除出地球的球籍。但是，要是观念和思想变得太快了呢，恐怕也会使其他人无所适从。
有一则故事说，父子两人到牲口市场去买了一头驴子，一齐往家里赶。这时碰到了第一个路人，这个路人说：既买了驴，为何不骑上走路？这父子俩想想也对，于是父亲就骑上了驴，让儿子牵着绳走。这时碰到了第二个路人，这个人的观点却不是那样，他开口说道：子甚幼，父竟忍心让其徒步乎？意思是说，儿子那么小，这个父亲竟然让儿子走路，自己骑驴，真不像话。于是父亲下来，让儿子骑了上去。结果又碰上了第三个路人，这个人说：子少而父衰，如此宠溺幼子，而幼子却不知孝，岂不悲乎？让儿子单骑也不对，那么怎么办，父亲与儿子商量了一下，决定两个人都骑上驴，这总没有问题了吧！谁知又遭来了非议，第四个路人说：新买一驴，两人皆上，如此不知惜物！两人只得又下了驴，到底怎么办呢？父子俩没辙了，最后只想出了一个傻办法，干脆抬起驴子走。这下笑话更大了，路上许多人都说：世上只有人骑驴，哪有驴骑人的，这分明是两个傻子！
我们可以把这父子牵驴回家路上碰到的五拨人看做是人的头脑里的五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要是我们头脑里的思想如此多变，如此没有定性，确实就寸步难行了。
民间存在着这样的传说，三国时周瑜为什么斗不过诸葛亮，不是因为他不聪明，而是因为他太聪明了。诸葛亮是三步想一计，所以每计都很实用；而周瑜是一步有三计，因此他不知道选择用什么计才好。这种情况无疑是存在的，疑心病太重的人，今天一个主意，明天觉得不妥，又重想一个主意，到了紧要关头时反而下不了决断。这还不如那些不管是好主意还是不好的主意，认着一条道就坚决做下去的人来得好，因为在这个人反反复复考虑到底是追哪一只兔子的时候，人家早已将一只兔子追到手了。
那么，怎么才能掌握多变与不变中的辩证法呢？什么才是正确的思想与言行呢？
对于这一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在理论上为我们解决了。他的观点是一适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完满的存在只能介于两个极端中间，每个极端都会减损它。正如一个运动员的健康由适量的食物来维持，吃得太多与营养不够都是不好的，他说：德行是一种特定的选择状态，存在于同我们相关的一个中项之中，这个中项由理性原则来确定……具有智慧的人根据理性原则来确定它。德行是两种不道德之间的中项，这两种不道德就是过度与不足……
下面是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几种行为的状态：
这就告诉我们，思想与行为的多变与不变都是不好的。变得适度与变得合理才是我们的思维与行为的正确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