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人”在过去是鄙薄至少是表示不敬的称呼，如今却变成了一种文学的郑重推进的目标，这实在让人惊讶。惊讶之余自然还是回到开头的话题上，即眼下的世道的确是大变了。回想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话，真是恍若隔世那时的鲁迅，是颇不以小品文的沦为“小摆设”为然的，这当然是那个时代严苛的一面，我们大可不必把当年的价值观拿来套用于今日。但话说回来，文学创作若是如此专注地集中于小情调的宣示和小趣味的传达，若是这般地目不旁视或全力以赴，这是否有点失度？
把当前的文学说成是“盛世”有点让人哭笑不得。说“危机四伏”也未免有点过分。若是说存在危机，则我以为危机主要不在行政性的指手划脚过多，而在于作家缺乏节制的放纵。对于长期不知创作自由为何物的中国作家来说，一旦滥用他所拥有的小小“自由”是相当可优甚至是相当可怕的。
5.劳作：将进入历史和未来
古往今来的作品塑造了大量的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鉴赏和描述，同样是一种“二度创造”。克罗齐说过，人们的每一次欣赏活动，都不是原创造的“复活”，而是一次次.新的“创造”。每一次新的创造，都意味着一件新艺术品的诞生。这部《中外文学人物形象辞典》所荟萃的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一千多个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形象，便是由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和专业工作者共同编写完成的，从单篇和全书的总体角度来看，此书既是艺术再创造精神的个体记录，也是艺术再创造的群体智慧的结晶。
这种创造不会是鉴赏者随意进行的，它要在鉴赏者比较准确地把握鉴赏对象精抻前提下和基础上，将文学人物形象置于作品的特定的情境之中，才可完成。鉴赏者不能用自己擅定的色彩凭空去涂抹鉴赏对象，他们的鉴赏和描述又不能不受到鉴赏对象的制约。鉴赏张洁，不能摆脱敏感的女性给予你的紧张感；鉴赏汪曾祺，不能离开长江北岸特有的乡风的浓郁；鉴赏林斤澜，要有一些诙谐；鉴赏刘索拉，要体现出现代情调。这只是指作家作品的精神风貌而言，至于具体的人物性格的把握和体现，自然要受制约于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正是这个纷繁的万花筒般的文学人物形象世界，才是鉴赏者们面对的并予以把握的鉴赏天地。
对古今中外文学人物形象的鉴赏加以导引，是文学爱好者的普遍需求。就叙事性文学而言，其核心是推出人物造型，以期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来体现社会生活的情感世界，从而传达作家的情怀和思索，每一个饱含真情的作家，都渴求着通过自己的笔把自己内心的激情传达给读者。在一些人物形象的帷幔后边所蕴含的有些东西，有时连作家自己也未必能够认识到或全部认识到，好的鉴赏，深的掘剔，甚至使作家本人也为之震惊欣喜。娴熟中外文学人物的审美形象，也会透视出中外文学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些杰出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不同人物形象给读者以激励、抚慰、劝勉、警戒。诚然，人与社会的矛盾，主要的还是靠以生产实践为主的社会实践来解决，但也不可忽视人们普遍的精神需求。读者阅读这种关于文学人物形象鉴赏和描述的文章，可以从中引起爱的寻觅，得到灵的寄寓和负累的解脱，从而收到一种内心的平衡和情感调节的后效。
对于文学人物形象进行鉴赏和描述，并使之具有精神的魅力，作为思考者必须站在潮流之前，深谙社会的和文学的历史，才能把自己的思考建立在对于历史的总体把握之中。鉴赏和描述人物形象不能超越历史，而是应该自觉地循着历史的导向，从历史的整体感出发。至于文辞优美与否，还是从属的次要的事。当然并非说文辞可以忽视。强调历史感也不是忽咯当代的情绪、情感和思考，因为描述和阅读文学人物形象的人都还是作为当代社会的人而存在的。所谓鉴赏的历史价值，在于后人可以从中依稀辨认出鉴赏者所雕刻的思想化石上留下的时代的电闪雷鸣的“纹路”。《中外文学人物形象辞典》是现时的产物，自然它也可能进入历史和未来。
这部辞典的作者们，或在垂直接受研究的基础上，或在水平接受研究的基础上，对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大体都经过深入的思考、逻辑的推理、感情的燃烧而有着自己的融汇。他们以原作的形象为母体，又从更高层次深化性格功能，从而成为一种新生的审美形象，更加明晰地显示了性格流动的灵气和生机。
展示在人们面前的事实是经过主持者的运筹、出版者的策划、作者们共同的劳作，中外作家作品中较有影响的人物得到艺术再现，而旦如此洋洋大观，实属可喜之事。诚然，由于鉴赏者的主观倾向和审美趣味与标准的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鉴赏者的生活经验，艺术修养和社会思想等方面不尽相同，阅读本书的收获也有异趣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6.文学入门的钥匙
毅然走上文艺学习和文艺创作的道路并且取得明显成绩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无一不是有着独立创造精神的勇者。但显然，仅仅依靠自身的勤奋和聪智而不从前人那里取得火种的绵延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悠悠地向前走去。代表人类文化精英的一部分人，他们从毕生为之苦心经营的文艺的那一角出发，探寻并总结了若干有益的经验和规律。他们的辛劳已为后来者提供了进入文学殿堂不可或缺的金钥匙。
人类文化遗产给后人的滋养相当可观。对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无视或鄙夷都是一种轻率。从事文艺工作的作家、艺术家、文艺遍论家以及广大的文艺爱好者，要想在文艺事业上有所建树，他们的唯一选择是不断地汲取前人的经验，并吸收当代有益的新知，以不断地更新和充实自己。
急于求成而走了弯路的人是有的，因为方法不当而造成的贻误也是有的。理论对于实践的启示和参照，对于任何工作均不可少，更不必说对创造性要求特别高的文艺事业了。
但是，我们共同地面临着出版物的增长与每个人能用于读书的时间和精力的可能性的矛盾。编写文摘式的工具书，以浓缩知识、强化信息，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涉猎到比较广泛的文化成果的方式是可行的，它将为广大的读者直接提供经过爬梳剔选的精神食粮。《文艺格言大全》这种形式和性质的工具书，大约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我们期待着这本书能为人们提供众多的启迪，灵智得到诱发，歧误得到矫正，创造的思考得到佐证。我们相信它会是通往成功彼岸的一座桥。
7.艰难行进的十年
本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迎接了自己的历史转型期。政治动乱的结束，使中国从自我膨胀和与世隔绝的噩梦中醒来，开始与世界对话。从中世纪的蒙昧来到二十世纪后期的现代文明，中国人在对比中看到了巨大的落差，不免产生浓重的失落感。由于历史异常成为过去，同时也拥有了解放和新生的喜悦。中国诗歌感应了大时代的降临，并以自有的方式为这一庄严时刻作出承诺。
血脉相承的使命意识激发了1976年天安门前的呐喊。中国民众以诗的方式启示了自身的政治醒悟。那些张贴在墙上和系在花圈上的诗的传单，使貌似强悍的黑暗王国为之震颤。诗如同电闪击开了封闭世界的第一道裂隙，而后便有了现代迷信和政治迷狂的终结。
七十年代后期诗对中国社会的积极投入，是漫长年代政治化施加的必然。受意识形态导引的诗驮，并没有稍离旧有的轨迹。不同于以往的只是，诗毕竟贴近了中国公众的真实愿望。至于对这一领域艺术歧误的核正，显然不是此时所能完成的工作。
八十年代爆发的诗歌革命，较之前者有了更为清醒的艺术自觉。长达数十年的艺术统一化的营造，由于朦胧诗这一楔子的嵌入迅即宣告解体。新诗潮运动因一批实力雄厚的创作和理论的加入而形成巨大声势。诗歌的内涵上的批判性和民主性赋予这一诗歌形态以“异端”色彩。尤为重要的是，它刻意进行的艺术挑战改变了中国新诗惯性运行的方向，它为中国新诗的艺术开放提供了可能性。
由意象构筑的艺术空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诗意的多层面和不确定性。这种展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的表现力。新诗潮的艺术挑战是全面展开的，它首先面对的是传统的反映模式，那种明确无误而又千篇一律的表达，顷刻间受到了冷遇。总体的象征，朦胧的暗示，奇幻的组合，拓展了诗的表现力和想象空间，由此生发出诗歌审美的新时代。在一片“古怪”的惊呼声中，单一的审美规范被颠覆了，按照统一指令组织诗肷生产的局面也结束了。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艺术秩序的建立，实是这一诗歌时代的恩惠。
新诗潮在中国的产生和推进是极为困难的事业。简而言之，是中国的积习太重，这包括创作的积习、批评的积习、以及欣赏的积习。一切的不合常规，一切的有异于常，便是异端，凡异端则人皆可举而伐之。新诗潮从诞生之日起，便处于谴责和批判的声浪之中。它之所以能在威逼的窘迫之中生存下来，除了实行者的坚忍，理论支持的坚定，艺术大局势的约衡，还直接受到了充满正义感的公正舆论的支持——《诗歌报》是这些传媒手段中态度最鲜明、举措最有力的支持者。
准确地说，《诗歌报》是为促进中国新诗在转型期的繁荣而创办的。它出现在新诗潮蒙受“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攻讦最严重的时刻，却似是路见不平而从一旁斜插过来的援军。《诗歌报》和新诗潮共同承受了困难，它是新诗潮最可靠的盟友。时过境迁，人们也许已经忘记当日的气氛和遭遇。意识形态的偏执习愤性地把学术和艺术问题往可怕的方面联系，这倾向不仅使那些热诚推进艺术变革的实践者，也使那些出于良知而表同情于新潮的支持者蒙受苦难。诗人说过，公正的是时间。时间宣告了理性的胜利。
《诗歌报》从它诞生之日，便标举“当代”和“青年”两大精抻支柱，而以推进诗的先锋性实践为自己的责任。从报纸到月刊，历时十个寒暑，它已经成为广大靑年诗人和更为广大的青年诗歌爱好者最可信赖的朋友一一在中国，恐怕很难找出第二家诗刊可与比拟的。
这张报纸以它对青年的热情和公正赢得了广大作者的信任。它们严肃的敬业精神，使许多未曾发表过诗作的初学者敢于在这里一显身手。《诗歌报》的编者并不因为那些名字的陌生而拒绝他们。至于那些已成名的诗人，也总是乐于借助《诗歌报》的威望推出自己的得意之作——新时期那些活跃的诗作者很少不在《诗歌报》上露面的。当今的社会风气充满了浮躁和喧嚣，人们似乎很难静下心来审视自身及自身的工作，轻浅的迎合成了时尚。我们此刻谈论的这个刊物坚持自己寂寞的一角，它挤干了自己的乳汁，滋润和温暖着那些痴迷于缪斯的人群。它站在那里，一站就是十年，而且是艰难的十年！它的坚定和周围构成了反差，而人们就是在这种反差中看到了未曾沉没的高雅和崇高。
但《诗歌报》显然不是不偏不倚的：它有自己的选稿准则。它把艺术探索精神看作至关重要的标准。每期头条设置的：《挑战者，第一千零一个》专栏，这名称便取自一位诗人的名句。《诗歌报》推重的探索性，可以认为把握了诗歌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精神的内核，是对艺术驱动力来自不断探索更新、以及艺术新生力量不断向着权威和艺术定局质疑和更迭这一生态的认知。这是一种不断行进的动态的诗歌观。它不排斥积累和承传，却更为关注新的艺术品质对原有秩序的冲潋和补充、调整和更替。这种动态的诗观符合诗歌发展的历史事实：所有的诗歌史都是一部新质对于旧质添加和更迭的历史。
《诗歌报》采取这样的立场，理所当然地也承担了风险。在诗歌艺术传统异常深厚，审美因袭力量也同样深厚的中国，任何试图站在并不否认传统、至多只是拉开距离审视传统的位置，都毫不例外招致非议乃至承受艰厄。《诗歌报》当然毫不例外，但它经章了这样的考验。
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是继八十年代初期朦胧诗运动之后的又一次“诗歌地震”。这次勇敢的举措，无保留地显示了两家报纸坚定的前卫立场。发起者有感于诗歌发展业已进入新阶段，有诸多艺术现象需要及时予以总结，由于两家报纸的全力推进，从此揭开了后新诗潮崭新的篇页。中国诗史将铭记《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为此付出的劳绩。
后新诗潮并不是新诗潮的否定，它是新诗潮的延伸和推进。但后新诗潮又不仅仅是前者的继续，它开辟了诗瞅摆脱非诗羁绊而进入更为独立、更为自由的境界的前路。舆论界对于后新诗潮造成的随意性和“秩序混乱”，迄今尚是议论纷纭。对此，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自身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但是，对于1986年《诗歌报》的敏锐识见和果敢推进，由此造成的积极贡献，批评界对此则是充分肯定的。但是，也如当年对朦胧诗的支持一样，支持者明确无误地经受了为这种支持而经受的多方压力。
这些年商潮汹涌，像《诗歌报》这样严肃的非赢利刊物当然感到了难以为继的困顿，该刊草创时由于经费无着曾以每人二十元的方式集资办刊。当时慷慨相助者达数百人，为此《诗歌报》订户增至近十万户，可谓辉煌至极。但是，经济压力相继增大，以至于该刊编者不得不发出“拯救缪斯”的呼吁，接着又有极动人的援助诗歌的情景。举世滔滔，而清贫高雅的这份诗刊依然站立在洪流之中，坚持着自己认定的高地。
十年来路，崎岖艰险，风烟凄楚，而强者依然坚毅前行。中国现代诗运，中国千千万万诗歌信徒，都会永远感念这位忠实可靠的朋友，并且真诚祝祷它的发达进步。
8.文学复兴十年
“文学复兴十年”是一个庄严的短语。它凝缩着中国当代作家的激情和心智。作为追求、探讨和实现的过程，这样的路途上洒满了他们的汗水和带着血痕的深深的足印。
这一切已成过去，这个文学新时期已确定无疑地打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作为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它永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