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四十了，还有二十分钟就吃午饭，能这样一动不动地熬过了这么长时间使我很有成就感。只要把时间熬过去对我来说就可算做是一种成就了。一个单身女人有充分的理由憎恨时间，憎恨这一大片孤单，这一大片空无所依，这一大片茫茫然，这一大片白花花的空气。肚子饿了，开始咕噜，像唱吕剧那样又穷困又烦人地拖着长长短短的腔调咕噜，把一个晌午渲染得既现实又倦怠。这时窗外传来惊天动地的喊声，起初以为是足球赛事，后来又觉不太像，听不清喊的什么内容，但那群情激昂的节奏和势态却使得人身体里的血流量陡然加大起来。
门厅里的电话响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跑出去接电话，突然晕眩像风一样袭过来，使我一下子扶住了卧室门框，我想我一定是饿坏了。我一边拿起话筒一边将桌上一块大白兔奶糖剥开填到嘴里。
电话那边是一个苍老而单纯的声音。我听出是谁了，我说，简老师你好。
简栈机老头是我们系退休的老教授，长得像个老右派，今年七十一岁了，但他总爱说自己六十九岁，有时概括地称六十多岁。他喜欢和年轻女人打交道，尤其喜欢跟像我这样该结婚不结婚的女人和像李洁抒那样随时都有离婚可能的女人打交道。在这方面关于他的传闻很多，有的明显是故意拿他来开涮的，比如，有人说好几年前我们这所师范大学党委就曾下过一个禁止简栈机招收女研究生的文件，这种传闻一听就知道纯属胡编乱造，不符合生活真实，但你又不得不承认它符合“第二自然”的艺术真实。我和李洁抒背地里恶作剧地管他叫“简爷爷”。他最大特点是好为人序，也就是说谁出书他都热情地给人写序，翻看我们这个城市许多学人和作家的专著或文集之类，有三分之二左右是他写的序--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写序。他写的序都可以专门出一本书了，书名就叫《简栈机序集》或《简栈机序选》吧。
简栈机老头在电话里未成曲调先有情，他说，你还不知道吗，你怎么还不知道，学生们都组织起来了，去游行，你这辅导员是怎么当的，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这个民族，苦难的民族啊，已经到了最危机的关头……
我劝他说，简老师，究竟出了什么事，你慢慢说，你别激动，小心你的心脏。
十年前简栈机老头的心脏上有一个非常关健的部位出了毛病，动了个大手术把那个部位上变换移植上了一个人造金属零件，那个零件已经卡嚓卡嚓地走动了十年了。简老头见了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如意啊，我的心脏像钟表一样走得可欢实呢，不信你就走近了过来听听嘛。出于礼貌或者尊老，我就真的稍稍往他身边走过去一点，假装听到了，说果然卡嚓卡嚓在走呢。他说，你隔我这么大老远怎么听得到呢，你得把耳朵贴到我胸膛这儿来仔细地听才能听到。我才不上他的当呢，这个花花老头。我就说，哎呀呀，到点啦，我得赶紧走了，我跟人约好了今天去相亲。我说走就真的走了。走出去二十米，回头望望，他原地未动，很失落的样子。
简老头在电话里哽咽着说，以美国为守的北约悍然轰炸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我说，什么？为什么？
放下电话，我跑到凉台上去，看见喊着口号的游行队伍正排山倒海地往学校东门方向涌去。他们正好要路过我的凉台下面，我看见队伍里有不少我认识的学生，最令我头痛的两个学生韩子风和林木木也在里面，他们分别是中文系98级个子最高的男生和个子最矮的女生，两个人目前正死去活来地恋爱着，保卫处已经通知过系里两次，说他们夜不归宿，在校园东南角最茂密的小树林子里通宵达旦地谈情说爱，第二天早上听见起床号和运动员进行曲就从树林子里钻出来直接去早操地点报到。系主任林之瞳让我找他们促膝谈心，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正确引导他们。我对林之瞳说，那还是你去吧，你看，你和你那跳芭蕾舞的夫人既有绮靡的恋爱经历，又有美满祥和的婚姻，你干这个活最合适，也能让人口服心服，我去劝说和指导学生如何如何恋爱，弄不好学生会笑话我的，他们会问，叶老师，既然你在这方面懂得那么多，谈起来口若悬河，那你自己为什么二十八了还没找上对象来呢？你干涉别人恋爱会不会是因为大龄女青年心理变态？林之瞳当时气得直冲我瞪眼睛，他那张中年男人的脸在对着女人佯装生气的时候还不算难看。此刻我看见韩子风额头上缠了一圈萧瑟的红布条，手中还擎了一幅死难者的大幅照片，林木木手里拿着一束白色康乃馨，两个人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在队伍里，满脸肃穆和悲壮，那样子让人想起刑场上的婚礼。
远远地看见简栈机老头从家属楼里出来往游行队伍里走去。我于是锁上房门，准备到楼下叫着李洁抒一起去游行。李洁抒一见我就开始控拆老古如何如何坏，她刚刚把他连人带公文包一块赶出家门，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我劝她别哭了，哭也应该哭烈士，而不应该哭老古，现在是什么时候呵，国难当头，抒情也应该抒发时代之情，抒发人民之情，写诗要写墙头诗，要把个人的小“我”融进时代的大“我”之中去，哪还有功夫为儿女情事哭哭啼啼！李洁抒终于被我说笑了。我们一边说笑一边下楼去。
我们跟着游行队伍上了街，高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美帝国主义！”“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打倒北约！”“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死难烈士报仇！”我们唱国际歌，唱完国际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和李洁抒还不约而同地背诵起了田间的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我们对这类从前并不喜欢的诗忽然喜欢起来，背了一首又一首，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之下我们忽然明白了这类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游行队伍里我听见我的声音非常嘹亮，像钢铁的横截面那样闪烁着凛洌的银色光芒，李洁抒的面孔被愤怒和激情点燃得像一只小小火炬，当唱到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想，在二十八岁的高龄，终身大事尚未解决，我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个城市没有美国驻华使馆和领事馆，我们的游行队伍穿越半个城市渐渐与其他高校的游行队伍会合，最后竟停在了肯德基和麦当劳门前。这两家西餐馆正好在同一条街上紧挨着。我们在这美国独资的肯德基和美国独资的麦当劳门前高呼口号，把肯德基和麦当劳当成了美国驻华使馆或领事馆。这对我真是一种折磨，被狂热情绪暂时压过去的饥饿感现在重又占据了我的身心，我想起我已经连续两顿饭没吃，我想起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我只吃了一块大白兔奶糖，也就是说我的激情不折不扣完全是靠一块大白兔奶糖的热量来支撑着的--这是一块爱国的大白兔奶糖。我和李洁抒平日里常来肯德基或麦当劳吃饭，我喜欢麦当劳的香辣鸡腿，她喜欢肯德基的冷稻香菇饭。现在想起这些好吃的东西，我恨不得不顾民族尊严，拨开人群冲到店里去大快朵颐，可我还是忍住了，甚至当一个同事从兜里掏出一块绿箭口香糖递给我，让我增加点糖份，小心低血糖时，我说，要抵制美国货。我那副饿得头昏眼花的模样看上去有点像宁死不屈--我的胃比我的心还要爱国。
后来不远处有一个人开始吃茶鸡蛋。李洁抒对他说，喂，同学，借一只茶鸡蛋好不好，这里有位小姐饿坏了，我们俩走得急还都忘了带钱……那个人听罢这话，兴高采烈地把手上剩余的两只茶鸡蛋统统递过来，还说要是不够吃，他可以再去买。他的表情不像是他为别人做了好事倒像是别人为他做了好事，不像是施惠于他人之后获得心理上的愉悦道德上的满足倒像是感谢别人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并且为不能给更多的茶叶蛋而内疚。我吃茶叶蛋时，他自我介绍道，我不是学生，是老师，物理系的，我是九五年参加工作的，我叫向北，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分别叫向东向西向南，我是山西人，今年二十八岁，属猪……听他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和李洁抒全都大笑起来，李洁抒说你们家的孩子怎么这么不团结呀，每个人都朝着自己的那一个方向跑，全都扔下爹妈不管了；我则想起《西厢记》里那张生在见了崔莺莺之后向红娘作的那段流芳千古的自我介绍来：“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于是我就问向北“你还没说你娶没娶妻呢”，向北于是闹了个大红脸，在这些问题上理科生其实比文科生保留了更多的羞涩感。我觉得这个向北性情挺可爱的，而且他做丈夫的话，肯定会开启干红瓶塞，接电线修电闸换水龙头也不成问题，学物理的当然会干这些活计了，要是学微生物的那就一定会发面蒸馒头了……我发现自己只要见一个还算顺眼的男人就关心人家婚否，就想打人家的主意，这很像是一种职业病。我这个人完了，没救了。
我和李洁抒在回去的路上，说起向北来的时候，并不说向北如何如何，而是说那个茶叶蛋如何如何，我们俩在谈论异性时往往这样，这就像把李洁抒的一个追求者称做醋溜土豆丝一样。李洁抒每次与老古吵了架，都会气呼呼泪汪汪地跑到我这里来，背着老古给那个她并不想见面的醋溜土豆丝打电话大聊特聊，诉说一番衷肠，然后就不再难过了，高高兴兴地下楼去，回到那个有老古的家里继续过日子。李洁抒经常放着自家电话不用，为了不让老古听到电话中她自以为的机密，跑到楼上我这里来打电话，某个月她曾经给外省一个倾慕她的小和尚打过1200元钱的长途，我的电话是那种学校里安装的可打长途的分机程控，电话费是从我的工资单里扣的，那个月微机在我的工资单实发金额栏里打印了个负数，也就是说我不仅一分钱工资不发，还得跑到财务处去倒交钱。我和李洁抒约定好，哪天我有了丈夫，有需要向他隐瞒的事情，我也要跑到楼下她家去打电话。
又一个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突然做出一个莫明其妙的决定，我决定从此不再说话了，我发誓什么话也不说。至少是首先做到今天一天不说话。看看窗台上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它们从不说话，它们永远高贵地沉默着，可它们活得多么悠然自得，它们穿着绸缎礼服在水中跳探戈或华尔兹。鱼不说话，我凭什么说话？不说话别人就不知道你的想法，让别人永远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多么好。同理，我才不去写作呢，我怕心里的东西被人发现，就是闲来无事偶尔百年不遇地胡乱涂抹了点儿散文小说什么的，无论写得好坏，我都从来不拿给任何人看，连最好的朋友李洁抒我也不给看，我写了是给自己看的，我看够了就把它们撕毁，这个自己写自己读并自己撕毁的过程已经让我感到了生命释放的惬意。如果再拿出去发表，让大家读了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那真是件可怕得不能再可怕的事情。我认为所有的作家都有程度不同的暴露僻，李洁抒写了那么多抒发个人隐秘情感的诗歌，不是暴露癖又是什么，人们会一边阅读一边按图索骥，掌握很多把柄--我可没有这样的毛病。
我真的决定不说话了，为了避免说话，我打算不出屋子，不出屋子不下楼那就见不着人，那就没话可说了。我宁愿闷在屋子里自言自语，我身体里常常仿佛有两个人在对话，比如现在，一个很稳健的声音：“亲爱的，你该起床了。”另一个轻柔的声音哼哼唧唧地：“人家想再躺一会嘛。”又是那个稳健的声音：“今天天气那么好，起来穿上你新买的那件蓝花花裙子，配上藕合色的T恤，出去走走吧”那个轻柔的声音：“我想穿那件方格格连衣裙。”紧接着是那个稳健的声音：“穿方格格裙子太小孩子气了。”那个轻柔的声音变得娇嗔：“哼，难道我现在已经老了么？我非要穿那件方格格的不可。”那个稳健的声音马上变得很驯服地“你在我眼里永远年轻永远美丽。”于是我心满意足地笑了。像关闭电脑里的某个程序那样关闭这场虚拟的夫妻对话之后，我真的起来穿上了那件方格格连衣裙。然后在大镜子前招摇了一番，同时想象有一双异性的目光跟探照灯一样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我为自己这个决定不说话的打算得意无比，我有不说话的自由，谁也无法剥夺我不说话的自由，我要充分利用这个自由。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得罪了我，但我就是想和它作对，就是想，就是想。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跟这个世界作对的方式之一就是不说话，我内心充满嘈杂和喧哗，但是我不说话，谁能对付一个不说话的人？一个不说话的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这个成天呱呱呱乱说话的人突然缄默起来一定会让人吃惊，以为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故，我不说话的时候样子一定特别淑女，当然是个假淑女，世界上所有的淑女都是装出来的，我装一装也未偿不可。我不说话的样子也许显得木讷甚至愚笨，可是我的木讷就是机敏，我的愚笨相当于聪明--我要让这个世界上当，上我的当，我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以此为乐，这样我会觉得生活挺有意思。
我跑到凉台上去看天，天空也是不说话的。这是五月的天空，油绿油绿的杨树在它下面才华横溢地长着。我从这七楼凉台伸出头去往下看，看到一楼小院里哲学系系主任王左的白痴儿子才才正一个人呆在院子里，他昂首向天，举起手指来胡乱比划着，嘴里发出呜呜呜咕咕咕的声音，我常常看到他在院子里这样对着天空演讲，发表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才才的原名叫王大才，父母起这么个名字本来是要他成大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是个白痴，这倒有点像是我的名字了，名字叫如意却活得无比失意。才才今年十六岁了，身体胖大得像一辆卡车，智商却不抵两岁的婴孩，很像《喧哗与骚动》里的那个班吉，家里专门雇了保姆看护他，还小题大做地请了两个本科生轮流教他学文化，有一次他出于青春期性本能朝正在教他认字的一个女学生扑了过去，把女学生吓得哭叫着逃跑，惊动了整个单元住户。我常常这样逆向思维：究竟才才是白痴呢，还是我们这些被称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的人才是白痴？你看那个才才，他的表情一般说来总是祥和的，有时若有所思，有时无缘无故地微笑，仿佛他并不比他那个著作等身的父亲差，只是从另外一个极其与众不同的尚未被大家认可的角度在思考着哲学问题，他是一个另类的哲学家。真的，有时候我甚至认为才才简直是我们这座大学校园里智商最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