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她与同学陈达邦结了婚，不久她肺病复发，党组织决定送她回国。当时正是1928年初冬。西伯利亚北风呼啸，到处是冰天雪地，要通过国境线既不能坐车，又不能白天走。已是满脚冻伤的赵一曼拖着带病的身子，再加上她已经怀孕，行动十分困难。她在同行同志们的帮助下，几乎是爬过边境线的。当她回到祖国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经过短期恢复，她接受了党的派遣，来到湖北宜昌做秘密工作。
宜昌是湖北通往四川的要道，行人到了这里都要换船。党组织要在这里设立一个联络站，用来从事传递文件和安置干部等工作。
赵一曼通过朋友租了一间江边的木板棚房子，每天和房东老太太同住。在这里她了解了码头工人们的生活，在秘密工作中自己也得到了锻炼。但是她的临产期越来越近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是不能够租房生孩子的。房东老太太虽是个穷苦人，但却摆脱不了这个封建习俗的束缚。老太太一定要赵一曼离开这里。赵一曼恳求她：“让我留在这里吧！我一个人能到哪里去呀？”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她一面清扫房屋，一边说：“你得走，你不能住在这里。”赵一曼的几次央求都无济于事，这回她真的火了，她对老太太说：“好，我走！我就是生在野地里，也不进你家的屋子！”
倔强的一曼托着沉重的身子在荒凉的旷野里转了半天，也租不到一间房子。她边走边想：“我不能离开这里，这是党组织的联络站，同志们和党组织还都不知道呢！”这样想着她又转身返回了江边的那间木板棚房子前。房东老太太已经把房门锁上了，无论赵一曼怎么叫门她也不肯开。这时赵一曼的肚子阵阵作痛，她含着眼泪坐在门外。恰巧隔壁邻居看到一曼这副样子就收留了她，为她隔出半间房子，一曼才又得以安身把孩子生了下来，起名叫宁儿。这家的主人是个码头工人，一曼和他相处得很好，一次这个码头工人出了事，被抓到警察厅。为了解救这位工人，她将自己的戒指卖掉，工人被赎了回来，她却因为这只戒指而引起了警察厅的注意。暴露后，她只好离开宜昌来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党组织得知了她的情况后，决定将她安排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做秘密工作。上海是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两年前，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在这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两年来，上海一直被反动政府统治着，这里的群众发动工作很难进行。她到了这里经常与过去的同学和战友来往，互相帮助，协同工作。她深入到女工中与她们促膝谈心，宣传、动员她们参加到革命运动中去。
不久，根据党的需要，她又被调到了江西省机关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了工作和安全，她与一个姓王的男同志建立了一个新“家庭”，一曼带着孩子与小王出出进进，看上去还真有些像恩爱夫妻。利用这个“家庭”的掩护，他们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
但是，就在这时革命队伍里出现了叛徒，党的机关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一天晚上，赵一曼将孩子哄睡后，自己独自坐在屋子里思考问题。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赶紧起身去打开门，只见小王气喘嘘嘘地说：“快走！出了叛徒！”说着，他抱起熟睡的孩子一边塞到一曼的怀里，一边把一曼使劲往外推，然后又转身去烧文件。这时门外响起猛烈的砸门声，还夹杂着拉枪栓的声响，一曼知道敌人已经来了。她迅速打开后门，稍等了一会儿，想同小王一起走。可她清楚地听见了吼叫声，敌人进屋了。他们大声对小王喝斥着：“别动！”一切都来不及了，她只好抱着孩子向风雪中跑去。
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里去，只是在漆黑的夜晚，顶着漫天的风雪，一个劲地向前奔跑，借着雪地光线，勉强地辨认了一下前方的路。突然，她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了，怀里的孩子哇哇地大哭着，她心里发慌，用手紧紧地捂着孩子的嘴不让他出声。这时，她感到很后悔：革命工作这么紧张，自己却偏偏生了个孩子拖累自己。要是没有这个孩子，我可以更专心地投入工作，可现在。终于，她找到了一个草垛，抱着孩子钻了进去，用草盖住孩子和自己的腿坐下。一直呆到天亮。她找到了一个好心人家烤了烤火，喝了口水，又抱着孩子来到江边，望着这滚滚的江水，她决定回上海去寻找党组织。
她拿出自己从苏联回国时丈夫送给她的那块怀表，央求船主说：“我是带孩子进城找他爸爸的，没想到在路上碰见了土匪，我被抢得只剩下了这块怀表。”她向船主递过怀表，又说：“请把我们带到九江吧！”船主同情她们母子的遭遇，让她们上了船。在船上，她与船夫们聊天，很快就熟悉了。第二天一到九江，船夫帮助她们母子换上了另一只到上海的船。船主怕她是红军的探子，给自己惹麻烦。她向老板说自己是逃难的，是去找孩子爸爸的，在她反复的恳求下，船老板才勉强答应她上船。
两天后，船终于到达了上海。上岸后，船老板派了一个茶房跟着她索取船票钱，她还没有找到组织到哪里去找钱呢？赵一曼一路走一路想一定要甩掉这个伙计。于是她找到一根草绳做了个草标，插在孩子身上，她故意高声喊着：“卖孩子，换船票钱！”她把卖孩子的价钱要得很高，没有人来买反而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一会儿警察来了把她们母女俩轰走。她又来到另一条街上卖儿子，这个茶房看她真的没有钱，只好回去。
赵一曼摆脱了伙计的跟踪，来到了上次来上海时曾住过的“湘记旅馆”，给她在宜宾女中最要好的同学、共产党员郑秀石打电话。在郑秀石的帮助下，她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这次，党组织仍然要她在上海党中央的机关里工作。她有时打扮成文弱的小学教员；有时打扮成富人家的阔太太；有时打扮成有钱人家的女佣人，为联络同志、传递情报，出没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这些日子里，她每天都在紧张的环境中度过，一点点的动静都会引起她注意，甚至晚上睡觉都是穿着衣服的。在中央机关里她正巧碰见了丈夫的妹妹陈琮英，两个人商量后决定，把宁儿送到堂兄陈岳云家，自己可以无牵挂地为党多做些工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下，东北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而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斗争，派出了不少优秀党员去东北三省发动群众，赵一曼就是在这时被党组织派到东北工作的。
赵一曼一来到沈阳就到了一家烟草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卷烟女工。每天在工厂，她一面熟练地卷着烟卷，一面热情地向女工们打招呼，和她们聊天，问寒问暖。很快她与卷烟厂的女工们熟悉了。只要有机会就向姐妹讲大家受苦受难的根源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军阀的统治。她告诉姐妹们不要怕工头、资本家，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就能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在她的说服教育下，女工们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半年后，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省委迁到了黑龙江省的重要城市哈尔滨。她也来到了哈尔滨，被分配在省委领导的省工会做组织工作，不久又担任了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哈尔滨是个美丽的城市，高大的俄罗斯式的房屋，整齐的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空气格外新鲜。但哈尔滨也是一个黑暗的城市，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地侵占了这里，蹂躏着中国人民，日寇、伪军、警察横行于市，白色恐怖笼罩的哈尔滨像是一座大监狱。赵一曼来到这里，是在日伪军的眼皮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了掩护党的组织和保护自己，她和满洲总工会书记老曹又建立了一个“家庭”。
在哈尔滨，日寇早已实行了“联保制”和“良民登记制”。她和老曹刚到哈尔滨市找不到合适的人为他们铺保，因此他们租不到房子。后来听说南岗区的俄国侨民住宅不必向日伪警察报户口，只要交了房租，什么时候来住都行，没人过问，只是房租贵些。他们认为这倒是开展地下工作的好地方，于是他们在这里租了一所住房。
一曼工作起来十分谨慎。白天，有时她坐在门口缝补衣服，机警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为“丈夫”等人的工作做掩护；有时在家里家外忙着做饭、洗衣服，像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去伏案抄写文件或忙着印刷传单。有一天，在她家里几个工会的同志正在开会，以桌上的麻将牌作掩护，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就假装打麻将。一个特务对他们产生了怀疑，想以进屋抓赌为名查明情况，当时桌上还摆着党的秘密文件，情况万分危急。当这个特务来到桌前时，一曼从容镇定地端起事先准备好的浆糊一下子泼到他脸上，大家蜂拥而上，把特务捆绑起来待天黑后将他沉入松花江里。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她一面做党的机关工作，一面深入工厂做工人的发动工作。有一次，一个姓孙的日本警备司令部警备营的营长，穿着便衣上了一辆电车，不买票还把售票员拉到宪兵队毒打了一顿，当这个售票员被抬回车队时已被打得半死。电车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提出要罢工，抗议这一暴行。党组织决定支持电车工人这次行动。这天深夜，赵一曼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她刻蜡版、印传单整整忙了个通宵。第二天天刚亮，她把印好的传单捆好后放在篮子里，上面盖上几件要洗的衣服就出门了。她从容不迫地穿过哨卡，把传单送到罢工委员会，之后就和工人们一起上街宣传、讲演。她看到每个车站都站满了等车的人，就挤进人群，对身边等车等得不耐烦的人们说：“听说电车工人们罢工了！”“为什么？”人们好奇地围拢过来询问。赵一曼气愤地对大家说：“警备司令部的人坐车不买票，还打人，真够凶的！”她带着人群从一个车站走向下一个车站，她边走边向群众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日伪勾结压迫工人，使工人们无法生活的事实。人越围越多，队伍越走越长。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身边这个瘦弱的妇女，就是党派来支持和领导这次罢工的赵一曼。赵一曼从工人手中接过一张正在传递的传单，高声朗读起来：“同胞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东北国土，把我们像奴隶牛马一般看待。”这次罢工一直坚持了两天半，日本领事馆最后不得不表面接受了工人提出的保护工人生命安全，赔偿医疗费，惩办肇事凶手等条件。
由于哈尔滨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赵一曼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她时常发现有特务跟踪和监视她的行动。为此，党组织决定将她调到珠河中心县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