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作家出版社，1998牛版）是一部令人怦然心动的书。当时该社的一位友人要我写一篇书评，我不假思索地婉拒了。因为这样的大书，怎么能由我这样的浅薄之辈妄加减否呢？只能用心品。品完全书，已到二000年仲夏，时草长成丛，蝉噪蛙鸣，人之思绪亦繁杂如斯，更无法作清晰的剔评，便将所思所感率性辑录，聊备一格耳。
道德，不是天然地存在于人的心灵。
道德，是对一切肮脏的、丑恶的事物极端厌恶的感情，是对一切纯洁精神和美好行为的自觉追求，所以，对于善和恶均可耻地漠不关心的人，是不会建树道德的。
在环顾四周时，你会发现，真正令我们悲愤不平的，不是贫和富的差距，而是贫与富惊人相似的处世态度：便是对善恶与是非的麻木不仁。
悲愤之后，我们不得不降格以求，去亲近那些虽然“酸腐”却洁身自好的人。尽管他们研究的问题很不实用，他们的言谈和争论很不着边际，但他们热衷于“自我完善”，有自己的善恶观念；在他们那里，多多少少还会感受到一点道德温暖。这些微的温暖，竟让我们感动得流下泪来。
物质主义在现世的膨胀，直接导致了人的两个弱化：一是弱化了对自然的珍重与敬畏；二是弱化了对弱者的关怀与亲近。
中国人一向对松间明月、大漠孤烟、野渡横舟、小桥流水有深度的感动，但一进到物质甚嚣尘上年代，松间明月、大漠孤烟很快就被星级宾馆的豪华场面所置换，被白领阶层、准白领阶层的写字楼所取代；野渡横舟、小桥流水亦被人造景区闹哄哄的人流和森林一般的遮阳伞所覆盖。这一切，被作为“现代化”的物质符号，正大举占领自然的原野，似乎现代化便是都市化，而都市化就是宾馆化，就是钢筋水泥、声光电色与人肉气息。
在九十年代以降的文学作品里，改革常常成了官员和富商的改革，幸福常常只剩下名流和美女的幸福；黑压压的底层生命构成了市井与现实，却被作家排除在“现实”与“市井”之外，只有那些朱门应酬、大腕谋略、名车迎送以及由这些图景暗示的社会等级体制，才是他们心目中民主与人道主义的堂皇全景。
这两个弱化的背后，可以有千万个忧息，但本质的忧患只有一个：便是对生命尊严的弱化！
人的生命尊严一旦沦丧，人便也蜕化成物了。爵士乐下的欢歌，不啻为洞穴中的哀哭。
在市场经济的生活中，功利主义在人们的内心愈来愈占有了位置。所谓功利主义，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成本——收益的转换中，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通俗地说，功利主义就是算计着自己的利益过日子，它讲究的是：利已、实用、实惠、势利和非奉献。一句话，自己的一切付出，都立足于回报的原则上。
所以，功利主义是个冷冰冰的经济学逻辑，它排斥人情温暖，生命在利益驱动之下，走向疏离，甚至对峙。
于是，在善良人眼里，功利主义是个可怕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有爱！
在爱的面前，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顿然失去效力——在一般的功利关系中，一个人的付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得；但是在相爱的人之间，这种看来是亘古不变的算式却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当一个人为自己的亲人或其他人付出辛劳或牺牲时，他并不觉得自己损失了什么，相反却感到自己有所获得，因为他发现，当他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善他人的境遇时，竟使自己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而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益提高，自己福利的递增，都无法使一个人感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只有当他认为别人的生存、别人的幸福有自己的原因时，才找到了自我价值的确认。
我们都会从对自己亲人的爱中，体味到这一点。
这样一来，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就走到了尽头。当我们说，一个人只有对他人承担义务，才会使自己的生命有意义时，我们其实是在说，一个人的效用就是他人的效用，一个人的成本就是收益。这时的人，已无从考虑回报，便与功利主义决然告别了。所以，道德一旦被称为道德，就意味着与功利主义分道扬镳。所以康德说，当一个人没有任何功利考虑和外在强制，自觉地去履行（人间）义务时，他的行为才是道德的。
于是，人间的爱，是道德的基础，是道德的保证，因为我们确信爱是人性的根本标志，是个永恒的东西，所以，在功利主义的红尘中，我们心神镇定，从容地微笑着。
真理是超功利的。道德是超功利的。
人的生命尊严是超功利的。人间的爱亦是超功利的。
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刻，感觉这些非物质主义的人间情感，不免有些悲壮的色彩。但悲壮不是忧伤，更不是无奈；忧伤与无奈会弱化心灵的力量，而悲壮则是灵魂不屈的“不合时宜”的反抗。我们之所以对诸如真理、道德、生命尊严和爱这些被红尘遮掩的情感进行抚摸，是缘于追求纯粹生活的内心律令。
兽性，一直在人性的深处沉潜着；我们之所以惧怕外在的诱引，是因为它会使兽性浮出生命的“界面”，使人陷落到野蛮状态。而眼下的“诱引”真是太多太多，足以引起善良人的忧虑与惊警。这个时代，不允许我们建立“话语霸权”，我们不好干涉别人的生活，但我们可以自我完善——对真理、道德、生命尊严和爱的话语关怀，会浸润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变成一种自觉的道德律令，即一种生命理性。
我们相信，具有了这种生命理性的人，是不会轻易地就被“世俗”的感情冲动所俘获的；他们是一种理想的“坚守”，他们自己成就了自己，他们因此而代表了纯粹意义上的人类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