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的追压，市声的喧嚣，使追求内心生活的人，有了几分惶惑、几分不安，这是不争的事实。
读了中江兆民，我感到，作为世俗意义上的普通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对以精神生活为重的人来说，这是有害的。因为，精神生活者的生存基础，正是在于对于人类“基本价值”的瞩望与恪守：在风尚面前的惶惑与不安，多少表现出在基本价值判断上的犹疑与动摇，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精神品格问题。
十九世纪日本的哲学家中江兆民是个彻底的精神生活者。在得了喉癌，生命只剩下一年半可过的时候，他未表现出一丝不安，他首先想到的是，把自己尚未表述的对人类“基本问题”、“基本价值”的思考赶紧写出来。他对自己的门人幸德秋水说：“我的病日益恶化，看来活不了多少时候了，如果现在不对后世子孙说几句话，难道还算一个读书人吗？”因此，他用这一年半的时间写下了两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
中江兆民认为，得了绝症，恰恰是命运赐予了他一个难得的机遇，可以毫无挂碍地表达他心灵最真实的声音。最令人唏嘘的是，他在疗病期间，得以观看了日本的“评弹”——净琉璃，被表演大师的精彩表演深深折服，他感慨道：“我不但爱好音乐和戏曲，而且能和这些杰出的艺术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真是幸运！于是，我是不能叹息遭遇不好的。”
他真是一个以精神生活为上的人——对生命价值的评判，被他彻底地建立在精神生活的基础之上。那么，他写下的书，便是人类生活的福音书。
在评说思想与文化的价值时，世俗的评判（物质的评判）往往能遮住人们的视线。文学艺术，包括哲学，并不一定有显著的功效让人看见或听见，也就是说，这些隶属于精神的质素，对于贸易的逆差顺差、银根的松紧、工商业的繁荣与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事实证明，大国与小国的区别，往往不在于疆土的大小，而在于人民的气质、胸襟的大小；穷人与富人的区别，也不仅仅在于对财富的拥有，数量，而更多地在于人格与修养。对此，中江兆民说：“……国家没有哲学，恰像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康德和笛卡尔实在是德、法两国的荣耀，是两国客厅的字画，对两国人民的品格和地位，自然不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哲学的人民，不会有庄严的使命和远大的抱负，一味追求现世的享乐和时尚的浮华便是自然的事。同样，一个身有资财的人，如果嘴上总是操着有关粪尿和生殖器一类的话语，进得酒肆便如驴饮、进得包房便泡小姐，便会给人以俗恶贫穷之感，对其之厌，远比对穷人之怜来得锐利。物质的发达，可以使人生活得好，并不一定给人带来高贵。高贵来自本身的自持力和自信力，即：本身的文化底蕴，也就是精神含量。
这就是说，是思想与文化的因素，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生存品质，以及未来的走向和位置。
中国本土文化积累的悠久与深厚，使它很难进行外来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吸收，固守的成分多，变化的因素少；而日本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文化引进的基础上的，那么，文化引进与吸收，便是它的一种常态。但是，日本文化的这种灵动性，却造成了民族根性的缺乏理性，浮躁和轻浮是日本人的重大病根。他们有发达的小聪明、小机智，而没有创立雄奇伟业的大意志和大气魄。而中国文化虽然要背负因袭的重负，但富有理性的博大而精探的气象，也造就了中国人的仁厚与坚韧，具体表现为：重道义而轻小利，富有功德，有建功立业有所成就的远大追求，在这种文化驱动下的国度和国民，其未来的景象，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经济的暂时落后，也是不可怕的。
细想起来，物质的评判与精神的评判（根本价值的评判）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用眼用耳，而后者则用心用脑。那么，前者当然关注于物质的浮世风景，而后者则要透过表面的繁华，考量它是否与生命的质量和人类的文明进步有关。一看，一考量，所对的价值层面不同，那么，判断的结论也就自然不同。所以，精神生活者在物质追压下的犹疑与不安，意味着对自己价值体系之外的价值的妥协，意味着自我判断立场和判断能力的丧失。早在二十世纪初，陈独秀就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与人格上的缺陷，便是信仰的缺乏。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精神界的现状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依然是信仰问题。所以，解决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问题，不从信仰入手，便是虚妄。
谢有顺在《写作的勇气》一文中说：“中国作家的写作所抵达的价值层面，最高不过是君王、国家、民族等代表的中间价值系统，它离终极价值（天、道、神）还有很长的路途。”其实中国文人对“天”的追问曾经有过，比如屈原。但后来中断了——避世风尚，使文风缥缈；趋势之态，使精神匍匐于物质主义的气息之中。在这两难境地中徜徉得久了，文人形成了一个虚化的自我，对现实的关照力便极大地削弱了。不要说终极价值，即便中间价值也无力撑持了，干脆消磨于享乐的、时尚的最低价值。那么，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精神生活者的身份差不多就要自行消失了，因为在价值判断面前，自甘于市井人群的用服用耳，而放弃了用心用脑。当思想者放弃对“精神超越性”的追求之后，他所遭遇到的痛苦，便是“士人格”的尊严沦落之后成为凡人的痛苦，与思想者的身份无关。
所以，精神生活者的惶惑与不安，以及所感到的世态悲凉，像由心生，悲从心来。圣奥古斯丁在反省自己的一生后说，我的心就是我的仇敌；马丁·路德也曾说，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罗马，而是在我们的心中。精神生活者要想得救，根本地，还是要走向自己的内心。
其实，我之所说，都是些旧话。然而还是要说，因为，外表的事物，终究是不能战胜义理的。中江兆民也说，凡属义理的话，说出来就是陈腐的；然而一旦把它做出来，却是新奇的了。
中江兆民用他最后的时刻，创造了这种“新奇”，他写出了《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把自己成就为最“轻薄”的民族中最深刻的哲学家，为人类生活留下了不朽的箴言，使生命的光辉融人时空的永恒。所以，他临终的时候，欣慰地说：“在这样的遭遇中，只有我的妻室，我的孩子，我的笔，和我相依为命。然而这就使我满意了！除此之外，再也不需要从外界得到什么。”
他告诉了人们一点真实的生命消息。对于纯粹的精神生活者，缘心而幸，缘心而荣。
最后说一下，中江兆民最喜欢的格言是《论语·里仁篇》的两句话：“德不孤，必有邻”和“朝闻道，夕死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