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远处，我最虔诚”，因为它与杰出者的终极理想有关，因此被天才诗人海子所极力推崇。
我虽然不是杰出者，但这句话，却也令我百般回味，咏叹不止。因为没有哪一个词，能比它更准确、更私人化地表述我阅读的起点和精神生活开启的过程。
我出生在贫寒之家，但贫寒却并没有让我感到忧伤；让我感到忧伤的倒是因大山的遮蔽，远眺的目光总是瞬间之下被反弹回来，给我一种自生自灭的恐惧和幻灭感。祖父麻木地赶着一群羊，混浊的目光中是一种卑微的沧桑。他习惯性地亲热着他的每一只羊，在羊被赶进屠宰场时，又习惯性地流下悲伤的泪水。他被这种亲热与悲伤推着往生命的暮色中走去，周而复始，微不足道，仅是习惯而已。
于是，我躺在滚烫的土炕上，常常臆想着山外的事情，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
在上小学的时候，不知哪一天，我意外地读到了一个叫闻一多的陌生人的一篇题目叫《睡者》的分行文字，读着读着，便泪流满面了。里边有一个简单的句子——
灯儿天了，人儿在床；
就因为它的简单，所以我哭了。因为少年的心在热炕上变得异常敏感，总是能在风声中听到远方的呼唤，而现实却把自己牢牢地钉在这温暖而僵硬的方寸之地。灯儿灭了，人儿在床，那是壮年的父母所喜欢的光景。在微光中，他们总是叠加在一起，颠簸的破棉被下，他们发出知足的歌吟。这不是我想听到的声音，因而我厌烦着、蔑视着、仇恨着，想在屋顶上捅个窟窿。
那屋粱上，正蹲伏着一只夜鼠。尽管光线幽暗，但是我们的目光还是碰撞在了一起。我难为情地笑了笑，只因为我识破了它的企图。房梁的另一头，有一挂玉米种子，穗大而沉实。它顽强地等待着一个间隙。我知道，它强烈的欲望和足够的机智，它的目的一定会实现。于是我合上了眼，我不屑于干涉一个鼠辈的生活，并且那是一种可怜得很简陋的生活啊！
我想到远方。
那个时代所给与我的关于远方的概念，是由这么几个关键词构成的：北京——韶山——井冈山——延安——苏修——美帝。
第二天放学之后，我用从学校偷回来的粉笔，在村里的几处房屋的墙壁上画上了三角形的站标，形成了一条环村的行程路线。起点当然是我们家，终点便自然不会例外。其余几处房屋分别是：大队部、饲养棚、关帝庙、村口茅厕和下放右派南国仁的居所（一座四面漏风的土屋）。站标上标的站名石板房、北京、韶山、井冈山、延安、苏修、美帝。石板房是我们村的村名，首先就标在我家的墙壁上，那么这条环线的顺序便是：石板房——北京——韶山——井冈山——延安——苏修——美帝——石板房。
我想，在这条线上走的，当然应该是火车，那样，才真正具有远行的味道。便集合了十二位同学勾肩搭背地组成一辆。我是车头，嘴里弄出一声汽笛，伙伴们便哐当哐当上路了。
“火车”一启动，一种幻化了的辽远感觉，就幸福得我们心尖儿奇痒，每人眼里都噙着庄肃的目光，山村的贫寒与窄仄顷刻间就离我们远了。我们在环线上不停地走着，似乎真的有了一股来自列车的惯性，直到把星辰走得繁密了。当时是隆冬季节，火车一边走着，小伙伴们一边用鼻子往棉袄的袖子上蹭鼻涕。但是手臂是绝不能松弛的，因为那是车厢间的搭钩。
虽然受到了大人的呵责，但我们的梦中，终于有了辽远的笑声。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时间一久，伙伴们的热情就消失了，边喊着这样的句子，一边陆续缩回屋里，“猫冬”去了。猫冬是祖传的生活样式，进入寒冬，人们就猫一样缩蝽在热热的土炕上，隐忍地栖止着，外面的尖风与狼嚎与自己无关。由此而遗传下来的务实的品性，使山里的孩子不会有经久的浪漫。
而我的心却因不能收束而敷加忧伤，像一只孑孓，落寞地游弋在清冷的街头。我鄙视着自己，因为自己太像一只孑孓了。
游移到下放右派南国仁的居所前，不知为什么，我兀地停了下来。抬头望时，发现南先生就在我的眼前，朝我眯眯笑着。他脸白无须，颊肉丰腴，无男人样相，像个胖大的妇人。
“你笑什么笑？”我发出一声愠语。
“你敢不敢上我的屋里来？”他还是眯眯笑着，但笑里却含有逗弄的成分。
我说：“龟儿子才不敢！”
进到屋里之后，双方都感到无话可说，便很尴尬地站在地上。我的目光是简单而率性的，甚至是挑衅地盯着他的那张大白脸。他竟像做错了什么似的，极不自在地躲闪着。后来，他像得救了一样，呃了一声，迅速地转过头去，掀开他炕上铺的破毡子，拿出几本包着牛皮纸封面的小册子。
看着我吃惊的样子，他反而平静了，说：“几本世界人民反帝反修连环画而已。”
记得一本是中国人民反修的《珍宝岛反击战》；一本是越南人民反帝的《琼虎》。
琼虎是一个越南游击队员的名字。我接过连环画之后，不假思索地念到：“京虎。”
“不是‘京’，是‘穷’。”南先生笑着说。
“你不要胡说八道革命的越南人民会是‘穷’吗？就念‘京’。”我生气地呵斥到。
他并不辩白，依旧眯眯笑着。
趴在自家的土炕上，首先翻的就是那本《琼虎》。画面上那高大俊美的椰树，铺天盖地的修竹，带着斗笠英勇不屈的战士，都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远方的一切，不仅美丽，而且是那么壮丽！便亢奋地喊了一声：“操，我应该到越南去！”
心中荡漾着的豪情，居然支配我找来一本字典。那个字，果然念“穷”。
像激流遇到礁石，我的心被硌了一下，觉得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东西还不属于自己。那些东西不在身边，而在你还未曾达到的地方。
那几本连环画，我翻了好几遍。起初是为了满足好奇，待激情过后，便为里边的许多生字而耿耿于怀，便怀着一股莫名的仇恨，借着字典的指引，把它们都认熟了。
这之后，我对阅读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因为在文字中逡巡时，我忘记了当下的处境，感到自己就生活在远方。
这种由阅读而产生的“身在远方”的现场感，给我到来了微妙的心理变化——
我不再是山沟里的一只孑孓，也不再是房梁上仅仅觊觎于食物的夜鼠，反正我被膨胀了，我被洞开了一道裂缝，看到了上帝洒下来的一丝光亮。
二00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早晨，在我所供职的政府机关门前，集聚着一群上诉的村民。
空中飘着一点雪霰。上诉的人群议论着：今天的冷，是超过历史的。
然而我心里却熊熊燃烧着一团火。
因为大门被人群堵塞着，车子开不出去，我便两次徒步到二里外的街角去，那里有一家精品书店，我要去买一部叫《海子诗全编》的书。
昨夜，耗去整个通宵，读了一本燎原写的《海子评传》，发现我们有相同的生活经历，有相同的血性气质，更有相同的心路历程。不同的是，他用他天才的创作和轰轰烈烈的人生告别仪式，把自己“完形”成一个杰出的精神的丰碑，而我却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
由于他，我变得既自卑，又自信。自卑，当然是因为自己的平庸；自信，是因为自己究竟也是个写作者，是完全可以把自己造就成杰出的。
因此，我迫切地想要读遍他全部的作品。
不仅是要找到迈向杰出的坐标，而且是要从海于这个悲壮者那里获得勇气，剔除怠惰与浮躁，从自己的血管里掘出新生之血。
那个年月，由于贫寒，南先生给的连环画读完之后，因为买不起书，便从大队部借回“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灯捻炸响中，我读得像夜鼠一样贪婪。版面上虽然堆积着太多的与少年的口味不甚适应的政治术语，但这些术语，也是属于远方的信号，也足以把少年的心摇曳得绰约多姿。
即便是假期，我也在土炕上蛰伏着，吸啜报刊上浓浓的墨香。
母亲颇多烦怨，不迭地催促道：“你也去挣几个工分吧，咱家不是地主老财。”
我被催促得怒了，恨恨地跪在她脚下，“娘，你让我多读点书吧，如果我出息了，可不是几个工分能比得了的。”
我的口气太大了，把母亲骇着了，她不再言语。
我接着说：“娘，你且放心吧，如果我不能出息到山外去，那么我就拼命地给你挣工分，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冬。”
少年的悲壮又把她骇住了，她转过身去，擦了擦眼角，不声不响地走了。
卓越的海子也经受过工分的困惑。只不过他有过人的天分，他能够在学业之余，拼命地帮家里于活，在生产队的计时工里，以每天2分工值的顽强叠加，为家庭做出本分的贡献。
所以，在他的评传里当我读到这个细节，我失声大哭。
这不是自爱自怜之哭，而是悲天悯人之哭，因为在黑土地里，只能生长出麦子这样的植物。
所以，在读了他给他城里的恋人的献诗之后，我心里低沉地叫道：“海子，我的兄弟！”
诗中云——
你的母素是樱桃；
我的母亲是血泪。
我们都是土地之子，是承继着相同的背负而走出乡间的。
于是，正像艰苦的农人怀着仇恨收割期望得太久的麦子一样，困厄中的读书，反而激发了少年对阅读的苦大仇深般的热爱。到了后来，像祖父习惯性地亲热着他的每一只羊一样，我习惯性地亲热着到手的每一本书。
但是，生命一不留神进入了时尚和享乐的时代，我们被孤立了，陷入了死一样的寂寞和孤独。因为，一般地来说，生命的世俗快乐，无不是以“群”的形式体现的，但是“群”又使生命个体必须付出代价，它是以对个体生命中那种最具光彩的个性的剥夺，使之获取“群”的接纳。一般的土地之子，在“群”的吸纳面前，很快就屈服了，因而在“群”的价值分配体系上得到补偿，甚至是超量的奖掖。而不幸的是，海子和我都因阅读而成了崇尚精神和个性的人，不愿为世俗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原则，于是，被“世所不容”。在精神者的傲骨面前，这种挤压，更诱砺出更加决绝的抵抗——海子在悲愤地写出了《在昌平的孤独》之后，凛然自决；我则仰天挥泪，辞去一个在别人眼里炙手可热的官职，为受伤的心争得一个喘息的机会。
《海子诗全编》终于买到了。那人群还在门口集聚着，为了遮蔽飘落的雪花，甚至搭起了两座简易帐篷。我上前同他们搭话，得知是一个乡亲因交不起电费在村部被电工打了，伤得很重，而村部却置之不理。他们并没绝望，因为他们相信，上级机关一定是亲民的，便自发地来到这个大门前。
我知道，他们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我看到信访办的几个干部正急急地朝这里走来。
但是，我还是生出一丝不安，甚至愧疚。感到，平民百姓在为生存奋争的时候，我却躲进了书斋，这种生活是不是有些奢侈？
稍作沉吟之后，我突然看清了自己：我虽然是个读书人，是个沉浸在思想中的人，但毕竟也是一介平民。所不同的是，诉众是向政府要生存的说法，寄希望于权力话语的价值评判；而我却是向书本、向自己的内心寻找生活的理由，建立一种能安妥灵魂、甚至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评判。他们是世俗的，也许卑微；我是精神的，却未必高贵。因为我们的来路、诉求和对未来的追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因此，愧疚是不必要的，相反，要想真的高贵起来，就要扮好自己的角色，在终极价值上作不懈的追求，因为民众是精神者的生存麦地——麦子收获了，仍旧是一片空旷和荒凉；而通过阅读，使自己有能力发出一些声音，恰恰是对麦地的知恩图报——“风吹在风上”，增加一点正义和公正的力度和分量。
同时，我也体味到：精神之光在坚硬的现实中，从来是微弱的，所以，纵然有超人的天赋和超常的感悟，也绝不应该轻薄矜夸，以聚群喝令的“王”而自美，从自我救赎方面计，从增强对现实的道德干预能力计，读书人（包括写作者）应该是带着使命而读书，做自己心中之王。
“在最远处，我最虔诚”，实在是读书人应该具有的理性和理想。因为，所谓“最远处”，其实就是知识者的人文理想和终极价值。做自己心中之王，其实就是寻找、或者营造自己内心的“光源”。当你本身就是一个光源的时候，你便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旁观者；面对莽莽苍苍一望无际的麦地，你会从容地不图回报地，播洒人文关怀之光。
这当然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但拉丁美洲有一句格言：罪过一定是痛苦，而痛苦未必就是罪过。那种功利性的阅读，享乐主义的阅读和自恃高人一等的阅读，却绝对是一种罪过。因为，这种阅读，疏离了与民众和民生的联系，遑论普照与救世，便是读书人最起码的良心与操守也因之阙如。这种缺失，即：诗与悲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