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了二十余年，已形成了“文字思维”——所经历的人事与物象，即便是没有明显的意义，也想用文字的编织，勾画出意义。这是一种本能，在它的推动下，居然就有文章源源不断地写出来，令人惊奇不已。
文字真的是一种性灵，而不是工具，它默默地独处着，等待着“意义”。
文字的等待与作者的等待是相向而行的寻找，一经“路遇”，就结伴而行了，共同地完成了“意义”的过程。
路遇，因为不是预先的邀约，便具有宿命色彩，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作者本人也是难以预料的。
二十年前的一个晚上，在吱吱响的日光灯下枯坐，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媒婆”这两个字眼，自己便感到很诧异，因为此时的我，已经有了很优雅的生活，所处的语境是与如此俚俗的字眼不相干的，便想把它们驱赶出去。但是，愈是驱赶，愈是呈现，弄得你心情烦躁。便只好抻过几张白纸，在纸面上把这两个字写下来。奇怪地，一旦落笔，相关的字词就接踵而来，直至写得筋疲力尽。掷笔回眸，竟是一篇很完整的关于媒婆的文章，且有不可遮掩的“意义”透出纸背。
便不敢再儿戏了，定了一个（中国媒婆）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抄录在稿纸上，寄给一家叫《散文》的杂志。一月有余，竟被登在重要的位置上，不久，竟又被著名的选家、著名的选本（选刊）接连地选载与收录。二十一世纪的开元之年，居然被一本叫《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经典》的书树为“经典”了。真是始料不及。
有论者说，这篇文章文字典雅老道，非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和长期的文字修养而不能为。这个评语把我吓坏了，因为那一年我才二十五岁，弄文字也不过三五年的功夫。真正的原因，是“媒婆”这样的字眼显得老旧，老旧到最后，就“老道”了——是文字驱动的结果，与作者的阅历和修养无关。
还是二十年前的一天晚上，低档的烧酒喝多了，神魂颠倒，愤世嫉俗，不平之气盈满胸臆，便口出悖语，且喋喋不休。酒友被吓坏了，把我推进房间，叮嘱道：“有不平事写在纸上，莫在大庭广众之下胡言乱语。”便把那些放纵的字眼涂鸦在纸上，不期就涂成了一篇《悖语人生》。文章在《青年文学》发表之后，竟得到一片喝彩，还被选家选进一部“先锋散文”，意外地捞了一个先锋散文家的名号。
这真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素日的我，是循规蹈矩的一个人，笔底的文字也是很本分的成色，与“放浪”是无缘的。是被酒液烧灼了的文字推动着我往前走，稀里糊涂地呈现了“先锋”的意义。那样的文字，既属于我，又不属于我，是命运之赐。
这种情状给了我一个启示：所谓内容决定形式，是偏颇的，文字（语言）本身的存在方式，往往就是内容，就是“意义”。
孙犁早期的文章为何有湖光水泽？因为他使用了与水气有关的字眼。晚年之后，他怕动荡，怕水，躲进书斋里，整理旧书，对古色吉香的文字有感情，下笔为文，便是“芸斋笔记”和“书衣文录”那样冷峭、简朴的文本。俞平伯和废名的散文为何有“涩”味？是因为他们欢喜于用涩味的字词书写。是文字之“涩”，而非内容之“涩”。如果把他们的文字特色解构掉，文章的内容其实是很平白的，甚至是很平庸的。
换个角度看，说到“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作者本人也是难以预料的”，这是对不成熟的作者而言。对于那些成熟的写作者，他们深知文字对作者的推动作用，为了从“宿命”中挣脱出来，他们自觉地采取了“反抗”的姿态，有意识地选定了一种与自己的身份、影响和年龄、阅历相适应的文字样式，就写那样的文章，就发那样的格致，于是，“风格”就形成了。
所以，所谓“风格”，标志着写作者已进入了一个与文字和谐相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写作境界。
从本质上，这体现了对文字的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