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的深夜，广播中传出日本天皇的乞降照会。昆明全城顿时响起了爆竹之声，人们涌上街头，奔走相告，战争即将结束，曙光就要到来。
此时的闻一多，正在乡间的研究所里处理工作。第二天中午，闻立鹤兴冲冲跑来报信，闻一多听后，高兴地跳了起来。那热情的样子，就像是个欢欣鼓舞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同仁也抑制不住兴奋，他们尽情狂饮，让8年的苦难尽于一醉。
闻一多二话没说，就直奔附近的龙泉镇理发馆，将留了8年的长须剃去——这本是他的抗战不胜利不剃须的誓言。
他赶回昆明，满院的孩子们都向他伸出大拇指叫了起来：“顶好！顶好！”他摸着光秃了的唇腮，也不禁哈哈大笑了。
然而，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国共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内战随时都会爆发。李公朴见到闻一多时就说道：“你的胡子是不是剃得早了些！”闻一多答道：“那就把它再留起来！”这些话反映了李公朴、闻一多对时局变化的忧心。
闻一多的胡子再没有重新蓄起来，但他本人又一次迎接了新的斗争。
内战的危机，使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对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充满了愤怒之情。在党的号召下，各界人士都发起了广泛的签名运动，反对发动内战，反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在联大“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闻一多被邀在最后讲话，他手里握着扩音器，发出了使好战分子颤粟的声音：“谁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当时，有些特务攻击闻一多，谩骂他是“疯子”。闻一多听后不屑一顾，并且坚定地说道：“他们是顽石，我是兰草，永远压不死，总有一天兰草长起来，将石块顶碎。”
内战的乌云弥漫着中国的天空，特务的活动也更加猖狂。面对这一切，闻一多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接受挑战，在昆明所组织的一系列民主活动中，他一刻也没有休息，战士的性格、战士的风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月4日，昆明教育界在联大举办“从胜利到和平晚会”，结果混入会场的特务乘机怪叫、起哄、捣乱。担任主席的闻一多顿时发怒，他站在台上大声道：“是对的站出来，谁不主张这个会的站出来，谁不主张和平民主的站出来！”“偷偷摸摸地不算得中国人，不配做中国人。是对的站出来！”这正义之声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同时也使那些特务不敢再扰乱会议。
此时的闻一多，不仅冲上台前宣传和平，反对内战，而且以自己的学识、斗争经验帮助学生进行斗争，他为反内战讲演会出谋划策，为抗议摧残自由支援学生罢课。而当国民党的魔爪伸向民主人士的时候，他又积极地组织营救。
1946年，民主同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闻一多被选为民盟的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同时兼任昆明“民主周刊”社的社长。
闻一多越发显得忙碌了，那时昆明市内交通不方便，私人住宅很少有电话，约人开会，找人签名，送个通知，他都不辞辛苦亲自跑腿。而且还要给民主报刊写稿，为报刊的编辑、发行而奔忙。新的工作任务几乎占据了他的大部以至全部时间，他为民主运动奔忙。与此同时，闻一多还得为生活忙，他一家人的生活仍然依靠他的“手工业”来补贴，在经济实在窘迫的时候，便不顾疲乏、不顾健康地用他的“铁笔”赶工。同志们体谅他，青年们同情他，要求他爱惜自己。对此，闻一多总是无言地领受这友情的温暖，还依然坚持着工作。他常说：“内战在进行，人民在遭殃，假如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苟安地活着，不肯说话，怎么对得起人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做的。
反动派决心以人民为敌，内战的烽火越烧越烈。12月1日，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在昆明发生了。数百名反动军人和武装特务有计划、有组织地袭击了联大、云大、中法大学等校。他们肆无忌惮，殴打学生。结果，四位青年倒在血泊之中，50多人受伤。
闻立鹤这天也有一条腿被打伤，高孝贞劝他在家休息，他坚定的回答：“我是闻一多的儿子，闻一多的儿子是不能休息的！”
面对惨绝人寰的屠杀，闻一多愤怒到了极点，他说：这次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暴行，简直是血色恐怖。当年，“三·一八”惨案只是发生在执政府门前，而现在则是几百军人闯入学校，在最高学府内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的发生，也使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整个运动中，闻一多同青年一同呼号，一同痛哭，一样勇敢地和刽子手进行势不两立的斗争。为了更有力地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闻一多还倡导罢教。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个非凡之举，在国民党统治的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经过一系列的说服工作，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有力地配合了学生运动，并在“一二·一”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有声有色的光辉一页。在此期间，闻一多还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在“始末记”里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倦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粟的倒下去！”
烈士的血使闻一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更加深了，同时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实现民主的道路是曲折的，仍需进行更大的努力。
为解决“一二·一”惨案的有关问题，闻一多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在起草《告诉状》和《告同学书》以及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惨案真相的等具体事宜上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1946年1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了，会议期间，闻一多又为促进政协通过民主决议作了不懈的努力。政协会议闭幕后，闻一多又为捍卫政协会议成果而斗争，当校场口惨案发生后，闻一多一方面致函慰问郭沫若、李公朴，一方面又与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不在淫威之下屈服的革命精神。
3月17日，“一二·一”惨案的四烈士大出殡。这一天，昆明万人空巷，纷纷涌上街头为死难烈士送殡。闻一多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行进中，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队伍。在墓地的墓壁上，就刻着他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文中有对运动经过的记录，也有对四烈士的赞扬，有对反动统治者的揭露，也有对来人的召唤。他是这样写的：
“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
“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
闻一多与送葬的代表一起安葬了四烈士。在墓前，他沉痛致哀，同时他也发誓永远为民主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