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4日，闻一多与余上沅、赵太侔踏上了归国之途，他们乘火车离开纽约向西岸奔去，又经过半个月的海上航行，终于在6月1日踏上了朝思暮想的祖国土地。
当轮船驶进吴淞口的时候，闻一多就立刻脱去三年来束缚着他的洋装。从此，就一直穿着长袍布履，有时还穿上马褂，冬天则把棉裤捆起，穿上一双朝靴，令人难以认出这是位留洋回来、又以浪漫情调知名的诗人。
闻一多带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来了，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上海马路上的斑斑血迹，就在两天前，这里发生了“五卅”惨案。如似一盆冰水浇到了闻一多的头上，我的祖国依旧遭受着帝国主义的蹂躏，我该做些什么？
正在上海从事戏剧、电影工作的洪深、欧阳予倩都劝说闻一多留下来共事。但北京——中国的文化中心，对他的吸引力更大。
来到北京，闻一多先后在杨振声主办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等诗，在这些诗中，他控诉帝国主义如虎豹豺狼糟蹋神州的可耻行径，呼唤“熟睡的神狮”快快醒来；他哭诉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七地的百般痛苦，要求失地回到母亲的怀抱；他歌颂祖国的灿烂文化，抒发爱国之情。闻一多以诗笔为武器，与全国民众掀起的反帝高潮融为一体，引起了民众的共鸣。
特别是那首《我是中国人》，一直被人引吭不断，它以“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既作开头，又作结尾，突出了诗的主题。诗人十分自豪地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灿烂，以讴歌爱国之情。紧接着，诗人的笔锋一转，发出心底的呐喊：我的心里有尧舜底心，我的心是荆柯聂政底血”，这还不够，诗人又写道：
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着！
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
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
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这诗句惊心动魄，这诗句激昂振奋，一入国门，闻一多就以他那非凡之笔初次亮相。
回国不久，闻一多担任了北京艺专的教务长，为开展国剧运动和建立艺术剧院积极奔走。然而那是个政局动荡的年代，有为的志士无处施展抱负，国剧运动的幻想破灭了。与此同时，闻一多还加入了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是他回国后为改造社会而做的第一次政治努力。
1926年，执政府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三·一八惨案”，闻一多没有拘泥于派别的不同而沉默，他在悲愤中握笔写下了《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一诗，给烈士以崇高的礼赞，给生者以深深的激励。继《唁词》之后，闻一多又借人力车夫的口吻，抨击北洋政府，写下了《天安门》一诗。这时的闻一多，更强调文艺与爱国运动的密切关系，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中写道：“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上，流在纸上。”此后，闻一多跃上文艺的战马，用文艺来表达、抒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对新诗不能忘情的闻一多，创办了《晨报·诗镌》。1926年初，他迁居京西畿道34号，为布置这个家，他别出心裁，别具一格地安排了一个激发想象、特具引力的“黑屋”。这间不寻常的“黑屋”，成了一群豪迈、洒脱青年诗人的乐窝。在这里，他们朗诵诗作，悟出门道，形成新的诗风——“格律派”。闻一多就是这群诗人中影响最大的一人。
就在闻一多潜心构筑新诗大厦的时候，北京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政变发生，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局势混乱不堪。闻一多携眷返回故里。不久，为了谋求职业，他只身到了上海，在朋友的帮助下，受聘于上海国立政治大学。
从1926年到1927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北洋军阀的统治更加残暴，国民革命内部又出现分化。在这急剧的动荡变化之中，闻一多困惑、迷惘，心情极为压抑，这使得他又一次用诗来表达其心境。他发表了与饶孟侃合译的美国诗人曼斯菲尔德的《我要回海上去》，还写了《心跳》、《荒村》等诗，把对旧世界的痛恨和对军阀混战的憎恶之情表现的十分鲜明。
《发现》一诗，可谓是闻一多血和泪的哭泣，他面对军阀混战、人民痛苦，喊出“这不是我的中华”的呼声，诗中的字字句句都是他怒火的奔泄：
我追问青天，逼迫人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这一时期，闻一多发表的诗还有《贡献》、《罪过》、《收回》、《什么梦》（修正稿）、《你莫怨我》、《你指着太阳起誓》等。
闻一多曾说过：“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段话，道出了诗人最真切的感受。如果说闻一多的诗可以分出几个阶段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诗就组成了闻一多爱国诗的新阶段。朱自清曾颇为感叹地说：在抗战以前的诗坛上，闻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