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财力的确有限

有限的财力应首先用在哪里？中国的教育经费与的比值一直徘徊在2.55%，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上述比值美国、日本等均为85%以上、且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排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后。政府在办教育上的这种缺乏远见，已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诟病。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经费（如美国、日本）除靠政府财政支出外，还有几乎一半以上是靠企业与个人的捐赠以及收取学费。我国有着上万亿元的民间存款，民众有着高涨的投资教育热情（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与GDP之比一直保持在35%以上，居世界之首）。将这笔储蓄引向投资教育比引向购买制造交通堵塞与环境污染的小汽车要明智得多。政府增加投入，民间集资（对捐款教育的人和企业实行减免税），大学扩大招生（亦增加了学费收入、完全可以解决教育经费问题）。此外，我国有限的教育资源却浪费严重，大学现有的潜力远远未被挖掘。例如师资问题，发达国家大学的师生比普遍为1：15至1：20，而我国的比例则普遍为1：5（有统计数为1：10，那恐怕是包括了电视大学和业余大学）。尽管基础课教师较忙，但大多数专业课教师常常无课可教，甚至为完不成教分而犯愁。许多大学机构臃肿，官员繁多，成为蔡元培先生多年前就斥责过的地地道道的“官僚养成所”。又如校舍问题，我国的大学教室、图书馆一到中午、傍晚就停课、关门几小时，而美国的大学教室从早到晚排课，利用率极高，图书馆也很少关门（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甚至24小时开放）。我们勤劳的中国人为何非要定时吃饭、睡午觉呢？宿舍问题若动员学校周围的社会力量，同时实行本地学生走读，立即可以大大缓解（当然需要改革多年来实行的大学的军事化管理模式）。最后，大学何必非要四年（清华大学甚至六年）？欲掉陈旧、不必要的课程，突出重点，加强基础，本科学习三年（少数名牌大学可适当长些）足矣！而美国、日本亦有大量两三年学制的短期大学。这样可以让更多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国家还可节约一大笔资金！

经济落后的国家应优先发展什么？

这不是复杂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而是明确无误的：越是落后的国家，越应优先发展教育。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都证实了这一点。对比起来，我国目前尚有两亿多文盲，适龄人口的大学入学率不到29%，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50%左右），且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印度均为10%以上）。教育的差异导致了公民素质的差异，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差异。我国的许多落后状况正是由于落后的教育所造成。经济是人搞出来的，有了掌握现代知识的人，才能有发达的现代化经济，特别是在我们进入“知识经济”的年代。因此，借口我国经济不发达而不能扩大高等教育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还有些人担心所谓“教育过度”造成危害，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根本谈不上“教育过度”，而是严重“教育不足”。我们尤其应该大力扩大高等教育，以此来抵消多年来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进而推动中等教育的普及，促进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

我国的大学生是足够还是太少？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占总人口比例为1.429%，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中居倒数第二。同一比例美国为32%，加拿大为37%，连菲律宾也为。我们常常抱怨我国国民素质太低：厂长经理中没有几个对8人，运动员中没有几个大学生（恐怕连上过髙中的都不多），演艺界作品粗制滥造、庸俗不堪，许多做官的不学无术，更不用说普通农民。什么原因呢？国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此之少，而受到的教育又是一种被扭曲的应试教育，其结果不言而喻。

为什么不多培养些大学生呢？

反对扩大高等教育的人有一种说法：“盲目扩大招生将348引起社会不安定。”这种观点听起来似有道理：年轻人集中在一起，又有了知识，似乎容易闹事。事实非也！有知识的青年从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而不是相反。“五四”运动就是由于广大青年学子的推动，促进了科学与民主在中国的传播，以至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976年的“四五”运动则加速了“四人帮”的倒台。任何一个社会的不稳定都是由其内部因素造成，将其归结到青年学子身上，不仅有失偏颇，更是张冠李戴。大学生多了，找不到工作的总是有的。在市场竞争下大学生失业是正常的，毋需大惊小怪。认为大学生失业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却不怕大量的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甚至文盲失业。说穿了，无非是封建的“愚民政策”在作怪！即使暂时失业，大学生的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肯定远远超过中小学生。在环境逼迫下，许多下岗工人都成功地二次创业，大学生一定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关键在于国家改变传统的用人方式和管理方式。只要我们有适合人才发展的土壤，中国的大学生中同样能涌现出比尔盖茨式的创业者。

的确，目前中国大学生毕业存在就业难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当然不是大学生太多的原因！每万人口中只有50名注册大学生的中国为何竟接收不了每年毕业的150万大学生呢？其实，现在的大学生不是不好找工作，而是不好找“好工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考上大学意味着进了保险箱，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现在引入市场机制，大学生有了自己挑选工作的自由。国家机关、热门行业、髙薪外企、沿海大城市自然成了他们的首选。大学生毕业为何一定要跑到国家机关、国有大企业和大城市呢？经济欠发达的中小城市、乡镇企业更需要人学生，而我国辽阔的农村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摆脱经济文化落后，是最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农业科技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农村需要推广农业机械化，需要开发小水电、新能源，需要有资格的医生和教师，农村更需要懂现代化的人来管理。如果仅仅鼓励农村青年为了跳出“农门”而学习，大学毕业后统统留在城市，其结果就是：发展教育与农村摆脱贫困落后毫无关联，科学与文明将始终远离占人口80%的农村，农村发展也只能始终处于低水平。这是我国教育的重大误区！当然我们绝不能再像“文革”时那样强迫大学生去农村和边远地区，而应由国家制定优惠政策，例如取消限制人口自由迁移的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优先录取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作几年且作出成绩的攻读研究生（当然必须成绩合格）或从政，从而鼓励大学毕业生无后顾之忧地离开大城市，去那些地方去创业、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我国广袤的山川平原也一定会张开双臂，欢迎这些年轻有为的大学生的到来，而且愈多愈好！

再看一下我国目前存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人们的道德水准、社会公德下降，犯罪率上升。这固然与民主法制不健全有关，但多年来教育的失误肯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教育己经退化到只为培养几个考试尖子时，谁去关心和培养青年的社会公德和文明习惯呢？而众多被遗忘、被忽略的青年向何处发展呢？近年来媒体透露的许多犯罪分子丧失人性的罪行，从反面说明了我们多年来教育的失误。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项伟大历史功绩。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惟一的选择。因为在否定人类几千年文化、闭关锁国、大学几乎关门的历史背景下，还谈不上面向提髙全体国民素质的教育改革。而凭考试成绩录取少数学生，相对于“走后门”、凭关系，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尽管这对于当时相差几乎一代人的2000万考生，同时坐在考场上，竞争百里挑一的大学席位，是一种残酷的竞争。但是正如杨东平先生所说，它肯定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恢复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人们丧失已久的权利，从而给了无数青年以巨大的希望。我们这些经过1977、1978年高考，有幸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想起邓小平当年这一力挽狂澜的举措，至今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20年过去了，世界进人了“知识经济”的年代。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各国科学技术竞争愈加激烈。中共十五大也已经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现行的高考制度已经成了严重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环顾世界，原来采取与我国类似高考制度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都已经改革了以一次考试成绩定取舍的方式，而采用宽进严出，基本知识测验加平时成绩、特长等录取方式，高等教育皆大大普及。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而现代教育同样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应该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教育的先进经验，停止闭门造车。不耻于学，才能大步赶上。为了使我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为了把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才优势，为了使中国在21世纪不再错过机会，我们必须改革严重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高考制度。取消高考，扩大高校招生，是推行素质教育惟一可行的道路。当上大学不再是少数人的幸运，而成为公民的普遍权利；当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而是普通公民时，我们距离文明、富强、民主的中国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