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伽丘的终生挚友、精神知己彼特拉克于1327年的耶稣受难纪念日，遇上了那个让他一见倾心的劳拉，在此后的二十一年间，他共写了两百零七首诗，都是爱情题材，这些手稿被陆续收集成《诗歌集》。在西方文学史里，从来没有人以这样具体而丰富的内容，以及如此鲜活感人而又巧夺天工的技法，来深入表现世俗之爱的情感与思绪。彼特拉克的《诗歌集》不仅使他享誉意大利，而且将其诗名传扬到了整个法国。1340年，罗马元老院和巴黎大学同时发出邀请，希望他接受诗人桂冠。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元老院的颁赐。
1341年4月8日，在罗马青年和元老们的簇拥下，彼特拉克穿着国王所赐的紫袍，走上卡皮托林山的古罗马神殿，接受诗人桂冠的加冕和高龄元老特菲诺·科隆纳所致的颂辞。
彼特拉克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也有人把他定位于文艺复兴之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诗名，更被文化史研究者们看重的是他的学术成就。从在博洛尼亚读书时起，他就热衷于挖掘古典文献，四处寻索失落于历史尘埃中的古典文学手稿。一个不可否认的史实是，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众多巨人同步崛起、群星闪耀的辉煌时代，便直接得益于从拜占庭传来的那些手稿。彼特拉克还催促薄伽丘收集了许多希腊古典稿本，并鼓励他把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介绍给西方世界。
无论是开放还是改革，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飞跃性进步都首先是以人的解放为前提的。人文主义思潮所引发的当然不仅仅是文艺的繁荣，与它相伴而生的还有宗教改革、现代国家的诞生、商业革命、科学革命，以及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改变人类社会格局的集群效应。一次规模空前的知识大爆炸撼动了蒙昧的层层堡垒：从但丁到彼特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利、拉伯雷，再到哥白尼、伽利略、卡尔达诺、乔托、列奥纳多·达·芬奇……一系列闪光的名字照亮了欧洲的历史，也照亮了人类的历史。恩格斯曾这样评价文艺复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人类从未经历过如此伟大的变革，人类从未因解放自己获得过如此巨大的力量。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艺术、文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多个领域人才辈出，异彩纷呈。他们一起伸出巨人之手，开启了近代文明之路……
1341年，当彼特拉克走上卡皮托林山的古罗马神殿，接受诗人桂冠加冕，以“人文主义之父”的雄姿挥别中世纪的时候，千千万万中国人还在为推翻蒙元王朝的残暴统治苦苦抗争。
彼特拉克为欧洲发明了一个历史概念：黑暗时期。在中国，这个黑暗时期就是元朝。与欧洲的黑暗时期比较起来，元朝的黑暗已经远远突破了中世纪的文明底线，它不仅是一次罕见的历史大倒退，而且对以后的两个王朝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贻害无穷。从军事扩张，到建立蛮族政权，他们始终都在残暴地扮演着掠夺者和征服者的丑角。
在南宋官员彭大雅的《黑鞑纪略》里这样记载元军的抢劫情形：“其见物则欲，谓之撒花，予之侧曰捺杀因，鞑语好也，不予则曰冒乌，鞑语不好也，撒花者汉语觅也。”随同南宋谢太后和小皇帝一起被掳至蒙元的词人汪元量，在《水云集》里有诗为证：“北军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
蒙元王朝早已灰飞烟灭，而代表“见物则欲”强取豪夺的“撒花”，却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历史记忆里。
在蒙元统治时期，汉人是最卑贱的奴隶，他们除了被迫向统治者奉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之外，没有任何做人的基本权利。元朝政府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脚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做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中华文明经受着元军铁蹄的肆意践踏，野蛮蹂躏。
经过长期不屈的全民抗争，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独享推翻蒙元统治者的成果，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的固定轨迹，它只是又重复了一次已经延续数千年的王朝更迭，只是完成了一次圆周运动，然后又迅速回到了皇权专制统治的“从前”。在某些方面，它甚至不如从前。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使当时的知识阶层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也使宋朝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许多方面有了高度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高峰。这种对文人士大夫的礼遇，到了明清两朝则全面退化，只剩下了皇权专制的暴力与野蛮。
明朝统治者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元统治者的残暴手法。廷杖，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稍不如意，就将朝臣按倒在殿廷上打板子，这种惩罚手段，只有最下流的统治者才想得出来。它伤害的不仅是文人士大夫的肉体，而且极大地羞辱了他们的人格尊严，也摧毁了他们的独立精神。
廷杖，这个词虽然最流行的时期是明朝，可是，创造制度的，却不是明太祖朱元璋，元朝统治者早就这样对付他们的文武大臣了。著名史学家吴晗曾专著《廷杖》一文，考察它的历史起源。他发现，在《元史·桑哥传》、《赵孟頫传》、《陈天祥传》等等许多人物传记里，有关廷杖的记载随处可见，血迹斑斑。
从元朝到清朝，从廷杖到自称奴才，就是数百年来中国知识精英的生活缩影。他们在威权的恐吓与迫害中，逐渐失去了独立思想的勇气和能力，这势必会对整个国家的文明进程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高贵的精神，已经毁于杖下；卑劣的奴才，更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
靠武力打天下、坐江山的封建统治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狡诈、狭隘，而且特别多疑，唯恐有人夺走屁股底下的那张龙椅。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把这种特点发挥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明王朝作为一个在异族统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政权，除了对内大狱朋兴，残酷打击异己之外，对外更是对所谓“北虏南倭”深怀戒惧，怕“北虏”卷土重来，怕“南倭”越海来犯。
为了防止外患，稳固其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四年后即颁布一系列诏令，严行海禁：“仍禁濒海民不得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相交易者，悉治以罪……”
中国式极权专制的荒诞性就在于，独裁者总是一边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盖世功德、炫耀天下共主的龙威，一边又对自己的政权稳定忧心忡忡。古语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成王败寇……他们心里最清楚，其实大家都是小偷，都是强盗，谁都没有上帝赐予的天然统治权，谁都没有人民赋予的合法治理权，所以，要想保住那一片血染的江山，除了依赖武力威慑和镇压之外，还得“振长策而御宇内”，还得翻云覆雨、不择手段，悠悠万世，唯此为大。至于国计民生，至于科技发展，至于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至于全民族的兴衰荣辱，与他们手里的政权相比，永远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外强中干，对内残暴，对外谄媚，便成了中国独裁统治者的共同特征。
明太祖朱元璋置濒海居民的生计不顾，严行海禁，闭关锁国；明成祖朱棣不惜耗费巨资，以数万军民的生命为代价，派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这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行为却都出于同一个目的——以近乎荒唐的手段巩固其皇权统治。
1405年，郑和率领由二百零八艘海船组成的船队从太仓刘家湾起航，开始了他一次又一次的远洋之旅。
郑和七下西洋，除了在史册上留下那疑幻似真的一页之外，对社会发展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促进作用，仿佛就是中华民族做了一场神奇的航海梦，梦醒之后却什么都没留下，连郑和的航海日志都被销毁了。以致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为这一次又一次劳民伤财的远洋之旅所要达到的目的疑惑不解，争论不休。在许多人看来，那实在是一次又一次难以理喻的“迷航”。
郑和每到一地，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向当地的国王、酋长、头人宣读朱棣的“即位诏”，向一些根本不相干的人通报朱棣已经“君主天下”；然后再用朝廷的“赉赐”，交换海外诸国的“朝贡”，制造万邦朝贺的自我想像。每次出海，船队都满载了金银、铜器、陶瓷、丝绸及其他珍贵物品，一路慷慨“赏赉”，毫不吝惜。对这一次又一次到处送礼、到处索要贡品的远洋之旅，现在有人美其名曰“朝贡贸易”。问题是，不计价值、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的物物交换，到底算什么“贸易”？
如此庞大的一支混合舰队，历尽千辛，数次远航，却始终没有开辟出一条真正的远洋自由贸易之路，也没有为大明帝国带来意外的财富，更没有产生重新认识世界的“地理大发现”。所以，明代车驾郎中刘大夏在当时即如此质疑：“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在今天看来，尤其应该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郑和的船队只在印度洋周边的东南亚、西亚、东非这些文明落后地区转来转去，始终未能到达好望角，也始终未能接触到正在迅速崛起的西方世界。结果，这数次“扬威耀武”、“招徕入贡”的航行，所产生的结果其实都是有害的，它们只是使“中央帝国”更沉溺于文明优越、万邦来朝的自我催眠里。
1433年，郑和在远洋途中去世。他的副将王景弘带着庞大的皇家船队，以及郑和的头发、靴帽，在一片即将沦落的残阳笼罩下，缓缓驶进了太仓刘家湾。宣德皇帝即时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大明帝国船队的帆影，从此在浩瀚辽阔的海面上彻底消失。随即明王朝即实行起较以往更加严厉的海禁措施：“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司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盗，比者已有擒获，各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赀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纵之弗禁者一体治罪。”
一度为维护皇权而开启的国门，又为维护皇权紧紧地关上了。
有人经过精心计算，得出这样的结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比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早了八十七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早了九十三年。于是，仿佛又找到了领先世界的佐证，一股民族自豪感又禁不住油然而生。客观地说，从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开辟远东贸易航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哥伦布寻找新大陆有着明确的商业目的。出发之前，他和西班牙国王签订了著名的“圣达菲协定”一旦发现新大陆，国王将和他分享成果。他除了会得到海军司令、总督的头衔之外，还必须得到从领地运回财产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他与西班牙国王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奴才与主子的东方概念，他实际上是受法律保护的西班牙国王的合伙人。这种契约行为本身，已经深深刻上了商业革命的鲜明印迹。
149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东行进入印度洋，打通了从欧洲直抵远东的航线。欧洲商人，首先是葡萄牙人，沿着这条路到达印度、马六甲，然后到达中国和日本。伴随着商人的贸易探险，传教士们开始了他们的传播文明之旅。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美国学者、《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和拉尔夫曾经说道：“海外探险航行十分有力地刺激了商业革命。这些航海探险和建立殖民帝国所产生的后果几乎无法估价。首先，它们使局限在狭隘范围内的地中海贸易扩展成为世界性的事业。”
中国的移民史与欧美等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抢占自然资源的殖民史，也很少出现过主动追求海外发财梦的淘金史，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移民都是为了填饱肚子的逃荒史，或者躲避战乱的逃命史。中国的移民不是灾民就是难民。他们是历史的受害者，有时也会意外地成为历史的改写者、修正者。
从南宋末年到明朝初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兵祸连连，民不聊生。除了导致中原地区文明倒退，经济衰败之外，也引发了向广东沿海迁徙的移民潮。由此，中国的文化版图被大面积改写，中国的文明重心逐渐南移。一种多元、包容、兼收并蓄的全新文化形态在中原文化、土著文化、西洋文化、南洋文化的持续撞击与融合中孕育、萌芽、成长。由此，才有了几百年后的思想“北伐”、文化“北伐”、政治“北伐”和军事“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