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几十万解放大军兵临成都，一时间四川来了大批晋、豫、鲁、苏的干部，现在成都的家庭有许多都是那时由北方南下的干部同当地人结合建立的，如今活跃在成都的四五十岁的人不少是南下干部的后代。他们生活在各种机关大院里，同真正的成都市民的生活有不小的差异，成都的生活并不都是喝茶打牌，还有另一种活法。
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她那家医院的院花，如今已经七老八十的母亲一提到当年自己的美艳仍自豪不已。母亲常在饭桌子上用筷子敲着父亲的碗称赞自己的大美，并强烈要求父亲出来证明这一点。父亲正是当年的南下干部，同地道的成都女子结婚，组建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对于母亲的要求，父亲总是笑吟吟地不置可否，并声明自己也是当年的超级帅哥，反过来要母亲来证明这一点。
北方人和南方人结合，生出的孩子不仅高大，而且俊美，这也许就是杂交的优势使然，不似纯种的当地人，大多矮小，当年从身材上就可以区别本土人和外地人。邻居们都叫我们北方侉子，说是吃高粱、玉米长大的，不像本地人吃的是米饭。对于父母在饭桌上的扯淡，我们兄妹一个个笑扯扯地数着饭粒，对父母的这种自吹自擂表示怀疑。这时候母亲就要大张旗鼓地去翻她的相册，果然翻出几张美女照片，但我们兄妹一看便忍俊不禁，只差把饭喷出。母亲扎着武装带，背着军挎，梳着刘海，做出撒种子开花的动作，一脸的理想主义色彩，见我们嘲笑就使劲解释说你们是不懂时代背景，那年代时兴不爱红装爱武装，这种打扮在当年就是最酷的造型了。
我们家住在一个部队大院里，那年月这种部队大院或机关大院很多，这有别于住在街上或巷子里的居民，那些人被叫做“街娃儿”，大院里的人则趾高气扬，自称“机关人”。住在大院里意味着供应有保障，每星期都可以看坝坝电影，还有澡堂，这些都是居民享受不了的。我的那些同学为了能混进大院来洗澡或看电影，常要用些小恩小惠来收买我，我们把这叫做“舔肥”。但他们背地里还是把我们叫做侉子，认为北方来的人太土。这一点只要见了父亲的照片就可以证明。
父亲的照片确实可笑，梳着王保长式的分分头，圆口布鞋，唯一的装饰就是中山装的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怎么看怎么土，但父亲的长相确实很帅，只是打扮得土里吧唧，一看就知道是刚进城的农民，成都话叫地皮子还没踩热。父亲是十八军的老战士，随军徒步进军西藏，英勇善战，但对城里人来说就显得憨痴痴的，作为院花的母亲怎么就看上了这么土气的父亲了呢。母亲解释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女们的择偶标准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每月30元生活费。政治可靠，出身贫农，丈母娘在居委会”。这种解释自然引得饭桌子上的我们一片欢声笑语。
五十年代的美女们还可以扑一点粉，涂一点口红，甚至于跳一跳交际舞，参加联欢会，到了六十年代到处都是铁脚铁臂铁肩膀的铁姑娘。我的小姨就是这么一位，扎着两根大辫子，一甩一甩的，她那时正同姨父谈恋爱，整得偷偷摸摸，跟搞地下工作一样。那时美女们都爱去春熙路上的耀华餐厅吃西餐，耀华餐厅是毛主席去过的，毛主席的像就挂在大厅里，很显眼，所以谈恋爱的革命青年都爱去那里显摆。所谓西餐就是八元钱一份的套餐，有一杯牛奶，水不拉叽的，其实并非鲜牛奶，而是用奶粉冲的，加了一点白糖，但在那种年月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不要说还有奶粉，单是一杯白糖水也很稀奇。我们大院里的人家招待客人就是在茶水里加一勺白糖，这很让“街娃儿”羡慕，他们连白糖都买不到，喝的是茶叶渣渣泡的水，这就是当年人们贫乏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像今天茶馆里的侍者往你的菊花茶里放一块冰糖客人都要跳起来说，赶紧给我倒掉，我的血脂血糖太高！当年简易的一套西餐还有一个面包，几片烤的羊肉冒充牛排，西红柿拌上白糖也算是一道西菜，总之搞得不土不洋的，食客还很多，要排班站队。
那时父亲从西藏寄回了生活费我总是向外婆要八元钱飞快地跑到耀华餐厅去啖一盘西餐，然后舔着满嘴黄油四处显扬。小姨去西餐馆开洋荤还是跟我学的呢，否则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妹子哪里会有吃西餐的概念，顶多也就是吃一吃回锅肉。我就是在耀华遇上搞地下恋爱的小姨和姨父的，姨父是当年典型的“操哥”，吹着梁波罗式的大波头，被戏称为“耗子脑壳梳瘪三”，一件羊毛开衫也是打敞穿，春熙路上站中间，正在批评小姨的资产阶级思想。当年正处于“除四旧”运动的高潮，春熙路被改名为“反帝路”。当时不仅街名、店名要改，连人名也要大改特改，小姨叫杨惠君，被姨父改成了杨红卫，姨父自己叫王博涛改成了王文革。一切都要与“封资修”的东西划清界限。小姨和姨父就是为吃中餐还是吃西餐发生了争执，结果是姨父取得了胜利，去吃了八分钱一碗的清汤面。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我总问小姨你一个大美女怎么就会嫁给姨父这种土老坎，小姨说你难道不知道六十年代的择偶标准吗？当年流行：“成分是工人，收入支出能平衡，房子两大间，粮票三十二斤半。”小姨出身不好，能够嫁给姨父也算是找到了保护伞，几十年后才发觉姨父并不能保护小姨，反倒是她最大的拖累。当年姨父在我们大院里放电影，这是很港的职业。姨父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人热情地同他打招呼，特别是我们这些半截子幺爸儿，对看电影的积极性很高，所以对放电影的姨父特别尊敬。姨父常用带斗的摩托车把我载着，我怀里抱着跑片跑来的电影拷贝，在成都大街小巷飞叉叉地穿过，见着我的人无不啧啧连声，《地雷战》和《地道战》我看了不下几十遍，后来的《刘三姐》我也看得可以倒背如流，而我的那些同学只能去人民电影院连夜排队买票。当年实行看内部电影，什么《三本五十六》和《攻克柏林》，我的同学连听都没有听过，我都看得不爱看了。后来姨父下地方去了电影公司，见了我仍然只会请我去看电影，但我早已多年不进电影院，这是后话。
七十年代后期，成都美女们开始武装自己，但也仅是把小脚脚裤腿改成喇叭裤，又改成萝卜裤，改来改去，只改一个裤腿也被视为奇装异服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七十年代在美女中间流行一段择偶顺口溜，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夕经济是多么落后，人们的追求又是多么的落伍：“一表人才，二老双亡，三转一响，四季衣裳，五官周正，六亲不认，七十块以上，八面玲珑，烟酒不沾，十分听话。”
我们院坝里的赵美女就是比着这个标准去耍朋友的。当时我们家住在现在珠峰宾馆的旧址上，这里曾是邓锡侯的公馆，刚解放时部队购得这处宅院，这里后来便成了部队的一处招待所。在我们这个部队大院里盛产美女，可能是因为父母亲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大多长得很靓很帅，加上营养得比居民好，发育得很成熟。但美女们打扮得很艰苦，赵美女就是用铁丝烧红了烫鬈鬈头，铁丝压在头发上会发出“咝”的一阵响声，并传出一股焦煳味儿，这不像是在美发，很像是遭受酷刑。有时候不小心还可能烫到头皮，赵美女就遭受过这种待遇，发出鸡被抹脖子时的那种尖叫，其状很惨，但为了美也只能如此。当年用烧红的铁丝帮赵美女烫头发的就是我，目的是想得到一听军用的午餐肉罐头。当年同赵美女走得如此之近也仅仅只想混一个罐头吃一吃，并没有产生过任何歹意。
记得有一次我挣罐头心切，那是一个大号的红烧肉罐头，就放在赵美女家的锅台上，我馋得流清口水，心急火燎的，就把烧红的铁丝烫在了赵美女的军装上，她身上顿时冒出一股青烟，还蹿出了火苗子，危急之下赵美女还算清醒，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才把火苗压熄，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那年月能够拥有一件女式的军装是很不容易的，何况赵美女的军装还是崭新的，她平常舍不得穿。为这事赵美女哭红了眼睛，红烧肉罐头我也没有吃成，但我只能自认倒霉，谁叫我犯了那么大的一个错误。
从此以后赵美女再没有找过我帮她烫鬈发，自然那些罐头我也不再有份，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仍然馋红烧肉罐头，正是因为当年没有把罐头吃到嘴落下的毛病。前两天我还在春熙路上碰见了赵美女，一脸的皱纹，头发已经花白，但仍然很弯曲，不知道是不是当年我用烧红的铁丝给她烫得太狠落下的印迹。
她那个男朋友为了同她耍朋友还有过一段苦肉计经历。因为她家离体育场近，就时兴去那里兜风。一次赵美女被两个操哥堵住，死皮赖脸要“扇盒盒”（耍朋友），赵美女吓得脸都白了，这时她后来的男友便站出来保护她，结果被操哥煸成了四季豆，要不是治安联防的赶来后果不堪设想。赵美女因此归依了她的男友，多年以后在一次吵架中，才从已升任她老公的嘴里得知这是一出苦肉计，那两个操哥全是她老公的兄弟伙，可惜一代大美女已被两个娃娃牵着衣袖叫妈妈了。
回想起来我们大院里的美女们的婚姻个个都不完美，前不久大院里的男男女女有过一次大聚会，一个个牵儿带女，一说谁当年是大美女或小帅哥就令人忍俊不禁，岁月不饶人，再美的人一脸榆树皮走出来也不可能有光彩。美女们一多半都离了婚，成为独居老美女，共同的爱好是练瑜伽，难怪如今街上的瑜伽馆那么多，是因为有巨大的消费市场。
八十年代情况大变，当时流行的择偶顺口溜已变成：“八大件，三套间，存款不少于一万元。有文凭，坐机关，父母至少是大官。经常出差四处转，外贸部门有内线。看报可以看‘内参’，看病都进军医院。坐小车，玩电话，屋里还有大彩电。”从这段顺口溜中就不难发现当时经济状况的改变对人们欲望的冲击。记得当年我是最早拥有一件的确良衬衫的人之一，一穿出来在学校或院坝里都很是拉风。我总是把它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衣柜里，要有重大活动才肯穿出来洋盘。我们隔壁的李幺妹就打过我这件的确良衬衫的主意。李幺妹年方二八，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特别爱打扮，但父母从不给她买新衣服，只能捡她姐姐的旧衣服穿。有一天她怯生生地对我说能不能把我的那件“宝衣”借她穿一穿，她想去学校报名参加诗朗诵，有了这件“宝衣”她肯定能被选中。我当即就回绝了她，理由是那是一件男装，不适合小姑娘穿。其实我就根本没有把她打上眼，一个小不点儿，也敢来打我的的确良衬衫的主意。
李幺妹背过身去，明显是在抽泣。现在想起来当年的我办了一些不体面的事，一件衣服借给别人去美一美有什么了不起，而我竟然如此绝情，让一个小美女伤心。这事过后我很快就忘了，我依然穿着我的宝衣四处兜风。当年在我们那个部队大院我是公认的帅哥，俊男配上宝衣就很惹人的眼球。不料的是当我把宝衣洗了晾出去后竟不见了，这还了得，立即发动全院坝的大人小孩去寻找，并怀疑到李幺妹头上，认定是她为了报复我将宝衣偷去了。李幺妹打死也不肯承认，哭得昏天黑地，一个美女怎么能够容忍一个小混球的栽赃。李幺妹四处申冤，并因此跟我结下了梁子，以至于到了今天还不肯原谅我，因为污人的清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我的宝衣一直没有找到，至今仍是一个谜团。现在李幺妹的女儿也已经读大学了，也是一个典型的成都美女，当年院坝的老住户大聚会时她一出现就惹得一阵骚动，她梳着辣妹头，穿的是露脐装，被称为“三只眼睛看世界”，因为别人都只露两只眼睛，她还多露一只“肚脐眼”。听说我在写《成都美女》一书，赶紧跟我套近乎。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身边的美女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到了春熙路就如走进了美女花园。我老婆常常取笑我，说我是人老眼花，所以看什么都是花。正因为我如此爱花，原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王华光才请我写《成都美女》一书。
记得有一次我认定一个美女的双眼皮是割的，那美女很愤怒，反问我：“你是不是做卷帘门生意的？难怪这么专业！”
成都是一座美食之城，成都美女天生好吃，过去是没钱打扮，没有钱吃，现在美食那么多，美女们就经不住诱惑。李爱丽莎就是其中一位，她正是我们院坝里李幺妹的女儿，是唱歌的，还是那种美声唱法，为了使自己的女儿能够上《成都美女》一书李幺妹不计前嫌，多次找到我回忆过去我们那个大院的事情，在忆旧之余不厌其烦地向我推荐她女儿。李爱丽莎确实长得漂亮，但是肥美，是个典型的好吃嘴，天天都要吃火锅，一天不吃连走路都要打偏偏。她每天醒来都在发誓，今天一定要管住嘴巴。她身高1.65米，体重50公斤，是成都美女的标准造型，但再也不能长了，否则将沦为二等美女，这是她最不能忍受的。走在街上那么多的美食在考验李爱丽莎的意志，她最不坚强的就是意志，心想啃一个兔脑壳不至于长胖吧！啃过之后馋瘾大发，又原谅自己再啃两个鹅翅膀，于是这么一路啃下去，等见到她男友，隔着一条街就大声武气地说，快帮我算一算卡路里，看我超没有超标！还有胆固醇！！她一边跟男友打招呼，一边望着街边的烧烤摊和冷淡杯感叹说：不吃损心，吃了损容，为了美我就豁出去了，连午饭也免了。于是当众擦掉嘴上的辣椒皮，又补了妆，还原了淑女形象。但一挽起男友的手就问，你今天中午是请我吃钟水饺还是龙抄手？不要那么吝啬，我胃口小，又在减肥，吃不了多少的。男友只能感叹说不花男人钱的女朋友根本就不是这个男人的女朋友。
李爱丽莎回到家一称体重便惊呼：天啦，都快赶上甜烧白了。她让男友赶紧给她泡一杯减肥茶，并声明明天看见东坡肘子也绝不再受引诱。她又怪她那个砍脑壳的男友，点那么多的美食是想撑死她还是想谋害她，知道美女最怕长膘还这么干，安的什么心？！
这就是当今的成都美女，总是在矛盾中度日，譬如李爱丽莎，见了我就要痛说革命家史，很无辜地对我说她连饱饭都没有吃过几顿，但喝凉白开水都长肉，简直比吃猪饲料还见效。她一边说还一边吃烤红苕，嫌红苕不甜，让卖红苕的给她加一点白糖。
昨天，我又回了一趟位于顺城街的那个大院，想重温过去大院生活的旧梦，可惜那个大院早已拆得面目全非，只有那两棵高大的银杏树还在，有气无力地站在大楼门前，用玻璃罩子罩着。那么高大的树木被罩子罩着其生存状态可想而知。大街上美女们来来往往，却没有一个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从一个院坝中美女的状况足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时尚，以美女时尚的演变又可以看出成都这座美女之城的变迁，真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人生无常，感慨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