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实力的平台、科技水平的支撑，与一群富有创造力的文化生产专家（即从事大众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这三者的合力，是形成和推动大众文化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缺一不可，而富有创造才能的文化生产专家又是其中的主体。这在20世纪前三十年上海的大众文化发展中是如此，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如此。在今天，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的结构层次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上面谈了温饱之后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那么，谁来告诉人们怎样吃？怎样穿？怎样住呢？在市场经济潮流的涌动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新的社会群落已经涌现，那就是媒介策划者、广告设计者、符号生产专家等，这些人们通常处在社会生活结构的边缘，但是却极具创造性，他们在西方被称为“善于向生活学习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成功已经有目共睹，如美国迪斯尼乐园的创始者，如好莱坞成功影片的制造者。在上海，如衡山路酒吧的策划人，如“新天地”空间的设计者等。他们通常是敏感于时代潮流的发展，在大多数人们尚处于震惊、迷惑之时，他们已经把握住了未来发展的脉络；他们善于捕捉和发掘人们内心深处的梦想、欲望、好奇，并且能及时地把它们表达出来、制造出来，成为能够引起人们震撼、惊恐、新奇的文化产品。2003年夏天，全球一片奇热，据报道，法国巴黎的一些符号创造者，一夜之间，在巴黎的街头，铺上了沙滩，栽上了棕榈树，制造了海浪击岸的音乐。在一片似真似幻的境地里，吸引了无数的人们前去享受了一番海滨胜地的感觉。这种异想天开又不乏实用的奇思妙想，正是大众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具有这种奇思妙想，又能使之付诸实践的人，也是社会的稀有人才。如果我们把周信芳称为艺术大师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类人们称为极富大师才能的群体。我们在“‘城市地图’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一章里，对这群新人类作了某些研究。上海的符号生产者们正在步国外创意专家们的后尘，小心翼翼又满心焦虑地摸索着前进。从《申江服务导报》、《上海星期三》、《上海壹周》这几份异军突起的媒体看，它们已经显示出在引导人们改变生活方式、提高文化品位方面的能力。我们注意到，它们共同合力的成功之点，在于塑造和推动形成了一个“小资”群体。这个“小资”群体，既是这些媒体立足的社会基础，又是他们打造的创造物，更是他们表达欲望和想象的理想载体。
“小资”，这个曾经受到贬斥的字眼，现在似乎有了某些褒义。“小资”群体通常在接受新的事物、表达新奇欲望和梦想中赶在潮流的前列。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因此他们一般不随波逐流而能引领潮流，能表现他们的特殊的品味、风格、爱好和个性。另外，他们刚刚走出校门，进入机关或公司，在社会身份上，拥有的社会资源并不多，因此具有相当广阔的上升空间。而在他们的下面，他们自有众多的模仿者——“候补小资”，这样使他们的行为方式具备了较大的影响力。我们还注意到大众文化流行过程中的某种自上而下的影响力：站在大众文化最前端的是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们，他们有本事把自己的生活随时变成审美对象，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审美，同时审美也就是生活。《申江服务导报》对此有过比较贴切的描述：“他们是享乐的。他们最会关爱自己，张扬自我。他们是高消费的，但高消费的目的不是把品牌当作标签，而是释放自己发现美、创造美的能量。他们是敬业的，但高效地工作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潜能。他们展示时尚、引领时尚，每每诱惑着人们去享受时尚，而同时，他们也享受着自己，愉悦着自己。”而处于中间一层的是各种媒介策划人、符号工作者等，他们能把某些先锋人物创造出的、暂时还处于个别现象的时尚文化，通过打造并形成产品，以传播到普通的大众中去。我们在“城市地图”一章中讲到，在今天的上海，酒吧、咖啡馆一类消费，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还是有点高，不能如日常生活一般地消费，因此，那面向街市的大玻璃橱窗，和那窗帘遮盖的后面，都散发出诱惑人的神秘魅力。同理，在上海南京西路、淮海路一带的展示着世界品牌的商店，对于尚无能力去消费的人们来说，也同样具有挥之不去的魔力。越是不能即刻实现的欲望，就转变为梦想，便越能发出诱惑人的魔力。这样，通过“小资”作为中间平台，“准小资”作为候补的追逐时尚或曰梦想的消费实体便形成了。这是一股多么大的力量，尚没有确切的统计，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当今的社会里，绝对是最有活力，并且在源源不断地生长、壮大的一股动力。
三
我们研究了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大众文化的生产主体和新的社会财富结构，通篇看来，原来处于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的两大文化力量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它们，一是以“精英”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二是以权力控制方式存在的主流文化层。
在传统概念中，人文知识分子以传承传统文化、创造高层次的文化并以此教导大众为己任，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猝然遇到了文化指导失效的问题。他们极力维护的“精英文化”只能在校园里、课堂上、书本里存在，而对日新月异的处在转型中的实际社会生活却不能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对文化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存在于学院里这一社会现实不能理解，因而也无法面对；另一方面，一向以精英自居的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认为，高级的、精致的、高雅的文化只有少数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才懂得欣赏、才值得享受，而大众，尤其是底层大众，他们只配接受那些低级的、粗鄙的文化。这类知识分子往往与转型中的社会生活保持着距离。诚然，人文知识分子也应该加以区分，其中有一类是从事专门文化领域研究的专家，他们仍然可以固守一隅，对于我国悠长的民族文化的承传作出努力，他们与大众文化保持相应的距离，就像井水与河水的分野那样。另一类人文知识分子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社会文化指导者的角色。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个问题必须先提出来，这就是，要当好先生，先要当好学生。要对大众文化有所指导，必须对大众文化有所了解，而不是固执地保持着那种不切实际的居高临下的态势；其次，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由于这种变化太大、太快，而且是一种根本性质方面的变化，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虽然身处其中，但是思想意识的内里未必能跟得上外面世界的发展，因而依然本能地、不加甄别地保持那种轻视商业潮流的清高，其思想和情感尚处于震惊和困惑的阶段。而大众文化却由于与市场经济的紧密的、内在的联系，很自然地得到了推动的力量，获得了生机勃勃的发展。于是，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的文化指导失效问题也就凸显了出来。人文知识分子要继续保持指导者的地位，必须采取向生活学习的态度，一要迅速跟上时代的步伐，二要深入大众生活，了解大众需求，从而理解大众文化的某些规律。我们注意到，在全球范围内，一些杰出的人文知识分子由于与大众文化的密切接触，成为大众文化的领军人物，从而更加巩固了他们作为社会文化指导者的地位，如每年一度的美国电影奥斯卡奖的评选和颁发。这个奖项之所以权威、之所以含金量高，是因为这个奖是一个学院奖，是由既深通电影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又懂得电影产业的市场发展规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主持举办的。这些人既可以在学院里当教授，也可以在电影市场中一展身手。再如美国纽约沙霍区的艺术家们，他们常常是大众文化的领军人物，成为大众文化创意、策划的核心力量。因此应该看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它们之间有相互连接、相互转化的通道。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支持平台上，精英文化完全可以转化为大众文化，为大众文化服务，成为大众文化源源不绝的精神资源，并提升大众文化的质量。关于这里面的道理，有的知识分子已经深有体会，既是艺术家又是市场弄潮儿的陈逸飞说：“我认为视觉的作用和力量不仅仅在于提升城市和国家的形象，它甚至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国际竞争力，关系到全民的生活质量，因为视觉不仅是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还是一项产业，更能为经济建设带来无限商机。”“视觉设计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这将成为我们的一个大话题。设计已经不再是只停留在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艺术家要更多参与到经济当中。”“当视觉与思想深度、民族气质、文化底蕴诸多元素结合后，这时候的视觉力量，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过去，看清现在，而且对未来更具前瞻性。”陈逸飞呼吁艺术家参与现实经济，引领大众文化以达到强国的目的。应该说，他是把握了世界潮流的节奏、又摸准了大众文化自身的逻辑，因此他很轻松地跨过了所谓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沟坎，在两者之间实现了自由转化。还有一个让人感慨的例子，在一幅白底红字的标语“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下方，一个少先队员敬着队礼——这是一则PHILIPS手机的广告，广告语是：“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些外国的符号生产专家，居然毫不费力地利用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文化资源，经过重新编排后，成为实现他们经济、文化策略的途径依赖。尽管你可以轻蔑地批评这是一种商业行为而置之不理，但一种强势文化恰恰正是通过被你轻视或蔑视的领域建立起来，挤占了原本可以属于我们的文化领地。
另一个在大众文化面前显得颇为尴尬的角色是政府文化部门。在我国，文化的发展从来是由政府操办和受政府控制的，但是有些时候也并不尽然。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港台流行文化的冲击、日本动漫艺术的涌入，也曾使政府面临一度失控的局面。并且，直到现在，我们政府有关部门，在如何对待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的问题上，尚未有比较明晰的思路和有效到位的措施、政策。我们在前面部分已经阐述了大众文化与市场经济、与科技水平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其实，大众文化还应该有一个更重要的发展平台，这就是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在这方面，世界上有些国家政府的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如美国政府对好莱坞影视文化的支持，日本政府对动漫产业的推动，韩国政府对电影业、游戏业的呵护，等等。在这些国家里，这类大众文化样式不仅形成了强大的产业，而且携带着强大的文化理念。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的根，四通八达地、相互交叉地、不拘一格地深植于产业经济之中，变得越来越粗壮。由于我国大众文化的明显落后，无法抵御来自其他国家强势文化的渗透。然而，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本土特色的大众文化，我们的青少年将装着满脑子的日本动漫、韩流影视、西方大片而长大，那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根基将从根本上动摇。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政治问题了。所以，我们的政府应该着力于扶持和培植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大众文化，而为了达到此一目的，政府领导应该对大众文化具有相当深入和贴切的理解，真正从大众的内在需要出发，改变高高在上的领导者的角色，搭建一个宽阔的、民主的大众文化发展的服务平台。
政府的职能就是服务，政府的服务功能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态度。政府部门应该理解，在大众文化这个平台上，最活跃的生产力是社会大众自身和善于向生活学习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分成等级的领导成员。所以政府角色的转换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只有真正转变角色，才能谈如何服务好的问题。因为大众文化的发展，自有其独特的逻辑，在这个领域里，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不少创意大师在谈创作经验时，总是说到，一些伟大的创意常常是在不经意的、无意识的状态之中得到的，所以要绝对地尊重文化生产的客观规律，而不要人为地设置一些条条框框。
二是宽容。大众文化在流动的过程中，有时冒出来的一些为大众喜爱的文化现象，可能与主流文化、传统文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但是政府不应该持排斥的态度，而应该采取谅解和宽容的态度。应该善于把流行于民间的，如社区的、街道的、校园的、社会各阶层和个体的各类次级文化、亚文化纳入主流大潮中来。这样，不仅能使大众文化繁荣并多样化起来，并且还能巩固和加强主流文化的领导者地位。
三是保护。为了能让各类文化、各种才能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必须设立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应用法律来维护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一般是在放松情感控制的过程中展开的，往往是通过虚拟的空间，或以虚幻的镜像去实现内心的某些渴望、欲念。因此，政府如何在放松控制的过程中，又能适当、适时地实施调控，这需要巧妙的领导艺术。大到如何进行生动、有效的意识形态引导，小到如何对于青少年某些沉迷失度的行为加以有说服力的劝导；甚至，有时还要考虑到一些具体的、人性化的管理手段的应用（如迪斯尼一类主题公园里让人觉察不到的电子监控手段），等等。这种依法行政、富于人性化的引导或调控的一个根本目的是：让健康的、符合人民大众需求的、富有创造力的大众文化，发展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或者说是最具基础性的部分），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展现出璀璨的光芒。让我国的大众文化，也像美国的好莱坞文化、法国巴黎的时装文化、日本的动漫艺术等一样，能使全世界的大众趋之若鹜。这也是我们撰写这本论著的主要目的之一。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本论著的本身。论著的撰写采用了实证性和理论性相结合的方式，在“以史带论”式的叙述过程中，穿插了大量的个案分析、实地访谈、场景描绘，并试图用较感性的叙事语言，来阐释一些有关大众文化的深奥的理论问题，以期生动地展现上海大众文化发展的历史语境和当代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