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战争与和平》后，托尔斯泰感到十分疲倦。他常常跟孩子们一起骑马、游泳、滑冰。
他想写东西，但写不出来。他曾试图构思一部取材于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他以其特有的认真态度着手研究彼得大帝时代的材料。但始终未能写下去。
写不出东西来，他十分苦恼。他的夫人回忆说，托尔斯泰对她说，“他的无所事事不仅使他在我面前，而且也在人们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感到羞愧。”
于是他就如饥似渴地读书。读叔本华、康德的哲学著作，读莎士比亚、歌德、莫里哀、普希金、果戈理的文学作品。企图通过读书来补充精神食粮。
于是他就学古希腊文。学得很认真。托尔斯泰1871年1月写信给费特说他“每夜在梦里讲古希腊文”。他的内弟斯捷潘在回忆录里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在三个月里学会了古希腊文，并通读了希罗多德的作品，而在这以前他对古希腊文是一窍不通的。那时他在莫斯科待了一阵子，曾经去拜访过卡特科夫高等政法学校的希腊文教授——已故的列昂季耶夫，向他谈自己对希腊古典文学的印象。列昂季耶夫不相信这么快就能学好古代语言，就提议跟他一起读一本打开的书。在三个地方，他们对原文的理解产生了分歧。经过查证，教授只得承认托尔斯泰的理解是正确的。”
看来托尔斯泰只顾埋头写作、读书、学习，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夫人是关心不够的。他的夫人整天照管孩子、忙家务，累得筋疲力尽，感到十分厌倦。她有时想过过城市生活，听听音乐、看看戏，消遣消遣，可是办不到。她在丈夫身上找不到足够的体贴。她努力去接近丈夫的事业，但也不是总能理解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免不了要常常吵架。但好在吵完就完了，像婚后那样。
托尔斯泰这时一直生病，一会儿牙痛，一会儿脚痛，春天还不断干咳，身体十分衰弱。在妻子长期劝说下，托尔斯泰决定重视自己垮下去的身体。1871年6月10日，他和内弟一起去萨马拉用马奶酒治疗。可是去了一个多月，7月20日，他在给妻子信里就表示非常想家，急着要回来。
这次萨马拉之行的结果，托尔斯泰在萨马拉省祖卢克县用两万卢布便宜地买了 2 500俄亩土地。
看来托尔斯泰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终于找到了值得他全力以赴的事业——编写《识字课本》。
托尔斯泰在教儿子学习时发现教科书不完善和阅读材料缺乏，感到吃惊。他又对教育学发生了兴趣。他决心编写一套《识字课本》。
1871年9月，托尔斯泰开始编写《识字课本》。未经修改的第一版《识字课本》是按下列顺序组成的：第一部分——字母表、读写训练；第二部分——《阅读园地》；第三部分按照托尔斯泰设计的特别体系讲授教会斯拉夫文；第四部分——算术，数字的古斯拉夫写法、罗马写法、阿拉伯写法。
托尔斯泰收进书里的故事，都很有趣，富于艺术性，而且内容深刻。凡是给他留下印象的东西，他都回忆起来，收进书里：俄国民间故事、雨果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教和强盗》、伊索寓言、普卢塔克的一些作品、印度土耳其阿拉伯民间故事、安徒生童话和托尔斯泰自己的两篇长的和许多短的短篇小说。其中《高加索俘虏》曾刊登在斯特拉霍夫编的《曙光》杂志上，小说以其艺术上的完美受到评论家的好评。一位未署名的作者在《环球画报》上写道：“《高加索俘虏》是用一种完全特别的新的语言写成的。叙述简洁被放到了第一位。没有一个多余的词，没有一点藻饰。……这篇小说艺术上的朴素无华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
托尔斯泰还制订了《识字课本》的教学法，他称之为“拼音法”，以区别于当时政府推行的“单音法”，即不是让学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单独学发音，而是让学生把辅音同元音拼到一起学。
托尔斯泰在《课本》的后记里强调了他六十年代办学的一些原则：
“若要学生学习成绩好，就必须使他爱好学习，而为了使他爱好学习，就必须：
1讲授的课程要明白、有趣；
2学生必须处于最佳精神状态；
而为了使学生处于最佳精神状态，又必须：
1）学习场所没有新的、不熟悉的东西和人；
2）学生在老师或者同学面前不羞怯；
3）[至关重要]学生不必担心学习不好，就是说不担心不懂功课而受罚。人的智力只有在不受外界压力时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接着，托尔斯泰谈到不能使学生疲劳过度以及因材施教等问题。
托尔斯泰对编写这套识字课本的意义和艰巨性是有足够估计的。1872年4月，他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写信说：
“以后的工作将越来越多。假如二十年前有人对我说：你把自己二十三年内的工作订出来。我即使绞尽脑汁，也订不出三年的工作来。而现在我就是学会分身法，分成十个人，每个人活一百年，事情也做不完。我的《识字课本》一方面在排印，另一方面又在编写增删。单是这《识字课本》就够干一百年。为了要编写这套教材，要懂得希腊文学、印度文学和阿拉伯文学，要有自然科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知识，还要在语言上下巨大的功夫。应当把一切都弄得优美、简洁、朴实，尤其重要的是清楚。”
托尔斯泰对算术教学也有独到见解，他也编写了算术教材。
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1872年1月，托尔斯泰重新在庄园里办起了一所学校。大家为托尔斯泰的热情所感染，都情不自禁地纷纷参加教学工作。除了托尔斯泰以外，他的妻子、孩子还有内弟都给农民的孩子上课。托尔斯泰的孩子们跟农民的孩子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们学得积极主动。学习效果显著。托尔斯泰夫人1872年2月2日给妹妹的信里说“全体学生用一个星期就学会了字母和拼音”。
但这套《识字课本》出版后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好评，书没有售完。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识字课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因此遭到一些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但《识字课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对于所受到的挫折，托尔斯泰虽然努力宽慰自己，但仍然不能不感到难受。
但托尔斯泰并不甘心失败。
1874年1月15日，他在莫斯科普及教育委员会发表演说，为自己的教学法进行辩护。他建议在莫斯科选择两所学校，一所按“单音法”教学，一所按托尔斯泰的“拼音法”教学，进行试验。他的学生莫罗佐夫参加了这次试验，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两种教学法的主张者仍然各执己见。
老天不负苦心人。托尔斯泰把《识字课本》作了删节，改名为《新识字课本》连同四册《阅读园地》一起再版，终于取得成功，发行数百万份，畅销全俄国，在托尔斯泰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数十万俄国儿童用《新识字课本》学习读写。深受学生和教师的欢迎。
读到这里，读者也许要问：托尔斯泰为什么这么重视民众的教育工作呢？
1874年12月，他在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的信里有段话说得很好，读者从中不难得到答案。他说：“我不讲大道理，但是每当我走进学校，看到闪着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天真烂漫、身上穿着破衣服、满身泥污、瘦骨嶙峋的孩子们时，心中便兴起一阵惊慌和恐怖的感情，就像看到行将淹没的人一样。啊，天哪！得设法把他们救出来，有的先救，有的后救。而且被淹没的正是儿童身上常常引人注目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要使民众受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挽救那些行将淹没的普希金们、奥斯特罗格拉德斯基们、菲拉列特们和罗蒙诺索夫们。这样的人材每所学校都多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