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意见与分歧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经过三次G20峰会的协调和磋商，各经济体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阐述了各自的看法，并在某些方面达成了部分共识，包括加强IMF在国际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充实IMF的资金实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等。尽管这些改革的具体措施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但总体方向和思路已经形成。但与此同时，各国出于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难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美国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也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受益者，因而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的主要主张就是尽可能维护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的核心地位。在三次G20峰会中，美国极力呼吁全球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引导全球经济尽快走出金融危机，同时也在寻求全球经济更加均衡的发展模式；在涉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时，美国极力唱多美元，维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赞成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同意将IMF的5%股权配额移交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此外，美国还建议把IMF理事会席位从24个减少至20个，但却强调这些席位主要应由一些欧盟国家让出。
欧洲国家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问题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特别强调加强对对冲基金、评级机构和避税天堂等的监管，其提出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对金融机构的管理人员施加严格的薪酬限制手段。此外，欧洲国家也支持对IMF进行改革并提高发展中国家发言权，但对于美国提出的减少理事会席位却极力反对，同时欧盟也呼吁应当取消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事务中的一票否决权。在此基础上，欧洲国家还提出应当尝试开征金融交易税，抑制全球投机性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短期内的大规模流动。
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思路是：寻求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在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得到改善的前提下，提升IMF等机构在国际金融中的重要性，同时要求国际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综上可见，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问题上，各方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的地位问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思路有其合理性，目前已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例如，在IMF改革过程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占的配额比例将至少会提高5%，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也将至少增加3%。但是，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分歧较为严重，欧盟提出的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关于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严格的薪酬限制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而对金融交易税的提出，美国财长盖特纳也认为时机并未成熟。显而易见，美国之所以对欧盟的建议反应冷淡，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力图维护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在IMF的话语权争夺方面，欧美双方也互不相让，各执一词，美国要求减少欧洲国家在IMF中理事会的席位，而欧洲国家却拿美国的一票否决权来反向施压。欧美国家作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的重要力量，两者之间的严重分歧无疑会阻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顺利推进。
中国应积极参与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凸显出以美元为核心机制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制度性缺陷，而此次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治理，也预示着全球金融体系将在复杂的调整中寻找新的平衡。
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而此次金融危机和历次危机最大的不同，即在于这次危机是“累积性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泡沫积累的结果。
如果说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为社会产品超过有限需求，那么金融危机就是金融产品过剩的危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最大特征就是金融资本自由化和金融扩张。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导致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据初步统计，当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的市值超过了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规模的10倍以上，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各国通过货币创造的流动性（仅占全球GDP的11%）。从美国总资产及其主要构成情况也可见这种变化，美国在1945～1980年的35年中，虚拟资产只增长44.69%，而在1980～2006的26年中，虚拟资产却增长了453.00%，这26年的增长量是那35年的10倍，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比重占绝大部分，在90%以上。
近20年来，美国一直在利用金融扩张延续经济增长的奇迹。人们都认为通过金融货币政策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实现无衰退的经济增长。因此多年来美国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透支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资产价格的膨胀不是没有限度的，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原有的信用链开始断裂，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偏离价值规律的资本增值是导致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危机不可根除的根本原因。
危机也是对美国赤字经济的总清算。美国金融扩张是通过推行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政策实现的。美国的赤字经济不仅表现为政府的双赤字，也表现为不断增长的美国公司、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负债和透支。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双赤字的可持续性根源于美元主导的货币金融体系，而此次危机则暴露了当下美元主导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在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和国际金融监控机制，缺乏区域金融风险防范救助制度安排，全球收支失衡持续、美元本位和美元长期贬值持续的情况下，美国次贷危机显露的仅是更大的金融动荡的冰山一角。
短期来看，当前全球金融局势岌岌可危，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机因为这场危机的加深而提前成熟。笔者认为要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抑制投机、防范危机、稳定国际货币和信用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国际金融体系
改变现行国际金融体制将维持自由兑换和多边自由支付体系作为主要目标的做法。目前，80％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已基本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再将这一目标放在首位，已不合时宜。而进一步将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作为目标，不仅无此必要，而且会引发很多负面效应，开放资本项目应由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自主地决定。对短期资本异常的大规模流动，国际社会应制定规则进行一定的限制。国际金融体系应将控制国际游资的过度投机和避免金融秩序遭到破坏作为重要原则加以确定。另外，维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保障资本自由流动，维护全球自由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增加全球的福利。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变国际金融体系原有目标，将抑制投机、防范危机、稳定国际货币和信用关系作为主要目标。
二、加强主要货币间的协调，建立一种稳定的汇率协调机制
改变现行体系中汇率制度和汇率安排的不合理性。虽然汇率目标区的主张未能被几个大国广泛接受，但欧盟、日本均有稳定其货币汇率的愿望。美国因其货币霸主地位未被正式动摇，仍继续推行其“故意疏忽”的汇率政策，不愿承担稳定汇率的义务。但是随着欧元不断发展壮大、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欧元将会成为美元的有力竞争者，两极储备货币格局会逐渐形成，美元独占国际货币发行利益的局面会有所改观。在美元、欧元、日元3个国际主要货币上，建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政策调节及充分协商，保持三者之间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而对于弱势货币，允许其根据自身情况，在钉住、可调节和浮动之间自由选择，对于经济发展阶段各异的新兴市场国家，应根据不同国家的经济规模、开放程度、通货膨胀水平、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资本流动性等因素选择恰当的汇率制度。
三、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和职能
第一，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考虑按一定比例增加成员国的交纳份额，使基金组织摆脱目前资金捉襟见肘的困境。也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建立若干个区域性的货币互换和储备调拨机制。第二，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增强其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职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要将维持自由兑换作为其宗旨，而且也应将维持成员国一定程度的信用能力作为自己的宗旨。第三，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测和信息发布的功能，为投资者和市场活动主体提供准确的信息，也为成员国制定经济政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四、健全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
第一，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显着成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是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组织的一系列协调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行为的活动，系统化规范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活动的规则，则是以《巴塞尔协议》为总题目的一系列国际协定和文件。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对跨国证券交易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问题日益突出。未来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在主体上应包括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在范围上应覆盖所有金融领域，在深度上应深入金融活动的各个环节。第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促进国家经济和财政数据全面及时的披露，另一方面改善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披露，加强市场纪律的约束。第三，设立金融稳定论坛，进行国际合作的协调。考虑建立金融稳定论坛，以保证各国际监管组织、专家团体能够更为有效地在推动国际金融稳定、发挥市场作用以及减少系统风险方面进行合作和协调。
五、改变现行体制中危机缓解机制和成本分担的不公平性
现行体制中的危机缓解机制明显维护发达国家债权人的利益，过分强调债务人的风险评估和控制的责任，忽略了债权者理应承担的风险监控责任和投资失误所应分担的损失。必须制定具体的规定克服这些弊端，切实减少道义危害引起的风险增加现象，要重视国际债权人向发展中国家放贷时，必须更准确地评估国家风险和企业的信用状况。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筹资成本，但随着风险成本增加之后，可以有效地减少不合理的短期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从而减少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援助时应该规定，那些没有减免或以优惠条件限期的国际私人机构贷款在受援国偿还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性信贷之前不准被偿还，从而使私人债权者也分担危机的成本。
六、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是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应当有相当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不仅要客观、冷静地思考国际金融领域发生的风波与动荡，更要积极行动起来强化国内金融体系，深化金融改革，并提出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有关规则的制订，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缺乏国家参与的普遍性和民主的气氛。西方国家日益明显地将单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体制作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枢，排斥广大发展中国家。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新时期的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远较发达国家更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若国际金融体系得不到根本改革或改革的方向偏差，类似的金融危机还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发展中国家应努力加入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争取在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中的发言权和应有的地位，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危机后全球经济走势、政策调整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方的利益博弈，其结果将导致国际金融秩序的再次平衡。目前，发展中国家在既有国际金融秩序下应享有的权利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匹配。由于IMF许多重要决策均需85%的票数才能通过，因此美国事实上享有一票否决权。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2009年10月，IMF决定在2011年1月前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至少增加5%。2010年4月，世界银行决定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至47.19%，至此，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的直接影响表现为市场的剧烈动荡、资产价格的贬值和货币财富的缩水，但深层次的影响则是对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模式的冲击。长期以来，中国以较高成本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资金和贸易盈余顺差（实物资源净输出)大多形成储备资产，又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方式将资本输出，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提供融资，造成金融失衡。中国应该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把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将“促进发展转型，深化金融改革与维护金融安全”通盘考虑，思考全方位金融发展与稳定的总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