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日：“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
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从孟子的话中可以看出，孟子并不完全赞同匡章的行为，但对他表示理解。孟子曾说过，无论是众人赞同还是厌恶的事情，都要经过考察，不能随意附和。此处正是孟子这一主张的具体体现。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日：“寇至，盍去诸？”日：“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日：“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日：“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日：“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日：“寇至，盍去诸？”子思日：“如仅去，君谁与守？”
孟子日：“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武城是鲁地名，在今山东费县境内；沈犹行，曾子弟子，姓沈犹，名行；子思是孔子之孙，名饭。
这一部分仍是讲先贤虽然行为不同，但所遵循的准则是一致的。曾子在武城的地位是宾客，而子思在卫国任职，所以，遇到入侵者时，曾子可以离去而子思必须留下尽职。
储子日：“王使人睨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
孟子日：“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储子是齐国人，曾任齐相。
孟子的意思是说，圣人也是人，他们的行为与普通人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内在的德行与见识不同常人而已，这些素养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日：“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瞯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墙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日：“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
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寓言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孟子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抨击当时求取富贵者极其鄙陋的行径。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衣冠楚楚、自我炫耀。而暗中却卑恭屈膝、无所不为，令人感到羞耻。
在这一篇中，以下几个方面读来颇有教益。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人们做出决择的问题。
人生苦短，世事茫茫，能成大事者，贵在目标与行为的选择。如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必然陷入忙忙碌碌之中，成为碌碌无为的人。所以，一定要舍弃一些事不做，然后才能成就大事，有所作为。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
孟子这里的意思，与他的观点非常相近。总起来说，儒家所说的“不为”是为了“有为”，只不过是要有所选择而为，与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是不相同的。
当今社会发展一日千里，新事物层出不穷，身处大城市的人们有很多机会可以把握，有些年轻人对任何一次机会都不想放过，四面出击．处处显身手，最后往往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尽而一事无成。对待感情有时候也是这样，年轻人往往患得患失，犹犹豫豫，甚至是脚踩两只船、多只船，最后并不能够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些都是立业成家的大忌。
接下来孟子关于选择的论述更为精彩，这种选择与著名的“鱼与熊掌”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不同，孟子给人们讲的是一种两可之间的选择，所以要为难得多。比如说，杀人越货还是遵纪守法？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是难题，可是。吃回扣还是不吃？收红包还是不收？却是相当考验人的难题了。
就孟子所举的情况来看，“取伤廉”是比较好理解的，可“与伤惠”和“死伤勇”却有些令人费解。揣摩起来，所谓“与伤惠”大概是说，在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的情况下，还是不给予的好。因为“济人须济急时无”，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的意思。不然的话，给予了反而有滥施恩惠的嫌疑，反而于真正的恩惠有所损伤，这就是“与伤惠”。至于说“死伤勇”，则是指人们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有时候活下来比死去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强的战胜困难与耻辱的毅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了死，很可能给人以轻生的感觉，当然就是于勇气有所损伤了，这就是“死伤勇”。司马迁身受宫刑。堪称奇耻大辱，但是他没有死，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对他而言活下来所需要的勇气与毅力却比一死了之要大得多。想今天．各大专院校轻生跳楼的本科生、研究生以数十计，这是辜负家庭、社会期望．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他们在跳下去的一瞬间跨越了对死的恐惧．却彻底丧失了生活下来的勇气，正所谓“死伤勇”。
有人认为。孟子之所以举出“与伤惠”和“死伤勇”，是因为战国时代豪侠风气盛行，豪贵滥施恩惠，刺客轻生，所以孟子针砭时弊，引以为戒。如此说来，这倒是一个时代性的话题了。
关于“赤子之心”的论述也是一个亮点，这种“赤子”的心态并不是长不大的老顽童，而是内心的纯真不伪，本色自然。
豁达的人往往胸怀宽广，正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宰相肚里之所以能撑船，是因为他不斤斤计较于一得之利、一孔之见，能够保全自然无伪的本色，永远以一种童心般的新奇和纯真面对这个世界。这里面的关键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纯真，二是大度。正是在这两点上，我们可以找到真正伟大的人物与童心的相通之处。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章）又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第二章》）众人熙来攘往，好像赶赴丰盛的筵席，又像春天去登台眺望，只有我淡泊而无动于衷，就像那不知不觉的婴儿一样。
老子的本意是宣扬返朴归真，淡泊宁静。不过，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看法，与孟子这里的思想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归结起来说，真正伟大的人，倒不像一般小肚鸡肠的人那样复杂，那样患得患失．反而能够保持一分童心，有时候呈现给世人的就是一个童心未泯的状态。
孟子还认为深造的目的在于自得，就是自己真正有所收获，而不是为了炫耀给别人看。简言之，自得是内功，而不是招式。南郭先生滥竽充数，招式是做够了，但内功却一点也没有，一旦检验起来，就只有溜之大吉。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现代学者莫不以南郭先生为耻．而其行为类似南郭先生的却不在少数。他们或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或是“拉大旗作虎皮”，以“名人”装点门面。其招式花样翻新，不一而足，要害都在于不求自得而求得之于人，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担心自己没有出头露面的场合，与孔子所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的精神恰恰相反。
总而言之，还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欲其自得之”就是为己，反之则是为人。孔、孟论学问之道，用心良苦。读书人理应深省，以免误入歧途。自命不凡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己的学问做得怎么样，不用别人去评价，扪心自问，是不是真正的学有自得，一看便知。
孟子作为战国时代的知名辩士，善于突破常规，逆向求新。关于逢蒙杀羿问题的看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逢蒙艺成害师。历来为人所不齿，这本已是大家的共识，孟子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羿有自取其祸的责任。乍一听来，我们会和当时的学者公明仪一样认为没有什么道理，但仔细想想，也就觉得并非没有道理了。比如说今天有些人“引狼入室”，引小偷进家门，往往是由于房主人自己平时不谨慎，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带进屋，使之见财起意，产生歹心，结果发生失窃甚至谋财害命的惨案。这能说房主人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这还只包含了交往中要注意识人察人的一方面，没有包含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方面的问题。如果当初羿并不只是教逢蒙箭术，而且也教他做人的道理，简言之，既传艺，也传德，那也许就不会发生自己遭害的悲剧了。
所以．从逢蒙杀羿这件事上，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教训：一方面．不仅选拔干部和结交朋友需要考察、鉴别，就是收学徒、招学生也同样需要慎重选择。另一方面，无论教学生还是培养其他什么人，都一定要从德与才两个方面着眼进行教育与培养，使之全面发展，成为德才兼备的人。只有做到了这两个方面，才不会酿成祸端，使自己反遭其殃。后悔莫及。当然，无论从今天的教育方针还是从干部制度来看，都是非常注意这两个方面的。只不过实际操作中做得如何，还有待调查研究。那就把孟子这段话，把逢蒙杀羿这件事作为提醒我们注意的一个教训吧。
这一篇最后是一则很著名的寓言故事。孟子勾画的是一个内心极其卑劣下贱，外表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形象。他为了在妻妾面前摆阔气。抖威风，自吹每天都有达官贵人请他吃喝，实际上却每天都在坟地里乞讨。妻妾发现了他的秘密后痛苦不堪，而他却并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还在妻妾面前得意洋洋。读完这一段故事，令人感到既好笑，又有几分恶心。孟子的讽刺是辛辣而深刻的，其原意是讽刺他那个时代不择手段去奔走于诸侯之门，求升官发财的人，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冠冕堂皇，自我炫耀，暗地里却行径卑劣，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其实，今天也仍然可以看到生活中有这位齐国人的影子。当然他们已不可能像这位齐国“良人”那样“有一妻一妾而处室”了，但是可以“骄”同事，“骄”朋友。今天与某书记钓鱼，明天又与某局长喝酒，后天还有某大款请赴茶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某小品用名片打扑克，讽刺、鞭挞的不就是这位齐国“良人”式的人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