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候，皇家与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司并没有任何业务联系。在维也纳有四个或多或少与官方有交易的商行，奥地利政府通过它们安排贷款和其他金融业务。它们分别是盖姆勒（Geymuller）银行，安尔斯坦（Arnstein）和埃斯克勒斯（Eskeles）银行，格拉夫·弗莱斯（GrafFries）银行和斯特纳（Steiner）银行。奥地利政府还于1809年在汉堡与巴黎银行做过交易，如汇款和英国津贴的兑现——这是当时广泛应用的技术名词。
奥地利联邦当时的财政状况是十分可悲的。其纸币的价值在战时持续下滑，而流通纸币总额已经上升到相当高的地步：超过10亿荷兰盾；已经到了十分有必要付500荷兰盾来换100荷兰盾硬币的境地，而这个数额又很快上升到1200荷兰盾。1810年6月，困难越来越严峻，以至于要做一个尝试——提高枢密院账户的贷款从200万到300万荷兰盾，那笔钱是存在维也纳财政部的。这笔钱将以抵押证券的形式由上述全部四家银行负责。银行家埃斯克勒斯出差前往巴黎和荷兰，以便筹集这笔金钱。
与会者还建议，国家垄断的彩票应该实行按揭，但四家银行公司本身没有很大的资本，在试图提高信贷方面做得也不是特别成功。埃斯克勒斯不得不从法兰克福报告说，“不管是在筹集资金方面，还是在按揭国家彩票方面”，他没有成功的希望。
在这令人沮丧的情况下，维也纳想起了富有的黑塞伯爵，他们曾经对他很不好，有人认为通过罗斯柴尔德的劝说，他也许会给奥地利贷款。巴比尔（奥地利财政部高官）被赋予了这项任务，并亲自就这件事与伯爵进行商讨，并告知罗斯柴尔德有关事宜。伯爵的回答闪烁其词。他说，他必须先与他的顾问讨论；布德鲁斯对他的上司指出，已经对私人进行了很多钱的贷款，再做进一步投资是很不明智的。
罗斯柴尔德还建议反对奥地利宫廷要求的生产资本总额的数目，尽管他觉得让一个国王碰一鼻子灰是很不可取的。伯爵和罗斯柴尔德突发灵感，建议国王，伯爵应该移交给他所有他个人的财产，然后把债务人记录在案而成为国王自己的生意。他建议国王应该施加更多的影响和权力，使这件事产生影响，他还建议，他应该在任何反对法国筹集债务的状况下都保持中立。对他来说，优势是他接着将只有一个债务人，奥地利皇帝。
相应地，伯爵写信给巴比尔说，如果他的王室和国王陛下因为他而将接管债务，并在随同的明细表中标明，他会更高兴。他声明，比起建议来，他不是处在以其他任何方式同意贷款的恰当位置上，因为早在18个月以前，他已经购买奥地利政府价值上百万荷兰盾的股票，而在英格兰的基金已被没收。如果他从他的财政困难中恢复过来，他会很高兴为他的陛下服务。
他卷起一张写有33个不同客户的清单，他们欠他数目不同的金额，欠款范围从784，848泰勒往下到6，951泰勒之间。除了几个王室家族，英国枢密院和外交人员顾问的名字也在这张清单上，比如像哈登博格（Hardenberg）这样的大臣，欠着伯爵140，000泰勒。所有欠款额价值总共为5，832，532泰勒。
然而，这项提议毫无结果。由罗斯柴尔德推动，并得到伯爵赞同的这个方案，已经是太隐秘和复杂了，而且在弗朗西斯皇帝的指令上，一个答复被送到选举人，即谢绝提议，实际情况是，钱的筹集将是一个太困难和不确定的过程，而且与奥地利国家尊严不相符。这也指明了这些钱已被附属于法国政府，而接受这些责任的转移将因此使奥地利蒙受耻辱。
尽管这项提议受到拒绝，但它具有重要的结果，即第一次一名奥地利高级财政官员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谈判。
同时，重大的政治变动已在法兰克福发生。达尔伯格的莱茵联盟已经用汉诺和福尔达（Fulda）来交换里根斯伯格（Regensburg），法兰克福公爵达尔伯格被封为大地主。达尔伯格的促进给梅耶·阿姆斯洛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由于他过去获得好职务，因此他通过提供超出财务范围的其他服务来对布德鲁斯表达他的感激。
布德鲁斯一直不断受到法国警方的骚扰，罗斯柴尔德决定经过说服达尔伯格在汉诺众议院换届会议上推举这个选举团的官员为法兰克福的一名众议员，并委任他为财务委员会的董事，以便使这种状况得到结束。他希望当布德鲁斯拥有这个官方的地位时，就会平安无事。
达尔伯格同意罗斯柴尔德的要求。他在正处于流放中的前实权人物和在法兰克福的新主人之间非常灵巧地驾驭航向。他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不能将自己从他出生的城市里连根拔除。他所有的财产在那里，而这个城市是欧洲大陆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奥地利大使巴伦·冯·胡戈尔（BaronvonHugel）满怀激情地报告关于法兰克福的日益繁华，说它已历经战争期间的所有困难，保护了它的财富，目前正变得更加富裕。
“奢华，”他写道，“已令人难以置信地增长。现金流动大大加快。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得到最大规模地提供；贸易和工业繁荣兴盛，每一个人都充满进取心。”
胡戈尔强调这样的事实，即这个城市已经给人留下成为最令人愉快和最重要的德国城市的深刻印象。“达尔伯格公爵，”他继续说道，“在每一方面都带来积极的利益。自从我到这里以来，我还没有看见一个乞讨者。花园里的玫瑰从来不被碰触过，而且，无论历经任何困难，工商业人士和银行家都是模范的。事实上，他们的困难似乎成为他们更加努力的一种动力。最近的20年间，没有任何破产的记录。通过这个城市的物品流量不可思议的巨大。富豪水准在法兰克福得到实现。人们通过他们所创立机构的豪华状况或通过他们设法追求的外观而受到估价。”
胡戈尔指出法兰克福是北方和南方德国之间的一个焦点，是通向法国和奥地利的门户；不少于800人的市民已承认拥有50，000荷兰盾或者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富余现金，同时大约几百人享有这个数目或以上的年收入。
虽然这种描述或许已经涂上了玫瑰色彩，但从本质上，它与事实是相符的。有许多人在法兰克福已变得富有，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迅速崛起以至富裕和具有影响力尤其显著。考虑到他生意的发展，梅耶·阿姆斯洛现在决定制订更加清晰的内部章程以比现行公司框架内更大的精确性来更加详尽地规定他儿子们的股份。
1810年9月27日，一个新的合伙契约相应地在父亲和儿子们之间被制订出来。这份协议的主要原则是梅耶·阿姆斯洛在生意上给他所有的儿子们一个数目可观的股份，以便刺激他们的勤奋努力。在生意的持续繁荣中，他们成为，不仅间接的，而且是直接的受益人。为了标明这种变化，公司的名称改为“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与儿子们”，罗斯柴尔德还以打印的信件向他的生意朋友们传达这个信息，在其中他强调这样的事实，即他现在与他三个儿子在生意上进行合伙，且这种关系已建立了40年。
这份协议评估生意的总资本价值为800，000基尔德，其中370，000基尔德划归父亲，儿子阿姆斯洛和所罗门每人分得185，000基尔德，卡尔和詹姆斯每人分得30，000基尔德，他们都还没有达到成年。这些股份分给他们作为绝对财产，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仅18岁，被分给的股份资本价值只有30，000基尔德，是由于他还适当地从“认真完成老公司委托给他的生意”中盈利。
为了分摊利润或损失，生意被分为50份；这样有利于将来生意在5个兄弟之间的平等分割，同时留有一小部分可以根据5个儿子不同年龄和能力来分配及获利。当分割遗产的时刻到来时，每个儿子都能获得一份相等的1/5份额。
仔细看一看这份资料，你会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居住在英格兰的内森在合伙协议中没有被提及，好像已完全被自己的亲人遗忘，尽管他与母公司的生意关系密切，与家人的关系也极好。在这份协议之下，24/50股份在未来10年中属于父亲，阿姆斯洛和所罗门每人得12/50股份，卡尔和詹姆斯每人得1/50股份。然而，事实上，梅耶·阿姆斯洛持有的其中12/50股份是预定留给内森的；但由于公众的舆论和考虑到法国的统治，这些都与居住在英格兰的内森有关，必须保密。我们可以猜想到他们与内森有一个秘密的补充协议，从而精确地规定他跟公司的关系。
每一位成年的合伙人都获准代表公司签字。这份契约指出：“在万能的帮助下，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已经通过他从年轻时代起就显示出来的勤奋努力，通过他的商业才能和一种持续到老年的永不疲倦的行动，独自奠定了目前生意繁荣状况的根基，从而为他的孩子们提供了现世的幸福。”因此，协议中宣称，商业交易中的所有决定都应该留给他，他是商业上的首领。而且，他特别地给他自己一个人保留这样的权力，即如果他觉得合适，他可以从生意资本中抽取出资金，而其他合伙人只能拿出他们的年利润和他们家族认为必要的资金数额。
协议还规定，没有任何女儿或女婿有权利看到公司的账本。结果这有效地预防了“令人烦恼的诉讼”，还有，任何在运行中诉诸法律的合伙人都将因此受到惩罚。这一条款巧妙地减少了五兄弟之间各种纷争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可能使得它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但是他们完全赞赏它的明智，五兄弟全都庄重地同意遵守它。
合伙契约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丰富的特征赋予某些洞见力，而且它是倾向于变迁的。像“不良和不可能实现”的抵押、债券和各种未完成的债务都被提及，很显然在它很多的任务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时蒙受损失和犯过错误。这些当然总是带来间接的好处，就像梅耶·罗斯柴尔德不断对他的儿子们强调说，错误具有教育价值，而一个人必须永不失去勇气。
梅耶·罗斯柴尔德小心翼翼地保护伯爵通过高层往来为他促成的老关系，并利用他们为自己的家族谋求利益。尽管，原先他已经在伯爵借贷者和丹麦之间充当中间人，在1810年12月的早期，他提供400，000泰勒贷款给康特·斯金梅尔曼（CoutSchimmelmann），丹麦的财政部长，这笔贷款不是由伯爵预先垫付，而是由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儿子们。这是走向他逐渐从伯爵这里实现财务解脱的另一步，虽然如今已到了为自己的利益做生意的这一步，但他依然在自己的同行中继续使用被黑塞的威廉证明很管用的生意原则。
罗斯柴尔德仔细观察着总体的政治形势。虽然由于他的个性和出身，还有语言上的欠缺，他不能拥有这些在外交中正常要求的品质，但他对人性具有非常敏锐的理解，完全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偏见。在当时政治混乱动荡的世界中，这是一个特殊的优势。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商人必须成为一个技艺高超的外交家，以便不造成任何冒犯而经营他的生意，无论对法国，或是对正受压制的势力。
只要拿破仑政权处于优势地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必须扮演得好像对法国和她的统治者怀有好感他们都借钱给法国和本地的官方当局，送面粉给朋友，也一样送给敌人，希望彻底不受拿破仑的干扰。就像我们今天知道的，他们感觉到的比实际更安全。他们正经历巨大的风险，例如，在他们的商业中，或尤其是不合法的贸易，以及同英格兰的商品经销。
直到有一天，欧洲大陆宣布封锁之后，拿破仑才意识到，不仅英格兰，而且法国也遭遇困难，因此，法国失去她最好的顾客，在那里生活成本大幅提高。相应地，他发布不同的政令来改善欧洲大陆封锁之后形成的严厉的粮食供应状况，以致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允许一种官方走私，也允许进口殖民地物品，同时征收几乎相当于50%物品价值的关税。尽管痛苦得到减轻，但走私还是大规模地继续下去，它的方向自然集中到商业城市法兰克福。拿破仑已经派他自己的间谍去那里，在得到他们的报告之后，他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抵制法兰克福。
布德鲁斯恰好决定给这个年轻的王宫代理人，即想要设法将伯爵遗留在斯切勒斯维克的财产带到布拉格（Prague）的卡尔·罗斯柴尔德，关于伯爵要求得到的1807年的最后账目。这个官员（布德鲁斯）说他不倾向于冒险独自踏上行程，因为他受到太过严密的监视，害怕更进一步的抓捕，以及所有财产可能被没收。
他的信中也包含着将欢迎他贪得无厌的主人的消息。“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巨大努力的结果，”他说，“我已说服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使第三次150，000斯特灵（Sterling，英国货币）的投资生效，少收取1.25%的手续费，因此他将传送这些股份，且省下4，521斯特灵……这位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更年轻的儿子会带过来有关第一次购买股票的文件，把它安全地传送过来，财富就尽早见到。”
但这没能如此轻易地实施拿破仑很恼怒，因为法兰克福没有尊重他抵制英国的封锁规定，导致了更严厉的管制。布德鲁斯被迫完全改变他的计划。“王宫代理人卡尔·罗斯柴尔德，”他在1810年11月2日写道，“应该继续立即到布拉格，因为几支法国军团，还有一群海关官员，带着大炮已来到市区。所有的门口都已被占领，若不经过细细检查，没有任何人被允许通过所有仓库已被封住，更进一步搜查英国和殖民地的物品已经开始，当这样的物品被发现，就被控告而实施严厉制裁。”
“普遍困惑和悲痛的范围使得乞丐都无法避免。我自己已采取了每一种设想得到的预防措施，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的儿子们因为在为你高贵的伯爵专心服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知疲倦的勤奋和热情而值得最高的赞扬，对此表明我绝对坚定的信念，我觉得是公正的。新的政令已发布，答应提供关于你投资基金信息的会有15%的回报，伪装的间谍和叛徒人数是多么巨大，因此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信赖。从这种温和的关于形势叙述中，你可以高兴而优雅地推断我要动身离开是不现实的。我将安排王宫代理人卡尔·罗斯柴尔德尽可能快地出发，以便从法兰克福取回一个包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