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CountBuol-Schauenstein）——奥地利的全权代表，因此也是联邦议会的主席——与他的上级梅特涅相反，他一点也不支持犹太人。他在维也纳向梅特涅报告了他的看法，他坚持认为大公爵达尔伯格以低价向几个犹太家族出卖公民权利。“金钱交易，”法兰克福的大使写道，“仍然是犹太人用以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这个民族，永远不会与其他种族合并，只会永无止境地追求自己民族的利益。他们不久将会盖过基督徒的公司的光辉，他们急剧增长的人口不久就将遍布整个城市，结果就是一个新的犹太商贸城市将逐渐在我们神圣的大教堂旁边崛起。”布奥尔的态度最终导致他与梅特涅意见相左，但当时在犹太问题上还没有出台任何决定，所以犹太人在法兰克福的地位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巴黎成为了一个接手新的大生意的黄金宝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在为在这里淘金忙得脚不沾地。战胜国向法国索要了大量赔款，委派四个国家的特使确定具体交付时间并负责收款事宜。他们在奥地利巴比尔伯爵管辖的巴黎领土上会面。赔款数额确定为70亿法郎，从1815年11月1日开始，分15期付，每期46，666，666法郎，在五年内付清。
在四国之间分配所获赔款立刻成了一个难题，詹姆斯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巨大利润，建议并催促他的哥哥们使出浑身解数弄到接手处理这笔法国赔款的命令。
但是罗斯柴尔德兄弟必须面对激烈的竞争，奥地利仍旧雇佣了它在巴黎的四个银行，而巴林（Baring）和其他英国的大公司正与巴黎银行公司欧瓦（Ouvard）一道致力于获得这项业务。所有的公司都巴望着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全金融界和银行业都在盘算这笔赔偿金该怎样分配，期望从中分一杯羹。
巴比尔伯爵从巴林-欧瓦公司那里得到了一个建议，但它并不可行，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据巴比尔说：“银行家坚持要求他们必须得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绝口不提向我们保证实现我们主要的目的，即在分期付款还未到期之前提供全部的抵押和预付。四个维也纳公司与德国并没有什么交往，利用它们来做这件事也不太实际。
因此问题在于信使公司——横跨大陆的邮政服务商——是否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或是否需要依靠银行作为中间人。”
战乱刚刚结束，公路上非常不太平，所以巴比尔对采用第一个办法感到十分担心。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邮政公司曾在一次邮包被劫之后，宣布拒绝承担“军队的抢劫”造成损失的责任。
巴比尔是这样向施塔迪报告的：“我收到消息，称法兰克福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和康塔德（Gontard）已经为符腾堡（Wurttemberg）政权承担将遗留在法国的资金转出的全部风险。他们的服务也将得到总额1%的报酬。这个数目正好是雇佣信使公司的花销的两倍。我还听说他们在将钱运送到俄国境内的业务中抽成1.25%。我提议由他们自主承担风险，代理我们的汇款，佣金为1%，其中包括所有的费用。但他们坚持声明花销和风险太大了，这点佣金根本不够。和他们长时间的谈判之后，要么答应他们要求的佣金，要么采用便宜但不安全的汇款方式——信使公司，我别无选择。信使公司固然更便宜，但如果任何一笔汇款出现差池，就会让这种汇款方式贵得离谱了。”于是，巴比尔与罗斯柴尔德和哥恩达德公司秘密会面，拉近了关系，在1816年1月6日，他们就第一笔发往科玛（Colmar）的价值2，200，000法郎的汇款发出了决议信。
“请允许我们，”他们写道，“保证我们将同心协力将此事办好，让您完全满意。因为我们不能估量其中的费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减少佣金。但我们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今后汇款的过程中负责尽量减少花费，降低佣金。我们斗胆请求阁下通知我们预定的付款日期。以便我们能给您最优惠的报价。”
这两个公司将承担在运送过程中所有的风险，负责把这些钱从巴黎运送到科玛，事成之后得到1.25%的佣金。但这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困难，因为他们并不用真的汇款，而是动用他们已有的关系网在收款地获得相应的数目。这样他们就不必冒任何风险，就可以得到这笔高额的佣金，而且是纯利润。
这个汇款系统运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科玛总司令弗里蒙特伯爵，认为佣金过高，出面干涉，还企图以军中信差的形式把生意抢过来。但他这样干了两个月之后，他承认自己失败了，而且竟是他自己要求这些汇款和军官的工资问题重新由罗斯柴尔德和康塔德公司执行。因为他亲自验证了这是法兰克福范围内军事汇款的最可靠的方式。
他们的业务并不仅限于此。罗斯柴尔德和康塔德公司还接手法国赔偿给维也纳的高达数百万的快速付款，最重要的部分是由厄斯克斯（Eskeles）和盖米勒（Geymuller）委托的。尽管，奥地利政府仍给四个奥地利公司下大量定单，但他们在与罗斯柴尔德和哥恩达德公司的竞争中必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得到一小部分的利润。竞争是极端激烈的。罗斯柴尔德兄弟最终还是争取到了奥地利在巴黎的财政代表巴比尔。巴比尔对他们的态度到那时为止一直是保持中立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及与之共同进退的法兰克福银行家的热情支持者。这种转变在他与施塔迪伯爵的来往信件中得以体现。伯爵以一种彻底公事公办及公正无私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施塔迪体会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汇寄财政津贴一事中竭诚的帮助；内森知道大臣从英格兰可以深知他们所做的努力。拿破仑被关押在圣赫勒拿期间，财政津贴的发放完全停止了，所以再也没有必要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高级机密了。既然越多人知道那些巨额款项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经手解决的就越能够为他们赢得信用和名声，内森就认为没有必要这样保守秘密。
我们必须牢记在1811年10月到1816年10月这段时间内，经过哈里斯手中的钱不少于4250万英镑。几乎一半的钱由内森和他兄弟们作为中间人发放到了欧洲大陆各种各样的收款人手中。在由其子出版的哈里斯的回忆录中，收录有准备寄给一些高层官员信件的节选。其中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时哈里斯都不吝溢美之词。当然在称赞罗斯柴尔德家族时，哈里斯都在间接用他的名誉来做担保，因为他终究要对此负责，并且不得不承担任何失误所带来的谴责。
赫里斯写道，很可能就是罗斯柴尔德先生和他兄弟们的银行的功劳才使得他能够如此成功地开展兑换业务。他说这些先生们应该得到最多的感激，因为他们如此全身心地投身于公共服务中，并且，他们已经光明正大并光荣地赢得了他们理应得到的回报。
赫里斯理所当然地强调他总是把内森牢牢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下，从来不允许他在没有得到自己口头的同意之前采取任何行动，并且总是要他和自己呆在房间里；但是他也在一封写给国库大臣的私人信件中提到正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先生，他才得以没有错过这次机会能亲眼目睹他开展这些服务时的技巧和精力，是如此的低调，正是这种处事方式才使得汇率没有遭到极坏的影响。即使我们认为赫里斯的评价是带有偏见的，但无疑内森从他开展的意义非凡的金融服务中为他个人谋取到了丰厚的利润，这是事实。
奥地利财政大臣施塔迪伯爵正好准备要负责把他国家的经济彻底重整得井井有条的任务，减少纸币发行量，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奥地利的公共债务。他需要一大笔现钱来实现这些目标。他寄希望于从法国的战争赔偿中奥地利所占的份额中得到这笔现钱，但是由于付款采取的是在几年时间内分期付款的方式，并且他急于得到这笔钱，他决定要试试利用税款来筹些钱。
于是他从米兰写信给在巴黎的巴比尔：“今后几年，在赔款安全到位的前提下，如果殿下您收到任何援助，我认为应该把它们列入考虑范围，因为它们有利于我们尽早获得确定数目的财政款项。”
巴比尔这样回复他的大臣：“因为这种援助只能指望由资产十分雄厚的银行来提供，我设法和罗斯柴尔德的公司联系了一下想介绍这个项目给他们。但是它没有给我答复。然而不久之前年轻的罗斯柴尔德又和我说现在或许有可能设法把战争赔款中英在今后四年内付给奥地利的份额一次付清，假如我有必要的权力来负责运作这件事的话就有可能开始进入谈判阶段。我让他把他的建议写下来，但是他的回答是他不会把它写下来，除非有一名完全由奥地利指派的长官参与这次谈判。
现在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我不得不认为这个计划只是罗斯柴尔德单方面提出的试探性的建议，如果我们的伯爵对此表示出兴趣的话，他们就会试着为这个计划找人合伙。……罗斯柴尔德提到了高达40%的巨额贴现。”
巴比尔强调企业家会投机获取巨大利益及罗斯柴尔德提到高额贴现就是为此开路的事实。巴比尔估计这笔提前支付的赔款至少会导致20%的损失。他提到要特别考虑如何使这遭受的超过20%的损失物有所值。
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提出的条件实在是太高了，在这笔交易中被抽走的利润绝对是巨款。但是罗斯柴尔德和他们的生意伙伴们都暗示会立即用无数的法郎现金来支付，他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这表明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界的实力是多么的雄厚。在金融交易领域中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种程度，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试图利用它们现在的有利形势。
奥地利急需用钱，并希望从罗斯柴尔德兄弟的提前支付中得到好一点的待遇，这使得施塔迪做了个聪明的决定。他要把这个受出身拖累又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家族置于一种特殊的义务中。在津贴交易的结论之后，罗斯柴尔德兄弟老是要在法兰克福的巴伦·冯·韩德尔（BaronvonHandel）和斯科维纳（Schwinner）向皇室举荐他们的效力，斯科维纳又把这件事交给了财政大臣施塔迪伯爵。施塔迪欣然利用了这次机会。
1815年准备好的这笔津贴总额达到了约180万英镑（150万荷兰盾），维也纳的四家贴现所贴了总额大约275万荷兰盾，奥地利政府付给了每家贴现所1%的佣金。然而，这笔钱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快速到位，奥地利政府被迫要求这四家银行业务公司把支付提前。他们为这提前的支付又要付6%的利息。当英国政府同意大笔支付这笔钱并且通过罗斯柴尔德的公司来提前支付几个月的分期付款时，奥地利政府大大地松了口气。因为这样一来奥地利就再也不用支付任何佣金了，于是就节省了1%的钱，同时也为每笔提前的支付省了6%的钱。
在财政大臣向法兰西皇帝做的报告中，有如下这段话：
施塔迪伯爵殿下将会赞成这笔交易的进行方式真是值得敬佩。在这次的接触中，既然梅耶·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儿子们在法兰克福的银行业公司为确保英国应得的赔款能够按时支付出了大力气，而且在现在的情况下也许有必要和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们有更深的交情，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推荐这家公司来经手这次交易。……这家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源并享有更多的信誉。因为英国政府在进行多数大型的金融操作时都聘请它并为之提供所需的资金，所以它能够承担对在欧洲大陆的个人来说过于庞大的交易。
对这笔津贴交易的一项核算表明，单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支付了12203822.43费罗林，合1442000英镑。当时负责法兰克福津贴支付的前任高级委员的报告显示，罗斯柴尔德总是按时付款，在不同的场合，比如在兑换外国硬币和纸币时，他总是表现出提供帮助的最大愿望，并且不要求任何过分的回报。
在津贴交易得到实施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希望殿下您能够公开表彰他们为此所效的力。我们已经就表彰的形式询问了高级委员斯科维纳的意见。他和格兰兹警局指挥官，当时也在法兰克福的高豪森商量过了。……高豪森建议议会领导人应该授予皇室和皇家参赞的荣誉称号，就像因为类似原因授予在哈瑙和斯图加特的考拉兄弟和其他以色列人的称号那样做。另一方面，贵族称号的授予也许会激起基督教银行业公司的嫉妒并且可能在现在引起一种特殊的敏感，因为犹太群体在法兰克福的公民权利问题正在讨论。
高级委员斯科维纳并不建议授予皇室或皇家的称号，因为这个称号通常授予杰出的公务员。他赞成授予皇家贵族称号，并相信警察局长也不会对此感到担心。从那以后，罗斯柴尔德就不断地要求得到一些表彰来激励他自己和别人。
施塔迪伯爵恳求扼要重述一下：罗斯柴尔德提供的帮助并不合适授予一个称号，但是公民勋章又是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的。鉴于他所拥有的财富，奖励他钱或者值钱的东西就更不合适了。不论何种形式都关系到授予者的高贵身份，所以要慎重考虑。施塔迪伯爵的意见是把官衔作为奖励更为合适，但是由于在罗斯柴尔德名下已经有了很多官衔，一个官职是不能够取悦他的。施塔迪伯爵于是请求殿下您隆重地授予这两兄弟在这儿的永久居民资格，德国世袭贵族称号，免去所有税务来向公众表示殿下您对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儿子们在法兰克福的银行业公司所做的贡献感到十分满意，并且将指派他，施塔迪伯爵给这家公司送去表达您满意的信件。
这份报告被送到了私人顾问巴通·冯·利德尔（BartonvonLederer）的手中。他是国务卿及掌玺大臣兹奇伯爵（CountZichy）的得力助手，并且在1809年陪同皇帝逃出拿破仑手中。这件事使他得到了信任和宠爱。当继维也纳国会之后奥地利政府进行重组时，兹奇被调任为处理所有重组有关事务的中心办公室主任；他就有责任考虑各个部门的建议并就这些建议提出自己的看法。尽管施塔迪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帮助十分热心，但是相比之下利德尔并不为所动。他认为他们不过是只在乎自身利益，会赚钱的投机家族，因此他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他强烈反对授予他们贵族称号。在报告的开头，他根据罗斯柴尔德家的实际支付的总额，做出了一份在滑铁卢战役前后英镑的浮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