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只要人还有欲望，欲望就离不开利益的追逐；只要资本还是利益的来源，资本仍会无孔不入，改不了贪婪的本性。由此可知，不管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似乎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地阻挡“资本欲望”的侵袭和窥探，只有另一只手——人心里的手——才能最终管住欲望，让自己“老老实实做人”，让资本“认认真真做事”。
如果你真的想听非子的意见，这就是她要告诉你的：一个职业商人，他首先要有人的美善，才会有商业道德；他首先要有人的良知，才会有商业诚信。他做人投机取巧，从商就难免会唯利是图；他做人从不肯吃亏，从商也会见利忘义。反过来，他为人正直，从商就不会耍滑；他做人厚道，从商也不会坑蒙拐骗。
按照这个标准，晋商做的，已远不止维护了一个生意人该有的道德底线，如大家的明鉴，即使当时丢失账簿的日升昌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也是合情合理；即使常氏家族不予以赈灾，单看他们的损失，乡亲们也不会有怨言，能理解；而大德通呢，即使他们趁着新币出台的当儿大捞一把，作为生意人，人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然而，当晋商在生死攸关时刻选择了义而非利时，他们就等于在死亡面前选择了良知、维护了人间真情；当他们宁愿自己破产也要挽救别人的性命时，他们已经不是在做买卖了，他们是在修为、在做人。
有朋友问非子，在这样一个买卖成风的地球上，还有什么不能买卖的吗？良知——非子回答。唯有良知和根植于良知之上的自律和自觉。这话听起来是那样地天真、理想、不入时，非子仍要坚持说，这是人心最后的堡垒，也是我们做人最后的底线，舍此我们将彻底永无归属，就像一个流浪汉，永远在路上，永无家园！
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恐怕还没有一部法律可以堵住商业运行中的所有漏洞；也没有一种制度，可以保证任何公司和企业在操作上百分百地守信、不违反规范。但只要人心能坚守良知，人心里的法律就能筑起堤坝，阻挡腐败的逆流；只要人心能坚守诚信，人心里的制度就能堵住漏洞，让公司和企业的损失减小到最低度，让百姓的利益在最大限度内有所保障，不受侵害。
尼采说过这样的话，由于人是由他的允诺力所决定的，因此信任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正是在这种一致性之上，才有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合作，也正是在良性合作之上，才有了一个社会长足的稳定与发展。
是的，信任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因为信任是人生的潜在契约，正是在这种人间契约之上，社会的发展才能走入良性循环；但是反过来，仅以民生为例，如果一个社会的产品总是出现质量问题，假冒伪劣，那民众的信任度该如何保持?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信任，那这个社会的机制该如何正常运行？
也因此，一个职业商人（包括企业人），他肩负的不仅是产品，还有德行；不仅是交易，更有做人。正因为经济是民生之本，也许可以说，商人，特别是民生商人，他应该是离百姓最近的福星和福缘。为百姓，商人当该时时心存民生、设身处地；为百姓，商人更该事事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这就是人心里的那只手，只有它，在由安全与和谐构筑的天平上，除它以外不可能再有最终的支撑和信赖。因为，五千年文明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文化史，更给了我们得以长存的永恒价值，连同我们成为中国人的根基和血脉。
这一点在非子看来并非理想，因为就在一百年前，我们的儒商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开启了先例。作为后人，若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怎能面对祖宗；作为学生，若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就有愧于自己的文明。
这样的理念，不仅应该是每一个公司的哲学，想必也是全国百姓的企盼。
你同意吗?
六、觉知的信念：中国精神
这也是为什么，当整体让一个民族受尽苦难又迎来振兴时，它背后的文化必有整体的支撑；当整体让一个铁腕强国变成废墟时，它应该反省的不是它失败的技术，而是它看待世界的方式。
问：现在书店里有关意念力的书很多，比如《气场》、《潜意识》、《21世纪意念力》，等等。随手翻看，也觉得很给力，但我觉得，还有一种意念力，似乎就是一意孤行或强化的任性。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文中说：“战争起始于人的侵略冲动，而人的侵略冲动则来自于他强大的意念力。”感觉有道理，又不可思议。
我想问的是，意念力有没有对错之分？如果有，怎样避免错误、选择正确？不然的话，意念力越强大，破坏性就越大，那不就等于说，人的信念越强大，世界就越没有安全感了吗，那岂不太可怕了吗？
非子：这可真是个大问题，但也非常具有建设性。看来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不止一二。这两年关于意念力的书比比皆是，似乎还真有意念力主宰未来人的架势，非子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现在就谈点个人的看法。
先看什么是意念力。通俗地讲，意念力就是根植于一个明确想法之上的聚合力，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有为目标奋斗到底的决心，而且与一般决心有本质的差别：一般决心也许会动摇或改变，但意念力之上的决心通常不会动摇也不会改变。因为目标明确，所以决心坚定。由此也可以说，意念力就是信念。
从这个角度上讲，你所说的“意念力就是强化的任性”也不无道理。事实是，意念力确有对错之分——积极意念力和消极意念力，或可称作公正意念力和反动意念力。后者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叫作一意孤行的“任性”，尽管此种任性对某些人来说并非情绪的使然，而是基于一种明确的想法和信念，但无论如何，只要这种想法根植于反动意念，那么它的破坏性就无可避免，而在历史上，损害人类文明和生命的破坏早有先例。
比如，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就是一个意念力极强的国王。他相信君权神授，自己就是上帝的授权人，是上帝派到人世间的最高权威，拥有无上的权力。
在他的宴会大厅里，他请画家把他的父王描绘成一个圣徒，还把英国的对外扩张描绘成按照上帝的意志进行的一种征战。在他的心目中，这些油画意味着上帝赋予的神圣君权，也寄托了他对开疆扩土的欲望和野心。结果，由于他的做法背离了民族利益，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
不光查理一世，德国的威廉二世也是一个被反动意念力毒化了的统治者。他大肆叫嚷，上帝就是派我们来支配和统治所有的民族。结果，带着狂妄的野心，普鲁士传统中固有的军国主义倾向被威廉二世再次召了回来，终于把德意志带进了战争的深渊。
希特勒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但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甚至他还无比霸道地扬言，他每一次的疯狂侵略和屠杀都是因为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信武力、信强权，这让他们从军国主义信念里结出的果实更苦涩，也更野蛮。
“九·一八”是我们中国人永远的国耻日，但如果你了解到该事件发生的始末，你会对基于反动意念力之上的任性行为有更感性的认识。
1931年9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从日本转经朝鲜来到中国东北。他身负日本参谋本部的重要使命，准备在9月28日组织一场阴谋大事变。9月15日，建川乘坐的火车还在路上，日本关东军少佐军官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四人就在奉天特务机关会议室，密谋如何对付建川美次的到来。
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赌了。结果铅笔往右倒，计划眼看要终止了，这时四个人面面相觑，突然有人大喊一声：“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这句话说出了四人的心声，于是，原定于9月28日采取的行动提前到了9月18日。
建川美次9月18日晚到达奉天，当晚在一家日式酒家被人灌醉，次日醒来，日本关东军已经占领了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这就是“九·一八”的内幕。如此地一意孤行，如此地“任性”，其反动意念，昭然若揭！
然而，就是这四位在军国主义信念下开始的疯狂的“任性”，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把偌大的中国推进了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而最让被侵略者无法忍受的是，历史上所有的侵略者几乎都一样，都是一面对被侵略国人民肆意暴虐，一面又打着美丽的幌子，装出一副“老大哥”、“救世主”的样子。
就像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的一段描述，提起中日战争的性质，他说：“这就像在一家内，当哥哥的实在无法忍受弟弟的乱暴而打了他，这是因为太爱他而促使他反省的手段。”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在法庭上除了“主张无罪”后就没再说一句话了。想必在这个特务出身的侩子手的心里，他到死都认为，他是在履行“哥哥帮弟弟”的职责呢。
这就是反动意念力的反动，也是反动意念力的霸道！但这样的霸道在“二战”结束后似乎并没有终结，反以各种面目更加肆无忌惮地活跃了起来。尽管在某些人那里，他开始的行为并不是出于反动信念，但只要不是从整体出发，只要他的信念带有个人野心的种子，那个种子迟早会萌发，以至于他开始的公正终会在他膨胀的野心里走到公正的反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倡导“霸权主义”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说过：“今日世界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对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自由制度，一种是以强加于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极权政体，而美国政府必须支持那些自由国家的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人。”随后杜鲁门又强调，“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直接或间接的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杜鲁门第一段话的言外之意是：各位听好，从现在起，美国的生活方式是全世界的样板，是唯一可以给你们幸福的方式，是唯一使你们成为自由人的方式，如果你们不选择这个方式，就意味着你们不热爱自由，热爱极权。那样的话，美国就有权干涉你们的事务，帮助你们，直到你们选择了和我们一样的生活方式为止。
杜鲁门第二段话的言外之意就更加“信念”化了，意思是：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你直接或间接地威胁了世界和平，那就等于说你威胁到我们家的和平，我们美国人都得管。因为，我们美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都有自己的利益，而美国的利益绝对不容侵犯。
这恐怕就是美国屡屡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自由与安全，包括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这两个终极理由，再披上民主的外衣，美国就有了向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时间发动战争的合理的说辞。
在《站在越战纪念碑前》这篇散文中，情感之正义、思考之深邃、读来颇像一篇檄文，引发共鸣。
尼采将历史分为三种，其中一种是纪念碑式的历史。而那纪念碑的历史，通常都会凝固成一种强大的思想和传统，成为后人难以挣脱的锁链。所有被历史固化的东西，就不再是具体的物象，它的身上层层积累着现实的风霜。
我格外看重这座纪念碑，是因为，它借着将一场战争合法化，成为民主与自由的化身，成为一座战争的圣殿，开启了美国的一系列战争。……
但越战与其他战争不同，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的分界线，越战纪念碑就此也成为了一道分水岭。它表面上是对一场战争的纪念、总结与承认，却确立了美国的国家精神，下定的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被固化了的历史，经过层层的积累，不断地积蓄力量，使每个后任者都无法逃脱这个历史的锁链。
我不敢轻视这样一座纪念碑，还因为美国的自由与民主不为人觉察地经由越战纪念碑确立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在有人宣称“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的时候，“民主与自由”以强势语言，悄悄地成为笼罩在全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美国讨伐异己的高尚的奉辞。……
站在这样的地方，不禁想起兰克的一句话：世界上的大国精神，都是伟大与卑劣的存在。在我的眼里，这座纪念碑同时树起了美国的伟大与卑劣。它的正面是民主神话的美丽与炫目，背面却是唯我独尊的狰狞与冷酷，最深处是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
布什每一次战前的动员中，都把即将发起的战争称为“文明世界对野蛮世界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改造与拯救”。如果你想了解美国，了解美国的伟大与卑劣，了解美国为什么成为地球上的战争之国，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攻打伊拉克，来到越战纪念碑前，你就会豁然明了。
正如美国人极端的性格一样，美国精神将伟大与卑劣都表现到了极致。在文明的借口下，所有与美国的种种不同，都会被视作开战的理由。在越战纪念碑前你就会明白，美国为什么会成为战争之国。越战纪念碑蕴蓄着人性与政治的搏斗，它的背后掩藏着人性的呻吟和反抗。
……
在《天与地》里有听过这样的呻吟和反抗，这是根据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
越南中部一个生产稻米的村落，冯家生了一个叫黎里的女孩，她和其他当地人一样，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从幼年期，黎里便开始经历战争的摧残和生活的磨难，却没有想到，命运把她带到了一个叫美国的地方。更没有想到的是，把她领到这里来的史蒂夫，一个在越南温存体贴的美国大兵，此时却变成了一个酗酒、满口脏话、充满着暴力喧嚣的野蛮人。
来美国后的黎里十分富足，内心却非常痛苦。开始，她无法理解丈夫的暴虐，很快，当她得知史蒂夫的“工作”是为美国政府贩卖武器，并被派往美援国家去教授杀人时，她的精神几近崩溃。她没有想到，自己逃出了祖国的战火，自己的丈夫却仍在帮助政府去屠杀别国人民！
一天，怒吼的史蒂夫用枪顶住黎里的头，险些要了她的命。为此黎里毅然提出与史蒂夫分手。但当她与禅师倾诉了自己的痛苦，禅师告诉她。“如果你不接受史蒂夫，只会增加你自身的罪孽”时，黎里决定，再给史蒂夫一次机会。
黎里拨通史蒂夫的电话，告诉他：“我爱你，史蒂夫，我爱我在越南见到的史蒂夫，他还在，我要把他找回来……”此刻接听电话的史蒂夫却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顿时，一片阴影向黎里袭来，她赶到史蒂夫的住处，看见的却是死去的丈夫，在长久暴虐与愧疚中不堪负重的史蒂夫终于赤身裸体地崩溃了！
想必史蒂夫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罪恶吧，脱去魔鬼的服饰，扯下虚伪的外套，以一个人来世的方式告别人世，在史蒂夫心里，也许这就是他能够给予他深爱着的东方女子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