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7日，法使傅乐猷到财政、外交两部交涉，继续要求按金法郎偿付庚款，并限中国于2月10日前答复，否则将取消中法实业银行协定。内阁总理张绍曾大为惊慌。9日，内阁通过此案。10日，新任外长黄郛照会法使傅乐猷，承认以金法郎偿付庚款。27日，英、法、美、比、意、荷、日、西八国公使，联名照会外交部，要求各国赔款一律按硬金计算。
张内阁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此时，津、保政客正在布置政变倒黎，在他们的策动下，国会于2月13日咨达北京政府，此案在未经提交国会审议以前，不能认为有效，并致电法国国会否认此案。5月9日，张绍曾内阁将此案提交国会，未获解决。6月13日倒黎政变发生后，津、保政客推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却又打算承认金法郎案，以便张罗贿选经费。以上情况说明，津、保政客以前反对金法郎案，不过是借题发挥，用以打击其政敌，后来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便又“出尔反尔”了。
1923年11月5日，法、比、荷、西、日、英、美七国公使联合照会外交部，催促以金法郎偿付法国赔款。10日，法、葡两国公使又联合要挟北京政府，限于13日以前承认此案。在帝国主义的联合压力下，12日曹锟又一次任命与金法郎案有密切关系的王克敏为财政总长以代张弧，打算用“飞过海”的办法秘密承认此案，不再提交国会审议。金法郎案秘密谈判的消息流传不久，汇理银行忽将所扣盐余交还了一部分，人们不难看出：法国公使与北京政府之间似乎已经取得默契，此案将以承认而告解决。这个时候，国会议长吴景濂因为争夺内阁总理，与高凌霨(曹锟于10月12日派高代理内阁总理)发生了严重冲突，而国会议员也因曹锟对他们采取了过河拆桥的态度，甚至求一见而不可得，大家愤愤不平，因此利用金法郎案打击高代阁，纷纷提出质问。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争吵，并且由于全国人民和“反直同盟”一再地发出反对的呼声，12月28日，北京政府被迫将驳斥金法郎案的照会分致有关各国。照会大意说，根据《辛丑条约》第六项，“用金”系指金币而非生金，不得视为金款债务。双方既经协定以电汇为付款办法，则汇兑率之涨落，虽暂时与此国或彼国有所不利，在实际上究不能视为舍去该国货币而改付现金之理由。且付款十余年来，金银兑价时有涨落，各国逐年按月收受各国国币所规定之数目，并无异议，对于法国未便破例办理。
1924年2月4日，代理领袖公使、荷兰公使建议将此案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公判，法国公使对此坚决反对。8日，八国公使根据法国公使所拟文稿，联合提出驳复外交部的照会。3月1日，法国公使单独提出更强硬的照会，竟以下旗回国恫吓北京政府。美、荷两国公使做好做歹地劝告顾维钧迅速承认金法郎案，以免引起国际纠纷，对中国有所不利。在这些情况下，曹锟一面打密电指使各省直系军阀通电赞成承认金法郎案为北京政府撑腰，一面打算又一次收买国会议员通过此案。但是，各省直系军阀慑于人民的巨大力量，都不肯代人受过，曹锟也就不敢一意孤行。5月16日，有人送木匣礼物给顾维钧，里面装置炸弹，开匣时炸弹爆炸，当场死伤数人。从此北京当权人物再也没有人敢于出面来主张承认金法郎案了。
前面说过，由于法国拒绝批准九国公约，特别关税会议无法召开。此时各国不仅不肯提供借款，反向北京政府讨索到期外债，截至1923年10月，各国扣留关余已达1000万元以上(用以偿还到期借款)，加以各省军阀气势汹汹地讨索欠饷，逼得北京政府走投无路。1924年3月10日，北京政府终于不得不向八国公使提出照会：“根据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原定俟该约施行后三个月内，由中国政府制府择定地点，定期召集特别关税会议，议定撤除厘金，增加二五附加税，各种奢侈品亦均增加税率。至今已届两载，各签约国尚未完全批准该约，以致特别会议不能如期召集，中国财政上种种计划无法进行。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提议先行召集预备会议，为将来特别会议之准备。”此项建议，目的在于打破关税特别会议不能召开的僵局，从预备会议上提出以二五加税抵借外债的要求。当天下午外交团开会讨论，英、日两国公使大体上同意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但都附有条件，英国希望指定二五加税为外债的担保品，日本所关心的是以这笔税收优先偿还还没有的外债(如西原借款等)，法国公使则坚称金法郎案如不解决，法国断然不同意召开任何性质的关税会议。3月31日，法国首先以不同意的照会回答北京政府。随后英国公使表示，九国公约必须参加国全体签字才能生效，法国既然不同意召开关税预备会议，英国也就不便单独作出决定。此时英国工党政府已经登台，新任首相麦克唐纳认为中国兵多“匪”多，财政破产，内战不停，外债无力偿还，国会信用扫地，已经形成了每况愈下的一种趋势，建议由各国组织调查委员会到中国调查一切情况，然后决定所应采取的对华方针。意大利政府则屡次向各国建议推翻九国公约，改变对华方针。到6月中旬，八国公使先后答复北京政府，一致拒绝召开关税预备会议的建议。
这些年来，中国人民所看到的都是些面貌狰狞的帝国主义，从“十月革命”以后，才看到了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的国家。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发表了放弃帝俄时代对东方各国所取得的一切特权的宣言，1919年7月又发表了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所取得的特权，归还租界并废止中俄两国间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苏维埃政府先后派优林、越飞等为代表到北京，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可是英、美、日、法四国公使公然压迫北京政府，拒绝与之谈判。而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公开进行谈判，仅予优林等以非正式的接待。1923年9月，苏维埃政府又一次声明完全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特权，并派代表加拉罕来到北京。苏联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和它的和平外交方针，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呼，9月2日，加拉罕到北京时，北京各团体代表千余人主动地到车站迎接。8日，北京学联和30多个学校的代表在中央公园举行盛会招待。10日，北京高等以上八校全体教职员也开会表示欢迎。加拉罕在参加冯玉祥的招待宴会中风趣地说：“冯将军现在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如果冯将军仅仅担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一工作就未免太轻松了，因为苏联是绝对不会侵犯中国边境的。”
北京政府派王正廷负责进行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这时英国工党政府已经承认苏联，帝国主义不可能再联合起来干涉中苏谈判。但是日、美两国仍然多方从中作梗，致使已经取得一致的中苏协定，1924年3月被北京政府宣布取消，改由外交部接办。随后，在全国进步力量日益增长的形势下，外交总长顾维钧不得不于5月31日与苏联代表加拉罕签定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十条，并且发出了正式承认苏联的照会，在协定中，苏联宣布无条件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放弃租界、治外法权、庚子赔款以及与第三国所订足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条约、协定等。
但是，中苏协定成立后，公使团(帝国主义集团)强词夺理地硬说苏联不能继承帝俄政府的权力，拒绝将帝俄使馆交还苏联代表。随后它们知道这种说法太荒谬可笑了，便又采取延宕手段。6月11日，领袖公使、荷兰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声称苏联必须派有正式使节来华，向公使团提出正式手续，才能考虑交还使馆的问题。此外，关于中苏两国使节级别的问题，又引起了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场纷扰，苏联在各国的使节都是大使级，在中国当然不能例外。根据外交惯例，如果驻在国只有一个大使，这个大使就是外交团的当然领袖。以苏联大使代表各国，这又是各国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日本、美国纷纷打算将公使升格为大使。这里却又遇到一个新的矛盾：它们一方面坚决反对苏联大使为外交团领袖，另一方面却又不愿在中国这样一个“劣等”国家设置地位，做“崇高”的大使，公使团开会研究的结果，一致认为在中国未偿还一切到期外债和解决与各国间的一切悬案以前，不能考虑使节升格的问题。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坏主意，8月2日公使团作出决议，领袖公使以公使中年龄最长者担任，这样，就成为“论齿而不论爵”，而把大使领衔的国际通例推翻了。
花巨款搞贿选，为国人所不齿，当曹锟喜滋滋登上总统宝座之时，一个以反贿选为起点的反直风潮已经席卷了神州大地。早在保派分子大搞“先宪后选”骗局和筹措贿选经费的时候，反对派就以函电等形式表示反对。随着大选进程的加快，反对的声浪也越来越高，在曹锟当选和就职前后，已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反直运动。
曹锟贿选的丑恶行径激起了全国公愤。选举当天，上海各家商店门前悬挂白旗表示抗议。选举过后，全国许多地方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6日，上海市民在天后宫举行大会，与会者60余个团体，2000余人一致决议通电中外，否认曹锟为总统。出走到上海的参、众两院议员171人联名发表宣言，声讨曹锟贿选之罪。7日，杭州浙江省教育会通电：曹锟行贿应从严惩治；受贿议员应依律处罪；通电各国驻京公使，勿再贷款、售械给曹锟政府，助我内乱。杭州各团体、学校举行有五六千人参加的救国大会，会场内竹竿上插有浙籍受贿议员18人的纸扎猪像，与会者各执小旗一面，上书“一致讨曹”“誓杀曹锟”“五千元代价之猪仔”等标语。8日，孙中山在元帅府召开会议，议决通电讨曹。他指出，曹锟的贿选，是“文明之国家所认为奇耻大辱者也”，“故中国人民认曹锟之当选总统，为一种篡窃叛逆行为，在理在势，皆须反对而讨伐之”。他希望各友邦与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曹锟的贿选。10月10日，曹锟就职之日，上海各团体数千人举行上海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沿途散发传单，各持旗帜，上书“国民一致坚决请各省军民长官出师讨曹”等字样。11日，广州议员开会讨论，一致通电否认曹锟贿选的总统，并请孙中山立下明令，声讨问罪。孙中山下令通缉附逆议员，并电请奉皖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同时起兵讨贼。13日，广州工学界在教育会开国民大会，议决：声讨曹锟，惩治受贿议员；宣言中外，否认贿选；请孙中山出师北伐。广大群众咒骂曹锟为“贿选总统”，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国会为“猪仔国会”。杭州、芜湖的学生捣毁了当地“猪仔议员”的家宅。一向视民主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士、看不惯拿钱买选票的西方媒体也是一片鼓噪声。
与此同时，浙江的卢永样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东北的张作霖、云南的唐继尧等都先后发出了讨曹通电。显然，曹锟在各界各派的反对声中就职，而这一反对声浪在他就职后依然继续蔓延和发展。曹锟与民众矛盾的日益激化，与其他各派对立的日趋加深，注定他的总统不好当和总统宝座的不牢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