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扶贫纪事》《窝头故事》一样，这两篇小说的题材也都取自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现实生活，及时追踪农村社会现实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呈现乡村命运的艰难遭际和变革发展的迫切要求，但不同的是，前者都是以男主人公为中心偏重于对现实时弊的写实和揭示，《走过乡村》和《仲夏的秋》则是以女主人公的命运为中心，它们抒写着乡村民生的风云变幻、酸甜苦辣，抒写着女性命运和心灵的寂苦，更多了一份忧伤的情怀与抒情的调子，同时，又透过女主人公的命运折射出乡村的现实命运，跳动着强烈的时代脉搏。在《走过乡村》中，通过纯朴自然而又率真的少女倪豆豆被素有流氓习性、如今是村支书兼村办企业公司经理倪土改霸占的故事，展示了当今乡村生活的矛盾冲突和黑暗面，写出中国农村迈向工业化和富裕生活的一种复杂性、严峻性，被著名评论家雷达评价为是1995年中国“最令人震动的农村小说”。《仲夏的秋》描写了少妇“秋”在仲夏时节里的焦躁情绪和种种心理困惑，她企盼外出打工赚钱的丈夫归来，却只见汇款不见人，深感一个人的寂寞和支撑农家小院的艰辛。当回乡青年“夏”闯进她的生活中时，她似乎找到了感情寄托，然而“夏”仍不甘滞留于农家田园生活，最终又弃她而闯世界走了，这再一次使“秋”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和无奈的空虚之中。读过《仲夏的秋》，使人看到，那种古朴的田园牧歌式理想、追求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一次次被无情地打碎，已成为永远寻找不回的“过去”，“田园”的意义正在消解。小说由此也揭示出市场经济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和人们价值观的变革，表现出追求富裕及经济目标对田园“农家小日子”的决裂和抛弃。
上述两篇小说的共同特点，是塑造了两个纯朴、自然、美丽的女性形象，并且写出了农村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她们的悲剧命运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而男性形象一般都具有复杂的社会性、更看重富裕、看重经济，有着改善生存环境、开拓新生活的自觉意识。似乎作者有一种深层无意识的灵感，即把农村女性看做是农业文明的母体，那么，在这样一种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在历史向农业社会告别而向工业社会推进的潮流面前，她们的牺牲和惨败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可以说，无论《走过乡村》还是《仲夏的秋》，都逼真地再现了当代乡村生活的真实状况，记录了这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流动。其中所有的人和事，无不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无不可以找到现实的根据，从而具有真实性的普遍意义和强烈的典型性，成为“时代生活和情绪的历史”。
但值得注意的是，谭文峰小说创作的真实性，却绝不是只停留在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描摹上，而是饱含着作者对现实的十分真切的诗性理解与情感。这两篇小说让人读后都有一种萦绕不去的思绪，有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让人咀嚼不尽，仔细想来，它恰恰是作者融入其中而散发出的一种东西。也就是说，《走过乡村》和《仲夏的秋》是小说、是文学，是一种诗意的抒写，而不是客观实录的记者调查。诗意真实性既不同于哲学的真实，也区别于历史记载的真实，它有着独立的本质特性，那就是以生命的激情和智慧对现实、对人生的真切感受和理解。这是他的小说所以动人的更为内在的力量。对谭文峰来说，正是农业社会、古朴乡村的母体孕育了他，这使他与往日的一切有着割不断的乡村情结。“面对父老乡亲的生存现实，面对乡村缓慢艰难的进展脚步，面对数千年乡村文化的积淀，我感受到的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和焦虑。”谭文峰的小说创作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
黑格尔说，艺术的存在缘于现实的缺陷。由于作者把自己的生命和心灵与乡村父老乡亲交融与共，又能在个性体验中上升到充满忧患与希冀的主观的反映，所以他的小说创作不是那种单一外在的审视、平视，而总是处在“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双重视点、双重情感之下，这就使他的小说在表现乡村人生的真实图景时，往往活跃着父老乡亲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生命律动的节奏：欢欣与安慰、迷惘与失落、困惑与焦虑，并且成为人类自由愿望与必然法则的相互关系的真实反映。在小说中，一方面是人的社会性的存在本质，另一方面又保留着感情个体的生命欲念，因之就发生着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情感与意志的种种对立与矛盾。而历史的发展又常常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迫使人作出艰难而痛苦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便总是传达出一种旧伦常的脉脉温情在情感上的萦系。如《走过乡村》多次重复写道：“一种又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泛上心头。我极想赶快逃离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乡村，我曾十分怀念的乡村。”《仲夏的秋》也多次写道：“一种焦躁的情绪不断在秋的心里弥漫。……秋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怅惘和失落。”显然，这些都真切地传达出乡村百姓以至作者对待人生世界的情感态度的心理真实。田园生活，对于乡村百姓来说，虽不富裕奢华，倒也自然温馨，于是便成了他们生活的一种归宿，成为传统农业文明的象征。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它正在经历着痛苦的蜕变。这样一种发自生命根柢的真实便使读者受到心灵震颤，真切体验着人类生存的全部真情和心理，获得心灵绝大的真实、自由。
其实，文学的价值常常就在于以心灵代偿的方式弥补其精神上的失落，从而帮助人们理解历史必然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这也正是谭文峰新近的这两篇小说所给予我们的。谭文峰的小说创作有此效果，并非他在艺术上追求新潮时尚，相反倒很是平实、淡然，关键在于他传达出生活现实与生命感受的本真，从而便把读者带进到一种真切厚实、韵味深长的审美境界。
1996年1月
乡村题材的执著耕耘与出新
尽管当今的山西文学同全国一样已然呈现出多元、丰富、驳杂的样态，讨论山西新锐作家群，不能不说乡村写作仍然是其主流和突出的特色。
如所周知，乡村文学曾经是中国文学的主体，也是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梦想的绿洲。中国是一个天然的农业国度，乡村构成了它的整个生活底色，或者说文化原型。在谈及中国现在有些人炫富或炫贵时，不是常有人调侃说“三代之前大家都是农民”吗，这其实道出了中华民族历史变迁中的城乡分离和对峙的种种矛盾、纠葛与变异，故而在20世纪的文学中，无论是离乡背井进入城市的作家，还是留在乡村世界的作家，乡村的影子一直伴随着、缠绕着他们，乡村题材的写作也一直为文学的主流。无疑，自上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文学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化、城市化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心，新都市、新市民、新体验写作跃居文学前台，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文学的确边缘化了。但对于真文学来说，时潮并不是决定的因素，写什么样的东西在于脚下的生活是什么，在于生活体验和生活的孕育。由此决定，乡村文学的执著耕耘仍然是中国内陆省份尤其山西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作为一个黄土高原的农业省份，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就以乡村写作驰名全国、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页，从80年代的“晋军”崛起到90年代的房光、谭文峰、王祥夫们又以乡村写作凸显晋风特色，那么，及至新世纪成长起来的这代新锐作家群，诸如葛水平、王保忠、杨遥、杨凤喜、李来兵、曹向荣等等，乡村书写依然是他们的钟情和亮色。
自然，文学史的视野是我们在考查乡村文学中需要的。就当下这批新锐作家群来说，其乡村写作的新质何在？与前几代作家有哪些不同？应该说，这种新质和不同既是山西代际之间的，也是时代文化气息的折射，呈现出一种从主题内容到艺术笔法的新变。纵观中国现当代乡村文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写乡村大体有四个阶段：一是20年代到30年代，一般叫乡土文学，主要是进入都市或留洋归来的文人所作，以外在的和启蒙的眼光看乡村写乡村，充满怀恋与忧伤的田园情调；二是40年代到60年代土改和农业合作化时期，一般叫农村题材，以政治的眼光反映农村问题和农村变化，充满激昂的革命情调；三是新时期80年代，是从农村题材到乡村文学的过渡时期，一面是问题式农村题材的小说，诸如《乡场上》《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等等，一面则是早期“乡土味”的某种回归，如“寻根文学”；四是90年代到当下，一般称之为乡村（乡土）文学，很少有再叫农村题材的，山西这代作家群即当属此。概念的变化即是观念的变化，如果说农村题材是当时政治化的一个概念，如今叫乡村文学也好、叫乡土文学也好，都是一个文化社会学的概念，而这种变化恰恰反映了当下乡村文学的写作视角和审美追求，也反映了主题蕴含和风格色彩的时代意味。
读这些新锐作家的乡村小说会发现，他们的乡村写作已不再是单纯的现实主义可以概括，无论在关注“现实”的题材和内容层面，还是在情感和艺术形式方面，与以往的农村题材都表现出明显差异。倘若说曾经的“山药蛋”派主要是写农业合作化改造、是土地的重新分配和农民的翻身问题，其后“晋军”仍主要是农民的贫穷愚昧和翻身问题，而当今时代生活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这代作家走出了前辈模式，把创作视野转向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峙与撞击中的乡村、乡人的生存命运，显示了主题的转换。例如王保忠引起反响的《奶香》写了金钱挤压下乡村小人物的尴尬，小说通过木生一家代为哺乳大款二奶所生孩子的尴尬和辛酸，写尽了求生存的无奈，因始终有一个他者的城市作为参照和比衬，使小说获得了一种时代特色的深刻背景。杨遥《闪亮的铁轨》则写京原铁路给一个叫做“弧”的村子带来的某种开放和环境污染，原本以为村子会因它热闹起来，但村人得到的是车窗里扔出的饮料瓶和废纸，现代化的铁轨并没能改变村子排外的封闭和宁静；其《二弟的碉堡》入选李敬泽主编的《21世纪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它通过“二弟”的养殖致富给村人带来的不安写出乡村世界两种文明的冲突与对峙。还有获得赵树理文学奖的女作家曹向荣的《憨憨的棉田》，主要写农人对土地、农作的热爱，写乡镇工厂给棉田带来的污染危害和农人对种植生活的维护。其他如杨凤喜的《豆花》、李来兵的《别人的村庄》也都写出了乡村社会结构性、价值观的激荡。这些小说在审美情感上一面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历史愿望，一面又不无保守、质疑和反思，由此带来一种新的艺术风格。
在这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已经不是把写出现实矛盾冲突作为小说的重心，也褪去理想化色彩，而是一种对人类本性、欲望、必然的思考和茫然，现实与历史、外在与内心、写实与魔幻、存在与穿越，种种复杂因素交织于一体。杨遥获得赵树理文学奖的小说《奔跑在世界之外》写现实中的人心冷暖却用了一个超现实的意象隐喻，李来兵的《客人》将乡村女性生存的寂寞、内心情感需要和外在世界的冷漠写得虚幻缥缈。即使对乡村美好人性和淳朴伦理情感的书写，如王保忠的《柳叶飞刀》、曹向荣的《泥哨》、杨凤喜的《镰刀》等，也往往是对正在式微中的农业文明的一种抒情式重温。此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葛水平的乡村小说，尽管她常常被作为女性文学的话题来讨论，其乡村小说更注重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形式的汲取，追求故事的传奇化和穿越性，将乡村文学的朴素描写与现代派文学的象征手法嫁接一处。她的《喊山》曾获得鲁迅文学奖，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裸地》可称为“文化诗性的乡村历史叙事”，它融哲学、历史、民间世俗、诗性想象于一体，写出的是一个时代的华丽衰落和乡村乡人的命运无常。如果说，近年来不少作家都在追求“乡村小说”的出新方面作出了尝试，像人们公认的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在表达对于现实的忧患和历史反思时的夸张风格，陈应松在追求“多主题交织”和“浓烈的诗化”风格方面取得的成功，那么，葛水平的乡村小说在创新探索上堪值关注。
无论如何，乡村小说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尤其对山西这样一个典型的现代化转型中的乡土地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山西新锐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
2012年1月
从精神流浪到梦里梦外
当我在阅读了李来兵的小说、创作谈又试图体味这一切时，它使我顿然联想到奥地利心理学哲学家弗洛伊德。作为20世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发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曾使多少学者倾倒，亦引起多少怀疑和批评。然而，即使怀疑和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弗氏精神分析美学的真理性：“艺术即白日梦”，“艺术是一种疗伤和拯救的手段，它通过幻想、宣泄、创造给人以抚慰和快乐”，李来兵的创作活动显然再度诠证了这一审美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