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学活动来看，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出现不同侧重、不同切面的价值取向。《诗经》的许多创作中已清楚表露出侧重功利的文学观念，孔子就明确提出了“兴、观、群、怨”的文学功利观。汉代，一方面，孔子的艺术功利观得到极大强调，并日趋狭隘化而附庸于极盛一时的“经学”，文学的价值意义竟被局限为美、刺封建政治的单纯工具，如对于《诗经》中一些“径情直遂”的诗歌也从美、刺着眼，极力寻找“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等儒家教义的微言大义（见《诗大序》、郑玄《诗谱序》），而对于汉赋中艺术想象、辞藻形式的艺术追求，扬雄鄙薄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王符指责其“好语虚无之事，争著彤丽之文”，尽管他们对汉赋形式主义的批判是有力的，但却不免流于重“质”轻文的偏颇。另一方面，却是唯美的、形式主义的追求。由于文学的发展带来“两汉文章渐富”、“辞章之学兴”的局面，艺术独立性逐渐突出，但随着人们对文学独特性的认识，当时主要的辞斌作者枚乘、司马相如等都特别看重文学的艺术美一面，并把文采辞藻作为主要的创作意向去追求，遂形成文学活动中唯美的、形式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见，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两极性价值追求及其二者的对立、对峙。
无论过分强调功利的还是只追求唯美、形式的，两种偏执的价值取向都受到当时或后人的批评。但尽管如此，它们在后代的文学活动中仍是不断复现、轮回。前者如唐古文运动中韩愈的“文以载道”说、宋代的理学诗风等，后者如六朝文学的浮艳文风、晚唐五代的“香艳”文学、宋初的“西昆体”诗作、明清的形式主义模拟文风等。时至近代，更明确形成梁启超为代表的“艺术政治功利化”一极和王国维为代表的艺术“非功利”的唯美一极。梁启超认为文学是“寄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的“新民”工具，王国维认为文学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的纯美享受。这二大支脉都影响到近现代文学，例如五四时期“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的现象，例如鸳鸯蝴蛛派的享乐主义文学。可以说，中国文学活动中价值取向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倾向，便是片面对社会功利性或片面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正像郑振铎先生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中指出的：“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学观，却是谬误的，而且是极为矛盾的。约言之，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主持‘文以载道’的，他们以为文非有关世道不作……一派则与之极端相反。他们以为文学只是供人娱乐的。在文人自身则以雕斫文词、吟风弄月之诗斌，为自娱工具。”
问题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历史的总结，更主要的在于认识当代的文学活动。因为两极性价值取向仍困扰着当代的文学活动。例如中国上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极“左”政治思潮的盛行和挟制，文学的功利主义越来越狭陇化、肤浅化，不少创作缺乏生动的审美体验和形式感，跟着具体政策进行思想图解。到“文革”时期，文学更成为阴谋政治的婢女和工具，以至于把文学引入生命窒息的境地。而“文革”结束进入历史新时期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文学活动独立性的张扬，许多作者自由酣畅地抒写具有个性生活体验和审美形式迫求的作品，但从理论到实践，相当一部分人又倒向文学非社会化、非功利性一极，一味醉心于非理性主义、享乐主义的追求，迷恋语言编排和结构配置的“纯形式”美，从对文学狭隘功利主义的反拨又陷入文学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泥淖。因此，充分看到文学两极性价值取向的可能性，认识其偏激的误区，对于今后的文学创作是非常必要的。
自然，文学价值追求的两极性具有其内在的原因。客观上，它是文学本身内部矛盾的一种反映。哲学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生命、运动和发展，都是由于事物本身存在着矛盾，存在着肯定与否定、绝对与相对等等。黑格尔曾说：“本质的异即是‘对立’。在对立中，相异者，不是任一别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事物。这就是说，每一方面只由于另一方面反映回来，方能自己映照自己。另一方面亦然。这样每一方面都是对方自己的对方。”黑格尔这段话说明世界上任一事物都是由矛盾双方构成的，矛盾的每一方面都与另一方面联系而存在，二者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文学活动也是如此。一方面，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人学”（高尔基语）的属性，它既是写人的，又是人写的。而又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从用一种语言符号进行传达来说，文学与其他用语言传达的意识形态一样，都是思想情感的表现、交流，必然体现某种意图、目的；另一方面，文学又是审美意识形态，具有“美学”意义，它必须把话说得漂亮动情，想象地创造出一个感性的、美妙悦人的意象形式，取得相对超然于现实的艺术美境界和效应。文学的矛盾双方相联系而存在却又有着本质的异和对立。因而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或观点理解文学时，就可能对文学的矛盾联系作出不同方面的把握。这样，当强调或肯定一方的同时，必然包含着对另一方的忽视或否定，当绝对追求一方的同时，必然导致对另一方的相对丢弃，从而也就造成文学活动中价值取向的两极性。
文学两极性价值追求的出现虽有一定的、必然的根源，在文学活动中也都有各自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文学功利价值对社会的功用、文学形式美价值对人类审美和艺术发展的功用），但其偏颇性则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必然造成文学的真、善、美价值的脱节，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分离，导致文学价值的减损。对于文学活动者来说，片面而夸大地认识文学的某方面特质，偏激地追求一极价值取向势必带来文学活动的倾斜和失落。这就违背了文学活动本身的各种内在联系，结果只能导致文学整体价值的分裂，带来其价值的狭窄和肤浅，最终既不符合社会的需求，也不符合人的审美需求，难以取得审美大众的认同。其次，它必然造成文学的画地为牢、生命窒息。从狭隘功利主义出发的文学，常常囿于某种政治、道德观念的图解，失却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失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理学气、公式化、概念化严重而缺乏艺术美，不能给人生动的审美享受；从唯美观或形式主义出发的文学，则又离开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要求，丢弃了个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丢弃了文学引导人的精神品格升华的职责，虚无浮艳、雕章琢句的形式主义严重而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形成与社会、时代、人民的疏远。因而它们每每陷入困境，终至引起新的文学的反拨与革新，引起文学价值追求的重新调整。
二
与上述两极性价值追求相反的，是文学活动中必然性的价值取向，即社会功利性与艺术形式美完整、协调、统一的价值取向。它并非折中或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根本受事物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决定，体现着文学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要求。由于这种价值追求存在于文学的社会意识性与艺术审美性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双重特质的统一体中，因而是最真实的、最全面的和最完善的文学价值取向。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社会功利价值并不是狭隘的某时某事的应用意义，而是一种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即崇高的、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功利价值。前者背离文学的美学规律，与自由酣畅的审美创造根本对立，后者则与文学总的精神追求根本一致，有着审美创造的广阔天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功利一极与艺术形式美一极就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存在，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从而构成文学的生命力所在。因此，真正人类功利与艺术形式美完整统一的价值追求，就成为文学活动中必然性的美学要求和内在规律。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识具有科学而明确的内涵和意义。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历史前进的角度，特别注重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文学的艺术特性，明确反对离开艺术去追求意识形态功利的倾向。他们既反对那种离开时代要求和思想意义一味描写人物个性的“恶劣的个性化”，又反对那种离开艺术美感形式一味追求政治宣传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恩格斯还特别提出他对“戏剧的未来”的美学理想，它应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这一“融和”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充分认识到文艺二重属性的对立统一，注意从美学的、历史的两点论衡量文艺作品，并揭示出两极性价值取向融合统一的必然要求；二是有着全新的内涵和科学性，这就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之科学的、历史的功利主义认识。“较大的思想深度”即符合或揭示出社会历史前进及其本质趋势的思想价值，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在原德文版中作为对“较大的思想深度”的解释，意即符合社会历史前进及其本质趋势的思想价值应是寓含在体察和领悟了社会生活内容的描写之中，通过后者的描写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这就既超越了以往时代某些狭隘的、浅薄的以至违背文学特殊性的功利主义，又合乎规律地把文学的功利观统一到文学的特点和规律上来，从而科学地、深刻地揭示出文学价值追求整合的美学规律。
在这一点上，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经典作品的被认同也都给我们以启示。从我们的阅读经验和所知道的事实来说，文学史上经过一代代历史大潮淘洗而沉淀下来的、具有永久魅力的、为后人评价最高的，总是那些同时将历史蕴含与艺术形式的价值追求凝为一体的作家作品。这是有目共睹、众所皆知的事实，是文学活动已经一贯验证了的。譬如中外文学史上留传下来的著名作家作品，如中国古代的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白居易、曹雪芹等以及现代的鲁迅、郭沫若、茅盾、曹禺、巴金等人的创作，外国文学中的但丁、莎士比亚、莫里衰、雪莱、拜伦、雨果、托尔斯泰等人的创作，这些作家没有一个把自己的创作附庸于狭隘的政治近利，也没有一个甘心坐在“纯艺术”的象牙塔内。他们既深知文学的社会历史使命，又谙熟文学的艺术规律和要求，在文学活动中坚执于完满而完美的价值追求规律，这使他们的创作都达到深广的思想意蕴和优美的形象形式的和谐。因而不仅能引起人们直觉维度的美感体验，同时还以丰富蕴藉的社会历史、人生内容，给予人们精神维度直至形而上的深度感受。正是这两种维度相互依存、映衬所构成的张力和价值效应，把他们的创作推向文学的峰巅，赢得世界不同国度读者长久的共鸣与赞誉。
综上所述，在文学价值追求的问题上，一面体现出的是主体（文学活动者）的能动性，另一面则更体现出客体（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好作品的关键在于达到黑格尔所说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只有当主体追求同客体规律相吻合、相一致时，才能获得真正完满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境界。
1992年2月
思·言·诗
——论人的审美生存及文学诗语
从19世纪到20世纪，“死亡”竟然成了一个不断光顾人类和困扰人类的最常见的词语。尼采曾宣告说，上帝死了；巴尔特则说道，作家死了；福科继而又说，人也死了。西方哲人这一系列的“死亡”之声乍听起来有点危言耸听、不可思议，实则在某种意义上倒也逼近了这样一种真实：在这个错杂变幻、日趋功利的世界上，物质的、利益的、权力的等等东西对主体的、精神的、自然神性的淹没和吞噬。就以现今的中国文学而言，不能不承认，在市场经济之下它确乎有些受到物质的、经济的、功利的挤压。在普通人中，你有时会听到不屑地发问：当今的重心是物质、经济建设，文学能顶什么用？在文学圈内，你也常会听到无奈的慨叹：如今仍有人为我们出版诗集、关爱文学，这已经很难得了。这种状况不免令人深思：难道文学真的竟落到了这样一种可悲、可怜的境地了吗？在现代科技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文学对人们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不管社会世态如何的变化多端，不管现代科技物质文明如何发达，文学对人们的意义并没有改变，可以说文学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需要，因为它与人的生存形式的不可分割是显在的客观事实，就像婴儿在母胎里与母体不可割断的脐带关系一样。人要生存，尤其要活得好一点，就不可缺少文学的相伴和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