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李白是病卒的，最早见于李阳冰为李白诗结集写的《草堂集序》，以后的碑碣著述多持此说。范传正写的《墓铭》，说“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宁审乎寿终百年”。李白嗜酒成性，特别到了晚年，“狂饮”更是他生活中的一大特征，所以醉而致疾致命的可能极大。晚唐诗人皮日休作《李翰林诗》（《七爱诗》之一）也说“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这就明确无误地说李白因醉得疾，他的灵魂是带着醉意升天的。郭沫若以他谙于医道的口吻说，李白61岁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曾决计从军，行至金陵发病，半途而返。此为“腐胁疾”之初期，估计当为脓胸症。又说，他62岁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化，向胸壁穿孔，成为“腐胁疾”。十一月卒于当涂。
说李白是溺死的，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所述：“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宋代洪迈《容斋五笔》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在前面冠以·世俗言”三字。所谓“世俗言”者，就是说它是民间的一种出于美好的想象而产生的传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富有浪漫气息的民间传说的出现，并不是在王定保或洪迈的记述之时；而是在李白去世不久的时候就已广为流传了。到了元代，王伯成编《李太白流夜郎》杂剧，其中有白入水中，为龙王所迎去之说。虽然艺术不等于现实，但对李白的死因，更釉上了一层夺目的神奇色彩。
那么作为正史的《旧唐书》和《新唐书》是怎么说的呢？它们在提到李白之死时，都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并没有明确肯定他的死因。既没有说是“腐胁疾”致死，也没有说“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旧唐书》上说他是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的，这也许正可以用来证明“醉死此江边”（唐代项斯《经李白墓》句）的传说是有几分可靠的。所以清代王琦对此有段评论：“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耶？抑小说多妄而诗人好奇，姑假以发新意耶？”这就是说“病”和“溺”两者或许都有可能。
李白一生，流离坎坷，经历奇瑰。爱酒、爱月、爱狂、爱傲视权贵。他才气横溢，却命运多舛！到了晚年穷极悲苦又不甘寂寞，时时喟叹自己愤懑的一生。虽胸怀大鹏之志，而命运之神为其安排的却是“中天摧兮力不济二的不堪，“白发三千丈”之忧烦；没奈何，竟日呼酒买醉，可惜“举杯消愁愁更愁”。心，越来越恼；酒，越喝越多。大量的酒精已经侵蚀、损害着他的肌体，而他还兀自举杯浇愁，直至病人膏盲而不可救药。从而推论其死因。他的族叔李阳冰的话应该是可信的。李白在去世前曾赋（临终歌》一曲，浩叹一生壮志未酬的悲怆。如是悲歌一曲，岂临终遗言乎？
所以，刘大杰以文学史家无可置疑的笔触写道：“（李白）六十二岁，以腐胁疾死于当涂……说他入水捉月而死，那是不可信的。”所谓李白之死的“谜”，似乎并不存在。
然而，有人认为稗官野史之言，也并不是纯属毫无价值的无稽之谈。李白一生浪迹江湖，热爱自然。他的诗，有许多是写月的。诗人把美丽的月亮看成是高尚皎洁的象征。他的诗，又有许多是写酒的。诗人把美酒看成是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举杯望明月，俯首看现实：创痛巨深，贫病交加，一切美好向往都——幻灭了。一个傲岸不羁，竟欲驰骋于天地之外的人，竟落到如此潦倒的田地，那是不堪忍受的。严酷的现实，逼得他几乎要发狂了。诗人在《笑歌行》和《悲歌行》里，十分清楚地描绘出了自己哭哭笑笑的狂态。一个处于半疯狂状态的人，“醉而落水”反倒更能博得人们的同情。
安旗对李白的死，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摹拟式的描绘：“夜，已深了；人，已醉了；歌，已终了；泪，已尽了；李白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了。此时，夜月中天，水波不兴，月亮映在江中，好像一轮白玉盘，一阵微风过处，又散作万点银光。多么美丽！多么光明！多么诱人！‘我追求了一生光明，原来在这里！”醉倚在船舷上的李白，伸出了他的双手，向着一片银色的光辉扑去……只听得船夫一声惊呼，诗人已没人万顷波涛。船夫恍惚看见，刚才还邀他喝过三杯的李先生，跨在一条鲸鱼背上随逐流去了，去远了，永远地去了。”
文学大师的凄惨结局
一代大师的墓碑竟然如此粗劣、潦草，与他今日誉满天下的声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怪乎有人要疑其真伪。
1968年冬，在北京通县张家湾村，人们正在进行平整土地的大会战。该村青年李景柱在无主墓地的地下1米处发现一块长100厘米、宽40厘米、厚15厘米的青色基石。
李景柱算是当地的“土秀才”，他见石上刻有“曹公讳霑墓”字样，右下角还有“壬午”两个字，便想这可能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墓志。村民还在近处挖出一具男性残骸，以为大文学家的嘴里含有宝物，便将尸骨全身分离，随意抛散。
这天晚上，李景柱找人帮忙，把墓志载运家中，再用铅笔、窗纸拓好精心保存。
1991年，张家湾镇政府拟建公园，立碑林，李景柱将墓志无偿献出。
1992年7月，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后，“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红学界巨大的轰动，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因为如果这墓志确是曹雪芹的，将有助于人们了解曹雪芹的身世。围绕着墓志的真伪，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大争论。
文物鉴定家秦公认为，这石碑可能是伪造的。他的理由是：石碑的用石不合理，没有一个平面，说明原来不是用来做石碑的；字在碑石上的位置不妥当，墓志的最后一笔十分接近下缘；刻工很粗糙，刀法乱，有的笔划还直接借用石料上原有的斧凿痕迹；文法不合理、碑上不应称“公”，而应称“群”，如称“公”，应称其字*落款也不合理，应有立碑人等。
红学家杜景华则断定：“石碑不是伪造的。”他说：“有人疑心石碑是伪造的，但石碑出土于‘文革’时期，那时没有必要伪造一块曹雪芹的墓碑。”他还认为，曹雪芹死于壬午，是胡适和俞平伯的说法。但大多数红学家持“癸未”说。如果石碑是伪造的，那碑上为什么不落款“癸未”，以迎合大多数人的观点呢？他还推测，曹雪芹死前，家境非常艰难，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被债主们逼得没办法，曹雪芹躲到张家湾昔日曹府的一个仆人家，可没想到，曹雪芹竟死在仆人家。仆人草草将他埋掉，并草草为他刻了这么个墓碑。
红学家冯其庸也对墓碑持肯定态度。他还引证说，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寄大兄》文：“孤坐一室，易生感怀，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复斋、雪芹、寅圃、贻谋……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敦诚的《哭复斋文》中说：“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情否？”曹雪芹的故友寅圃、贻谋的墓都在通县潞河边上，为什么敦诚说“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呢？很可能他们同葬于潞河畔张家湾。
还有许多红学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究竟这墓石是否是为曹雪芹立的，目前学术界还在争议中。
清华校园里飞舞的小辫子
很长一段时间，学术圈子里的话题是围绕着一根长辫予展开的。满清遗老乎？顾影自怜乎？一代国学大师的心事，猝然淹没在冰冷的湖水里。
清朝被推翻已10年有余，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讲坛上，常常会看到王国维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衫，一付厚厚的圆镜后面是一对充满忧郁的眼睛。当他侃侃而谈起古器物的考释、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时，中外古今的旁征博引又会使他那双眸子闪射出熠熠的光彩。可是人们却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这位精通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学者，却始终拖着一条小辫？1927年夏，他拖着这条灰色的发辫跳人颐和园的昆明湖，像他的谜一般的死因一样，他的辫子也留给后人种种猜溅。
有一种意见认为：王国维的辫子是他鸣高立异的表示。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一文认为：“他少年到日本早已剪发，后来反而留起辫子；到现在宁可以身殉辫，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而从王国维为人来看，他一向都以诚笃切实为本，决不会是虚伪的鸣高立异之人。
有认为他留辫子只是形式而已，精神上并没有辫子。如殷南之在《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讲：“他在考古学上的贡献，……能不为纲常名教所囿，……所以我说他的辫子是形式的，而精神上却没有辫子。”这显然是王国维友人为其所作的委曲解说之辞，精神上没有辫子，又何必形式上留一条辫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