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说：“正义所提示的是一种自然秩序，而社会的秩序由法治来规定。正义最初的含义就是指宇宙中单一的秩序。”那么，什么是“自然秩序”或“宇宙中单一的秩序”呢？就是和谐，是世间万物之间关系的协调。把自然之中的正义精神引入人类的社会生活，那就是合理，即合乎人性。具体而言，正义表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理想目标和价值准则，即“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化、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化、人的付出和获取的对称化、人对效率与公平的正当需求和满足的刚性化”，它“侧重于制度、秩序、法则、权力、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的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无论人们道德境界高下都必须服从正义的要求”。可以说，正义之于个人是德性之善，正义之于社会是制度之美。舆论监督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合理发展在目标、理念和实践意义方面都与正义精神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社会正义观念多是从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以政治和法律为手段的社会秩序是承认“社会公正”这个价值尺度的。更早以血缘、亲情和道德为链条的社会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社会正义”的观念。但不管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都包含着太多的私欲：权力组织担心权力被弱化，强势群体不愿意把既得利益拿出来与人共享，而小团体或边缘人群则渴望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得到特殊的关照。由于每一个人、每一层次的人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于是在面对社会整体的发展平衡时，所谓的社会公正就加上了浓重的现实功利色彩。舆论监督在实践中努力追求的正是让公众在观念上跳出现实功利的追逐，把社会公正作为全社会都应当坚守的价值前提，从而使人们获得一种超越的眼光和一种开放的姿态，能学会从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愿望出发，去谋求或塑造我们所追寻的社会正义的境界。在追求这种境界的过程中，人们当然会依靠法律、政治和经济乃至科技的工具，但这些工具的运用在人的理性层面将不再是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本质性目标。人的发展将是人性的完善和精神的生长，而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使人与人更加和谐地相处，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地相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正义是一种文化的状态和精神的秩序。
这种界定和描述通常与政治学、经济学或哲学的观点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以往的论述多侧重于社会正义的法律地位和道德地位，而这里则更多地关注了社会正义的精神地位。因此，我们要强调说，社会正义是一种引导人类生活和谐化、完美化的价值向度。
回到现实生活的层面来看，由于人性本身的弱点和社会结构的弱点，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们所追求的地位平等、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随时都面临着主观的障碍和客观的干扰。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干扰，使人类自我完善的努力充满曲折，备加艰难。从世界与人类整体的角度看，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有种族与民族的冲突，有宗教观念的冲突，有社会政治制度的冲突，也有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间的冲突。从一个国家内部看，则有党派、阶级、阶层、地区、民族、社会行业甚至男女性别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无论程度如何，都于对现有社会不平等的强烈否定。这时，就凸显出舆论监督的特殊价值。
比如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性运动，就是社会舆论对持续十年的社会发展方向的迷茫和价值观迷失的一次强力纠正。而春天世界各地爆发的大规模反对美国单方面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也是舆论为保持人类良知而做的自我规范。
就事论事地看，有时舆论监督所起的作用似乎只是提醒社会管理者关注某件事或某一社会现象，这种作用有时显得过于琐碎，所以社会管理者也常常把它看得若有若无，甚至排斥、拒绝。在乔云霞教授主持的“对安徽省媒介从业人和受众对新闻舆论监督认知状况的调查分析”中有这样的数据：
从学者的社会调查中表明：媒介从业人在进行批评报道时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当地领导，他们认为监督会影响政绩、影响稳定。其实，如果把舆论监督看作一种连续的人类行为和人类精神生长的一种文化策略，我们就会认识到，舆论监督不仅是现实政治行为，它也是人类自我完善的文化行为。作为公众、社会和人类整体利益的代表，舆论监督总是在现实的层面，通过对细节和局部的强调，来推动和促进社会的整体协调。通过对具体人、具体事、具体现象的价值评价，来协调和规范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管理者不应该阻碍和排斥舆论监督，而应该欢迎和支持舆论监督，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张扬社会正义的观念，正确理解社会心理承受力和社会稳定问题，让正义观念深入人心。
从社会公正到社会正义，舆论监督的意义并不在于告诉某位权力者或某个权力部门如何行事，而在于人以这种方式向自己提出了一种需要为之奋斗的价值向度。
二、舆论监督：正义共识的途径
共识是“一个用来表示社会与文化经由彼此认同特别是那些集体层面的认同而形成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处于种种社会群体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广大社会中的人们通过论辩、努力与协商而形成的”。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不同阶层、群体、个体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和观念差异，表现出鲜明的个体特征。世界文化相互交融，西方文化的渗透造成话语侵略，传统逐渐消失或逐渐削弱。价值观念多元：提倡理想主义、爱国主义，但拜金主义、功利思想普遍存在；强调集体主义，团结友爱，但个人主义异常突出，英雄主义成为稀有。经济全球一体化给人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想信念的扭曲：追求豪华、追求享乐；权力者利欲膨胀，腐败滋生、蔓延；道德缺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歌声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捡了别人的钱要拿回扣，无偿归还失主的人就成了模范还要上电视。政治民主化、公民权利意识增强，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个性突出，追求个性化个人化的理所当然，这一切使得人们的理想缺乏、价值观念功利、自我，传统集体主义、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神话。市场经济、多元社会造成个体意志和私欲的强化和突出，但社会发展需要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共同的理想选择和美好的正义追求，必须要建立正义共识。
哈贝马斯说：社会一体化“要通过价值和规范来保障某种社会生活世界的统一”。而舆论是推动文化、传播价值观最直接、最广泛、最有效的途径。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小康”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的正义共识的话，那么这种共识需要全社会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文化的推动、价值观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舆论监督总是在具体的现实的层面纠正偏差、敦促理想的实现、维护社会正义，是价值传播的重要手段；它在实践的过程中揭露黑暗、鞭挞丑恶、高扬正义；它在实践的意义上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需要传承的、什么是必须遏制的；它在实践的过程中使信息的传播、价值的传播集合为社会共识。记得有一位智者曾经说过：“任何工具完成了它的用途以后就不再有用，而价值观却永远召唤我们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舆论监督不是工具性的，在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中它起着重要的价值指导作用。
我们的社会需要普及正义观念，多元社会的一体化、整体化要求，依赖于正义共识的生成。多元社会一旦形成正义共识，就能凝聚民心，振奋民族精神，确立社会价值标准和审视现实社会生活的价值尺度，从而有利于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建立一元的价值导向，从而建立起多元共处的和谐社会。舆论监督是建立正义共识的有效途径。
三、舆论监督：社会正义的践行方式
社会正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理想的价值选择或价值追求，是人类社会制度建设的精神指向。当前中国社会正义的价值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它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各个群体意愿的价值取向，是当前社会正义的最高体现。但是和谐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和谐的前提。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一切所带来的必然是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应该看到的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历史不长，适应市场经济的机制还不够完善，我们的许多观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根深蒂固，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原有的计划体制产生摩擦，出现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其中有观念的摩擦与不和谐、有利益的摩擦与不和谐，如西方社会充分发扬了优秀的、积极的个人主义，同时有长期形成的相当完善的配套机制来制衡丑的、恶的个人主义。而我们一直是强调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是好的、对的，但市场经济又是鼓励个人主义的，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观念的冲突就成为一种必然。另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都表现出越来越鲜明的利益分化和矛盾。我国公民在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中缺少公平，弱势群体得不到优势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地位较低，话语权缺失，没有与强势群体博弈的能力，不能与强势群体共同享受改革的成果。相反，某些强势群体则因所处的行业、地域、职位优势占有了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优势资。体制不完善就必然为腐败留下空间、机遇和条件。某些人借改革之机，滥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协调好社会个阶层间的利益关系，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追求社会正义自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选择。
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广泛性、评价性特征。
所谓舆论监督的公开性，即在民主化的体制下，公共决策、政府管理以及社会运行状态都在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犹如古希腊的阿耳戈斯神。阿耳戈斯神有一百只眼睛，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一些睁着，即使夜间睡觉也有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舆论监督就像希腊神话里阿耳戈斯的眼睛，随时都会关注那些违背社会准则、违背人类道德原则的任何丑陋的人和事，关注社会和谐发展中一切不和谐行为。
所谓舆论监督的广泛性，是说舆论是信息传播的途径，具有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的特征，加上舆论监督是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督，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舆论的背后潜藏着、反映着社会运行方向的价值尺度，所以能够形成广泛的舆论场、代表公民意志。
所谓舆论监督的评价性，是说舆论是公众言论，舆论监督是公众对现实生活中的失衡与矛盾、公共权力的越界、腐败、违法行为等的舆论评价。舆论监督的力量就在于把违背公意、违背正义共识的言行公之于众，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产生众意沸腾的社会影响，形成强大的舆论威力，对违背正义原则的监督对象造成舆论压力，从而使评价对象（无论是权力个人还是权力组织）及时调整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社会的正义规范。
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基于现代化的民主理念。舆论监督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行的关键力量，舆论监督与舆论控制相互作用必将对一个国家的政权、制度、长治久安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舆论控制的角度来说，要营造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舆论环境，影响舆论，提供构建和谐社会强有力的舆论支持；从舆论监督的角度，要用舆论的力量监督腐败，制衡权力扩张，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利益冲突。
哈贝马斯曾经提出一个“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大众传媒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机制，它既是报道公共事物和公共政策的信息平台，又是人们自由发表对公共事物批评和评价的舆论平台。大众传媒的报道应该是公共讨论和批判的热点话题，它为公众批评与监督提供了材料，为公共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大众传媒承担着对公众利益自始至终的关注和守候的任务。虽然我们说这是哈贝马斯关于大众传媒的“理想范式”，但是，从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正义目标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确实需要建立这样的“理想范式”。事实上我国目前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形成着这样的“范式”，一方面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公民意识增强，积极参与舆论监督。“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古语来表达对媒体问责政府和党政官的支持，对舆论监督的肯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党内监督条例》，首次将舆论监督列为十种监督制度之一，条例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一要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二要自觉和主动听取来自新闻媒体的意见；三要根据舆论监督的要求，推动和改进各项工作。执政党如此主动地开展舆论监督是自我完善的有效手段，也是民主执政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建立“公共领域”的有利条件。社会正义远不仅是反腐败，它是社会发展的理想选择，需要全体公民共同参与，舆论监督是实现社会正义的践行方式。
